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誠按照黃慕蘭提供的照片和地址，順利拜見了昔日“熟悉”的人－－潘文鬱。
潘文鬱把王至誠帶到上海飯店附近的一家小餐館，簡單要了點酒菜，二人一邊飲酒，一邊聊起時局。
原來，1931年白色恐怖持續籠罩著中國大地。王明開始反對李立三，因為潘文鬱和李立三的舊交，亦受到連累和打擊，不久將被調離中央，從上海調到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一麵擔任宣傳乾事，一麵做地下聯絡工作。臨彆之前，潘文鬱希望把王至誠推薦給魯迅先生。因為，潘文鬱早在1929年底曾和魯迅先生籌建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王至誠和潘文鬱重點交流以下三件大事：
第一，5月，毛先生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麵軍進行第二次反“圍剿”
第二，中原大戰勝利後，蔣司令在設想召開國民會議製定訓政時期的“約法”，並選舉總統，並幽禁胡漢民，在文化界、社會輿論界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汪精衛、林森發表文章，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釋放胡漢民，要求蔣司令下野。
這時，汪精衛已經曆“四起四落”的榮辱與共，與前四次更為老練。利用胡漢民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即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廣州國民政府，是反蔣勢力的大集合。這一幕鬨劇確實厲害，廣州作為國民政府的起源地，能得到當地和南洋財閥的支持。蔣司令儘管很生氣，卻選擇了息事寧人，就讓汪精衛蹦躂吧，他要全力在江西“剿匪”。隻要拿下江西，順勢平息了廣東。派彆之多，矛盾之複雜，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在孫中山逝世後，胡漢民和汪精衛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曾到上海胡漢民府上登門求見，被胡漢民拒之門外。然而廣州國民政府的建立，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汪精衛發現他和胡漢民重新合作的機會，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過去和胡先生不和，上了蔣司令的當。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今日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第三，要借非常國會的反蔣形勢，發揮左聯的宣傳作用，已經與馮雪峰取得聯係，讓王至誠儘快和魯迅見麵，商討下一步的工作。
魯迅與馮雪峰親如兄弟，於4月兩家在拉摩斯公寓合影，還一起編訂了《前哨》創刊號。為抗議國字號反動派殺害“左聯”五烈士之暴行，魯迅與馮雪峰又一起編印《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魯迅不僅是文學家，而且是美術家，是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刊物上的“前哨”兩字就是由魯迅題寫後刻在木板上，再印到書上的空白處。
另外，特彆強調了國際上的一件消息：1931年5月，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在駒澤高爾夫球場與闊彆十年的政友會前乾事長森恪重逢，客廳裡日益出現皇道派少壯軍官和軍部外圍的右翼組織，牽線搭橋的就是森恪。森恪早已不是政黨主義者，他對近衛文麿說：“世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若不改變諸如政黨、貴族院之類的狹隘思想，將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近衛文麿受森恪談話的刺激，為了把主要精力轉入所謂的世界新潮流的法西斯運動中，不再擔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第五任院長和東亞同文會副會長職務，建議由眾議員大內暢三擔任升格後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首任校長一職。
潘文鬱就此彆國，坐上去北方的火車，前往北京出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當宣傳乾事，這才有了潘文鬱落難北京的遭遇。
王至誠和潘文鬱正談論的時局，突然響起輕微的敲門聲，王至誠要起，潘文鬱主動去開門，果然是馮雪峰進來了。
三人喝了半杯，潘文鬱把王至誠推薦給馮雪峰。馮雪峰希望魯迅幫助一下上海的特派書記陳獨秀。
托派，在托洛茨基的幫助下於1931年5月1～3日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建立統一的托派組織。主要代表人物為陳獨秀、劉仁靜、彭述之等。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主張：一是認為中國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社會。大革命失敗後，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統治，帝國主義的商品經濟已深入農村，封建勢力成為“殘餘的殘餘”，由此否定共字號提出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二認為中國革命麵臨的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字號主張的中國革命必須經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而後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是機械的階段論。三認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已進入穩定期，革命進入低潮，他們反對盲動的激進機會主義。
陳獨秀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成立統一的“中國共字號左派反對派”書記。
早在1929年12月，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誌書》，並聯合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效果不大。現在這個“反對派”的主張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加之內部派係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統一組織很快陷於分裂和癱瘓，沒有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當後來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等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口號時，陳獨秀開始與其格格不入，到最後終於與之分道揚鑣，成為一個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人。
王學文、潘文鬱等撰寫文章批判了“托派”對中國社會性質的錯誤觀點，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積極團結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堅守陣地，配合魯迅、馮雪峰等左聯領袖同中國國字號的文化“圍剿”作堅決地鬥爭。
王至誠為難地說：“可以和魯迅見麵，謝謝您的安排，但不牽扯任何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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