清晨，西嶺街道還籠罩在一層薄霧之中，錢鳳儀邁著沉穩的步伐，走在濕漉漉的石板路上。
她剛從一位鄰居那裡聽到了那句反複出現的囈語：“我沒藏，我都寄了。”那聲音輕得如同夢話，卻讓她的警覺神經瞬間緊繃起來。
她在韋某英家門外站了片刻，目光掃過門口那個半舊的火盆——火盆邊緣焦黑，內壁殘留著灰燼和未燃儘的紙屑，幾片殘破的郵戳混雜其中，紅印模糊，年份難以分辨。
她蹲下身，用鑷子夾起一片稍大的灰紙，對著光看了許久。
這並非是銷毀證據，也不是慌亂中的滅跡之舉。
這是一場有順序、有節奏的焚燒，每一張信紙都被平整地投入火焰，仿佛在完成某種交接。
她拍下照片，發給江臨風時隻寫了一句：“她在燒‘任務’，不是證據。”
江臨風是在高鐵站台收到這條消息的。
他正準備返回市局，風衣的領口被冷風吹得翻起，手機屏幕的光照在他臉上，宛如一道無聲的判決。
他盯著“燒信”二字，腦海中卻浮現出吳守業那間堆滿磁帶的小屋、牆上貼著的手繪郵路圖，還有那台老式錄音機上反複播放的雙音多頻（DTMF）信號音——那些被編碼的聲音，曾是亡者與世界最後的聯係。
他轉身改簽了車票。
兩小時後，江臨風和金小霜站在了西嶺街角的綠色郵筒前。
這個早已停用的舊郵筒鏽跡斑斑，筒口歪斜，就像一張欲言又止的嘴。
金小霜打開便攜光源，將強光手電筒伸進筒底，一束冷白色的光照進了多年積累的灰塵中。
“等等！”江臨風突然抬手說道，“那裡——有東西。”
在筒底的最深處，半張燒焦的紙角卡在金屬接縫裡，邊緣卷曲發黑，但鉛筆字跡竟奇跡般地保留了下來。
他們小心翼翼地將其取出，鋪在紙上拚接複原，半句話赫然出現在眼前：
“……他們說小滿沒死，可焊槍聲停了。”
空氣仿佛瞬間凝固了。
江臨風呼吸一滯。
楊小滿——1996年係列搶劫殺人案的第一位受害者，是一家五金店兼小賣部的老板，他以淩晨焊接貨架為生，鄰裡都知道他的焊槍一響就是一整夜。
案發當晚，他的妻子堅持稱“焊聲沒斷，不可能被殺”，卻被警方以“創傷後錯覺”駁回。
最終，由於現場沒有目擊證人、指紋模糊，案件擱置了近三十年。
而現在，這句被埋藏的證言，竟通過一個聾啞郵差的錄音帶、一段雙音多頻（DTMF）信號、一名環衛工的“代聽”，穿越層層沉默，最終以殘片的形式出現在這個廢棄的郵筒裡。
“這不是巧合。”金小霜聲音微微顫抖，“這是信息鏈的閉環。吳守業錄下了那個夜晚的聲音異常，韋某英聽懂了，但她不能說，隻能寫，又不敢寄，最後選擇燒掉——像是在替誰贖罪。”
江臨風沒有說話。
他盯著那半句話，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那個雨夜，焊槍聲戛然而止的瞬間，以及之後漫長的、無人回應的等待。
他忽然明白，韋某英燒的不是信，而是三十年來壓在心頭的“聽見卻不被相信”的負擔。
她不是隱瞞者，而是被係統剔除的“接收端”——一個聽見了真相，卻無法傳遞的信使。
他將殘片密封好送到趙婉華那裡，請求進行顯微還原和筆跡溯源。
隨後，他撥通了胡守義的電話。
“老師，我在考慮一種可能性——聲音本身能否構成間接證據鏈？”他語氣平穩，但每一個字都很謹慎，“我們有原始聲源，有編碼記錄，有接收者的轉譯行為，甚至有三十年後的殘文印證。”
電話那頭沉默了許久。
江臨風幾乎能想象到導師坐在辦公室的燈下，老花鏡滑到鼻尖，手指輕輕敲著桌麵的樣子。
終於，胡守義開口問道：“你有原始載體嗎？”
“有吳守業的試音磁帶，還有雙音多頻（DTMF）信號記錄，時間戳完整。”
又是一陣沉默。
“下個月，部裡要開‘非典型物證應用研討會’，你準備十分鐘的發言。”胡守義聲音低沉地說道，“材料我來提交。”
電話掛斷後，江臨風站在窗前，久久沒有動彈。
金小霜走過來，輕聲問道：“他沒說行不行？”
江臨風搖了搖頭，嘴角卻浮現出一絲淡淡的笑容：“但他沒說不行，就是最大的行。”
夜色漸濃，西嶺的郵筒靜靜地立在街角，宛如一座微型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