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八年公元247年，丁卯年）
春天正月，吳國的全琮去世了。
二月，發生了日食。
當時，尚書何晏這幫人緊挨著曹爽，組成小團夥，還特彆愛改動國家的規章製度。太尉蔣濟就上奏章說：“以前大舜幫忙治理國家，就提醒大家彆搞小圈子；周公輔佐朝政的時候，對結交朋黨這事兒也特彆謹慎。國家的法度，那得是超厲害的天才，才能製定並傳下去，哪是一般小官能隨便改的呀！改了對治理國家沒啥好處，還淨傷害老百姓。應該讓文武大臣們各乾各的本職工作，保持清正廉潔，這樣才能感召來祥瑞，國家和和氣氣的！”
吳王下令把武昌宮的材料和瓦片挪去修建業宮。有關部門上奏說：“武昌宮都二十八年了，材料恐怕用不了了，應該讓各地再去砍伐木材運來。”吳王說：“大禹就覺得宮殿低點、樸素點挺好。現在打仗還沒結束呢，到處都在收稅，如果再去砍樹運材料，就耽誤老百姓種地養蠶了。把武昌宮的材料瓦片搬過去能用就行。”於是就搬到南宮住。到了三月，開始改建太初宮，還讓將領們和各州郡都義務幫忙乾活。
大將軍曹爽聽了何晏、鄧颺、丁謐的主意，把太後趕到永寧宮，自己獨攬朝政，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黨羽，還老是改動製度。太傅司馬懿想管也管不了，就和曹爽產生矛盾了。五月，司馬懿開始裝病，不再參與政事。
吳國的丞相步騭也去世了。
魏國皇帝喜歡跟一些沒什麼正形的小嘍囉混在一起，在後花園遊玩設宴。秋天七月，尚書何晏上奏說：“從今往後，皇上到式乾殿或者去後花園，都應該帶上大臣，問問政事，講講經義，給後世立個好規矩。”冬天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上奏說：“如今天下已經太平，陛下可以彆在後花園騎馬玩了，出門就坐輦車或者乘車，這是天下人的福氣，也是我們做臣子的心願。”但皇帝根本不聽他們的。
吳王在建業召集了好多人，還放話說要去攻打魏國。揚州刺史諸葛誕讓安豐太守王基分析分析這事兒。王基說：“現在陸遜這些人都死了，孫權也老了，國內沒有厲害的繼承人，朝中也沒有能出主意的主心骨。孫權自己帶兵出去吧，又怕國內突然出亂子，就像癰疽潰爛一樣；派將領出去吧，老將都沒了，新將又不太靠譜。他這也就是想擴充點勢力，保護自己罷了。”後來吳國果然沒出兵。
這一年，雍州、涼州的羌胡背叛魏國，投降蜀漢。蜀漢的薑維就帶兵到隴右接應，和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在洮西打起來了。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人帶著部落投降了薑維，薑維就把他們遷到蜀漢。郭淮去攻打羌胡的殘餘勢力，都給平定了。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戊辰年）
春天二月，中書令孫資，在癸巳日，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日，司徒衛臻，都辭職了，拿著侯爵的待遇回家，還享受特進的地位。
夏天四月，朝廷讓司空高柔當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當司空。徐邈感歎說：“三公是討論治國大道的官職，沒合適的人就空著唄，哪能讓我這又老又病的人占著位置，丟人現眼呢！”於是堅決推辭不接受。
五月，蜀漢的費禕出兵駐紮在漢中。從蔣琬到費禕，雖然人在外麵，但獎賞、刑罰這些事兒，都先遠程向朝廷請示決定，然後才執行。費禕這人性格謙虛樸素，治國的名聲和蔣琬差不多。
秋天九月，讓車騎將軍王淩當司空。
陪陵的少數民族造反，蜀漢車騎將軍鄧芝出兵把他們平定了。
大將軍曹爽，那叫一個驕奢無度，吃的穿的，都跟皇帝差不多；皇宮裡的那些珍貴玩意兒，他家到處都是；還偷偷把先帝的才人弄來當歌舞伎。他挖了個地下室，四周裝修得花裡胡哨，還經常和他那幫狐朋狗友何晏等人在裡麵喝酒作樂。他弟弟曹羲特彆擔心，哭著勸了他好幾次，讓他彆這樣，曹爽根本不聽。曹爽兄弟還老一起出去玩，司農沛國的桓範就說：“你們掌管著國家大事，又握著禁軍，不能一起出去啊。要是有人把城門關上，誰還能進去救你們？”曹爽說：“誰敢這麼乾啊！”
以前，清河和平原為了邊界的事兒，爭了八年都沒結果。冀州刺史孫禮就請求用天府收藏的烈祖封平原王時的地圖來解決。曹爽聽了清河那邊的說法，說地圖不能用。孫禮就上奏章給自己辯解，言辭還挺強硬。曹爽氣壞了，就彈劾孫禮，說他心懷不滿，判了他五年刑。過了好久，孫禮又當上並州刺史，去見太傅司馬懿，一臉氣呼呼的，也不說話。司馬懿就問：“你是覺得並州地盤小，還是因為邊界劃分的事兒不高興啊？”孫禮說：“您這說的啥話呀！我雖然沒啥大德行，但還不至於為了官位和以前的事兒生氣。我本來覺得您能跟伊尹、呂尚一樣厲害，輔佐魏國，報答明帝的托付，建立萬世功勳。現在國家都快危險了，天下亂糟糟的，這才是我不高興的原因！”說著說著就哭得稀裡嘩啦。司馬懿說：“先彆說了，有些事兒忍不住也得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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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河南尹李勝要去當荊州刺史，去跟太傅司馬懿告彆。