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誠急急忙忙地趕路，後麵的敵特盯梢緊隨其後。張景城拉著黃包車急匆匆趕來，“上車！”張景城喊道。
王至誠不慌不忙地上了車，“要沉著，平時怎樣走就怎樣走，彆讓敵特看出破綻。”
張景城也算是有經驗的黃包車司機，他知道盯梢的並非敵特，而是自己的戰友，意在暗中保護王至誠此次出行。
張景城說：“其實在上海有很多工作崗位，比如報社、圖書館、書畫社等等。即使非要當個大學教授，也未必非要進上海大學不可。”
王至誠聽後不悅，立刻喊道：“停車！”臉色陰沉，目光犀利地盯著張景城的後背，“你到底在說什麼？居然敢質疑我的決定！”他的聲音低沉，卻透著一股強烈的壓迫感。
張景城急忙將車停下，強自鎮定地解釋道：“現在進上海大學的風險太大，我們需要更周全的準備。”他心裡明白，王至誠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王至誠冷哼一聲，深吸一口氣，努力壓下心中的憤懣。“我知道你是為我好，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上海，猶豫就是失敗。我們必須果斷出擊！”他眼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雖然壓力巨大，但他絕不會退縮。
張景城無奈地說：“要不是靖堯姐的吩咐，我才不願在大雨中拉你呢。”
王至誠堅定地告訴他：“我就認準上海大學了。能幫忙就幫，不能幫我就步行去！”說著就要跳車。
“彆！彆！要是姐知道你在雨中步行前往，還不心疼啊！”張景城急忙勸阻。
“知道還不快走？”王至誠焦急而不耐煩地喊道。
張景城快步行駛了一段路，抹去脖子上的汗水，緩緩說道：“靖堯姐認識黃埔學校一個叫陳庶康的青年，他和上海大學的瞿秋白、震旦公學的邵力子關係不錯，我們不妨先找到陳庶康，再找於右任。”
王至誠說：“你說的是陳賡吧，湘潭人，曾投筆從軍。我當時在北京美專學習時，還給他寫過信呢。”
陳賡，原名陳庶康，1903年2月27日出生於湘潭，出身將門，祖父是湘軍將領。他曾參與討伐吳佩孚、驅逐張敬堯和趙恒惕的“護法”之役，以及湘鄂戰役。之後，他從嶽陽脫離軍隊到長沙，參與‘青年救國會’等群眾團體，積極從事反帝愛國活動。1923年，他先後參加湘潭“27”慘案罷工和示威，並擔任湘潭外交後援會執行委員，因參與反日鬥爭而負傷。
張景城心中隱憂，陳賡與陳庶康是否為同一人，這是黨的機密，王至誠現在仍在考察期間，萬不得已不能告訴他。張景城一邊思索，一邊拉車。
沒想到，王至誠對陳賡的了解顯然不止這些，他說：“當初在北京時，我並不知道陳賡在1922年就已加入共字號，還不了解他的軍事天才。”
陳賡早在1924年5月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1期，期間參加了平定商團的戰鬥。畢業後，他先後參與了平定楊、劉叛亂的戰役，抗擊英法帝國主義製造的‘沙基慘案’以及省港大罷工。
王至誠接著說道：“1925年8月2日國字號左翼派廖仲愷被暗殺，陳賡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積極參與追查和捉拿凶手。同年10月，又參與第2次東征戰役討伐陳炯明……”
張景城被王至誠的知識震驚，突然將黃包車停下。此時，剛好有一個年輕人從路邊的報刊亭走過來，他的身高和相貌在曆史資料中並沒有詳細記錄，王至誠並不知道眼前的正是陳賡。
“請問您是陳賡嗎？”王至誠問。
“敝人，王庸。”年輕人說著便在王至誠的空位上坐下。
張景城將王至誠和王庸拉到報刊亭附近的一棵梧桐樹下，既方便張景城望風，也便於王庸與王至誠交談。
二人聊了一會兒，王至誠向王庸提到蔣司令繼製造“中山艦事件”後，陳賡對“黨務整理案”非常反對，並聲明脫離國字號，誓師北伐。去年9月，陳賡與顧順章被中央派往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群眾武裝暴動的經驗。
王庸順水推舟地說：“所以，陳賡從蘇聯來電，讓我對王至誠考察一番啊！”
王至誠說：“據說陳賡和顧順章於今年2月已經回國，並來到了上海。”
王庸回答：“非常遺憾，1927年3月前往武漢，任北伐軍第2方麵軍特務營營長。”
王至誠說：“不管你是不是陳賡，即便你是陳賡派來的，也希望您能幫助我，早日見到於右任，我早一日進上海大學。同時建議在上海大學籌建景星學社分社，成立《蘭亭序》暨王羲之研究會。”
到這個時候，王至誠不再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他說：“因為它是共字號的‘革命的搖籃’！”
王至誠說得一點不錯：上海大學一度被學生們自嘲為一所簡陋的“弄堂大學”，但它又是一所共字號活動的“革命搖籃”。像瞿秋白、鄧中夏、陳望道等都曾在此任教，影響並培養了像陽翰笙這樣的革命青年，以及李士群一個沒有背景的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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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王庸突然喊住，“但我希望你如果能進入上海大學，不要再提共字號。一旦誰動搖了信念，或者無意中泄露了秘密，必然給上海大學或共字號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此時，馬達轟鳴，一輛汽車如同穿梭一般，快速從張景城的黃包車旁駛過。馬達的轟鳴聲如同雷鳴般回響在耳際，車輪飛快劃過雨水，速度快得令人無法追趕。
但王至誠還是看到了車上扶著欄杆站著的人，他歪著腦袋，流著臟水，憨笑著……他倆正是黎明飛針刺傷的蒙麵人。
“上海的複雜性遠比日本和北京要殘酷。”王庸說，“為了上海大學，為了於右任和共字號，還有那些不被承認學籍和學曆的人，也為了你自己，希望另謀高就吧。”
王至誠問：“你說我能到哪兒？找誰？”
王庸說：“一個與日本小姐關係密切的人，這位小姐的養父是日本的特務頭子川島流速。在上海，誰又敢接納你？”
王至誠堅定地說：“我知道前麵的上海大學麵臨許多困難，甚至被關停，一些人甚至被逮捕入獄。但我相信，越是艱險越向前，方顯男子漢本色！”
王庸勸道：“你這樣的不能忍耐，容易激動，彆說在上海大學，誰敢收留你？”
王至誠苦笑：“偌大一個上海就沒有我插針之地嗎？”
“不是沒有，”王庸說道，“還需從一個黃包車師傅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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