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雲密布，空氣中彌漫著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氣息。張景城的馬車終於脫離北洋騎兵，把王至誠、馬一浮安全地送到北京東城東堂子胡同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故居為三進四合院格局，坐北朝南。這裡是1917年至1920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租賃的住所。王至誠在北平美專讀書的時候，曾來過這裡。
這裡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之一。起初蔡元培曾在這裡生活和工作，後來很少過來。現在記不清是哪一座房子了。
正在為難的時候，一位姑娘打著雨傘站在巷子口，像是等一個人似的。王至誠走了過去，問道：“這位姑娘，到蔡元培府上怎麼走？”
“是王先生！我是田園啊！”田園驚喜地說道：“傍晚的時候，靖堯姐就打來電話，說你可能到蔡府來。就一直等。”
王至誠激動地說不出話來，停頓片刻，笑道：“我也沒想到在這裡遇上田園。走，帶我們去。”
田園在前麵帶路，王至誠、馬一浮跟在後麵。
馬一浮指著房子說：“前麵不遠處就是蔡府。”
馬一浮對王至誠講述：“蔡兄從法國回國的第二年就出任北大校長，在考慮文科學長的人選時，再一次想到了我。1917年，他委托一位通曉多種文字的朋友蘇曼殊來找我，可當時我隱居在杭州，苦讀《四庫全書》，所以婉拒了他的邀請。”
“蔡先生雖然已經離開北大去了南京，但依舊關心北大的發展，經常參加在北大舉辦的教學活動，也不時回這裡住上一些日子。”田園邊說邊打開房門，帶著王至誠走了進去。
馬一浮說：“國學北上講學團是章太炎和蔡元培共同倡議的，為了活動方便和安全，我想蔡兄應該近兩天回來住。”
房間寬敞明亮，依然保留著當年的樣子。
馬一浮說道：“這裡可以說是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第二活動場所。”
王至誠走向一個檔案櫃，翻閱到一份名為《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組織大綱》的文件，認真閱讀後說道：“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於1918年創辦，內設文、史、哲等學科的培養與研究。”
馬一浮點頭：“在1921年底，北京大學評議會第三次會議上公布了這個‘大綱’，決定改組文科研究所，設置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實際上隻設國學門，蔡元培校長兼任所長。”
“我原以為國學門主要研究書法和國畫，沒想到它與文物研究也有密切關係。”王至誠疑惑地問。
“至誠說得不錯。”馬一浮回答，“當時受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書法和國畫的國學研究還不夠成熟。1923年成立的古跡古物調查會，後來轉為考古學會，標誌著國學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那麼，有哪些專家可能會參加這次的國學講學團呢？”王至誠繼續追問。
“馬衡、沈兼士、莊嚴、濱田耕作、原田淑人。”馬一浮列出了幾位考古學領域的重要人物。
“前麵的三位是考古學專家，後兩位好像是日本人。”王至誠說道。
“是的，濱田耕作和原田淑人都是東方考古協會的骨乾。”馬一浮解釋道，“他們與北京大學師生共同組成了‘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與日本東亞考古學會聯合開展考古研究。”
王至誠心中暗想，蔡元培與蔣夢麟並不推崇儒學，但卻能積極參與考古學的研究，甚至騰出自己的租屋作為國學活動的第二場所。他心裡對蔡元培的思考充滿疑慮：“我想，這次國學活動，蔡先生不會告訴國字號右翼派吧？”
馬一浮覺得王至誠的疑問有些可笑，思考片刻，緩緩說道：“憑蔡兄一貫遵循的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以及他的溫良，絕對不會出賣自己的人。放心吧！”
王至誠凝視著牆上蔡元培的書法，心中更增敬佩：“看得出蔡先生的書法植根於鐘王諸帖，真是令人歎服。”
“蔡元培也喜好書聖《蘭亭序》，臨摹得最多。”馬一浮提到蔡元培的愛好，“蔡聽說你爺爺王懷蘭是《蘭亭序》的臨摹高手和收藏家。和我曾邀請他前來，一麵探討國學，一麵討教書法，但杳無音信。”
王至誠長歎一聲：“很遺憾，爺爺遭遇了劫難。”
“跟我來－－”田園走了過來，熱情地邀請。
二人跟著田園急匆匆地走進北房，田園打開中間的門鎖，準備找出《蘭亭序》的摹本讓王至誠鑒賞。就在田園打開的時候，突如其來的危險襲來。書櫥旁布簾後麵伸出一個黑洞洞的槍口。
王至誠抓住馬一浮的手，急中生智地說：“田園，既然蔡先生不在，我還是回您那兒吧。”
田園感到突然，正要關門，王至誠竄到田園的前麵，迅速把書櫥的門打開，冰淩的槍口指向自己的胸膛，王至誠一看：竟然是川島美子。
川島美子冷冷地說道：“請把國學大師的花名冊交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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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麼花名冊？我們就是拜見蔡元培校長商討辦畫展的事！”馬一浮走過來解釋，希望能平息事態。
“一年前，在東北帝國大學附近，小木屋主人把《蘭亭檔案》送給你，你帶回了中國。”川島美子瞥了他們一眼，傲慢地說道，“這是一份文化救國和反文化侵略的實施方案，今天，你們要籌辦的國學院和北上國學講師團，都是方案中任務之一。”
“不過畫展的名冊而已，過去組織中日聯合繪畫展，今日在準備全國書畫展。”王至誠鎮靜地回答，“你來的時候，應該看到走廊上的書法作品吧，那是馬先生贈送蔡校長的書法，馬先生可是書畫界的泰鬥。”
川島美子冷笑一聲：“辦畫展，張大千和齊白石皆國畫大師，傅抱石新山水畫家，陳少梅唐寅以後第一人，徐悲鴻和劉海粟皆美術教育家。辦中國畫展不能少了書法展，民國有四家：譚延闓、胡漢民、吳稚暉、於右任。請問既不見他們的人，又不見他們的書畫作品，辦什麼畫展？”
馬一浮回應：“就是舉辦全國畫展，邀約全國書畫名流，可惜路途遙遠，暫不能到達。”
王至誠毫不退讓：“北京大學有個沈尹默，講授中國曆史、國文課程。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於1918年先後成立‘書法研究會’和‘畫法研究會’，分彆由沈尹默、徐悲鴻擔任會長。辦全國畫展，有疑問嗎？”
“請不要把日本人當傻子忽悠。”川島美子冷冷地說，“這裡是蔡元培常住的地方，你們在等他開展國學活動。”
王至誠說道：“我們就是商討辦書畫展。信不信由你？”
川島美子說：“據說，蔡元培是教育家，怎麼會參加書畫展。依我看，你們在舉辦一個國學北上講師團吧。對不對？而你在替你的爺爺，想創辦國學院。是不是？”
“太無知。”王至誠毫不畏懼地笑道，“蔡元培不在北大，遠離了北京。再說此人自新文化運動就要打倒孔家店；我在曲阜的時候，在處理曲阜林廟案時，他反對尊孔。我們怎麼會讓此人參加？”
這個緊張的局麵讓空氣都變得凝重起來，王至誠與馬一浮的心中都明白，眼前的危機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安危，更是文化傳承與思想自由的重大考驗。他們知道，這一場鬥爭，關乎的不僅是國學的未來，更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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