司馬懿讓兩個婢女伺候著，拿衣服的時候，衣服都掉地上了；指著嘴說口渴，婢女端來粥，司馬懿也不拿杯子，直接喝，粥都流到胸口上了。李勝說：“大家都以為您是舊病複發，沒想到您身體這麼差了！”司馬懿有氣無力地說：“我老了，又生病，估計活不了多久了。你要去並州，並州靠近胡人，得小心防備啊！恐怕咱倆以後見不著了，我把兒子司馬師、司馬昭托付給你。”李勝說：“我是回荊州，不是去並州。”司馬懿就假裝聽錯了，說：“你剛到並州啊？”李勝又說：“我是要去荊州。”司馬懿說：“我老糊塗了，聽不懂你說啥。你現在回荊州，正是大展身手的時候，好好建立功勳啊！”李勝回去後，就告訴曹爽說：“司馬公就剩一口氣了，感覺魂兒都快沒了，不用擔心他了。”過了幾天，又對著曹爽他們哭著說：“太傅這病好不了了，太讓人傷心了！”所以曹爽他們就不再防備司馬懿了。
何晏聽說平原的管輅精通算卦這些術數，就請他來見麵。十二月丙戌日，管輅去見何晏，何晏就跟他討論《易經》。當時鄧颺也在，就問管輅：“你自己說精通《易經》，但你說話咋都不涉及《易經》裡的辭義呢？”管輅說：“真正精通《易經》的人，是不會老把《易經》掛在嘴邊的。”何晏笑著稱讚說：“這話說得真是簡潔明了！”然後又對管輅說：“你給我算一卦，看看我能不能當到三公？”又問：“我老夢見幾十隻青蠅飛到我鼻子上，趕都趕不走，這是咋回事？”管輅說：“以前元、凱輔佐舜，周公輔佐周，都是靠和氣、仁愛、謙虛、恭敬，才享受很多福氣，這可不是算卦能算出來的。現在您地位高、權勢重，但感激您德行的人少，怕您威風的人多，這可不是小心求福的辦法啊。而且，鼻子就像天中的山，‘高而不危險，才能長守富貴’。現在青蠅又臭又惡心，卻飛到你鼻子上，地位高的人容易摔跟頭，輕狂傲慢的人容易滅亡，您可得好好想想啊！希望您能多做好事，少做壞事，不合禮的事兒彆乾，這樣就能當三公，青蠅也能趕走了。”鄧颺說：“你這就是老生常談。”管輅說：“老生能看到彆人看不到的，常談能談到彆人談不到的。”管輅回到家，就把這些事兒都告訴了他舅舅。舅舅怪他說話太直接，管輅說：“跟快死的人說話，有啥可怕的！”舅舅氣壞了，覺得管輅瘋了。
吳國交趾、九真的少數民族造反，把城邑都占了，交州這邊亂成一團。吳王讓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當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陸胤到了交州，用恩情和信用感化他們，投降的有五萬多家，交州又恢複太平了。
太傅司馬懿暗地裡和他兒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司馬昭商量著要收拾曹爽。
評論
正始八年至九年公元247至公元248年）是三國中後期的關鍵轉折期。這一階段，曹魏內部權力鬥爭白熱化，蜀漢與東吳各自麵臨戰略調整，看似平靜的政局下暗藏著決定三國走向的深層變革。透過史冊記載的點滴事件，可窺見三國格局演變的曆史邏輯。
曹魏政局：權力失衡與危機潛伏
曹魏政權在這兩年呈現出明顯的權力結構異化趨勢。曹爽集團在正始八年全麵掌控朝政，通過“遷太後於永寧宮”“屢改製度”“多樹親黨”等手段強化集權，其改革舉措卻引發了朝野爭議。太尉蔣濟上疏直指何晏等人“變改法度”的危害，強調“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實質反映了曹魏官僚體係對激進改革的抵觸——此時的製度變動已超越政策調整範疇，淪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曹爽集團的致命失誤在於權力擴張與治理能力的失衡。正始九年記載其“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私取先帝才人”等行為，暴露了掌權者對禮法底線的突破；而兄弟同出、忽視桓範“閉城門”的警告，則顯示其政治警惕性的缺失。這種“驕縱”與“輕疏”的雙重特質，為司馬懿的反擊埋下伏筆。
司馬懿的“稱疾不與政事”是政治謀略的經典演繹。從正始八年五月“始稱疾”到九年李勝探病時的“屍居餘氣”表演，司馬懿通過示弱麻痹對手，同時完成“陰與其子師、昭謀誅曹爽”的布局。這種隱忍與算計，與曹爽集團的張揚形成鮮明對比，揭示了魏晉之際權力鬥爭中“示弱即強”的生存法則。
吳蜀動向：戰略收縮與內部調整
東吳在孫權晚年進入戰略保守期。正始八年“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的決策，既體現孫權“以卑宮為美”的務實傾向，也反映其“軍事未已，妨損農桑”的現實考量。而“揚聲欲入寇”卻最終“果不出”的行為，被王基精準預判為“補?支黨，還自保護”，揭示了東吳此時“內無賢嗣，中無謀主”的困境——陸遜等名將凋零後，孫權已無力支撐大規模對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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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九年陸胤平定交趾、九真叛亂，則展現了東吳邊疆治理的成熟經驗。通過“喻以恩信”實現“降者五萬餘家”，比單純軍事鎮壓更具長遠成效，這一策略延續了東吳“以恩信撫蠻夷”的傳統智慧，為其維持南方穩定提供了保障。
蜀漢的北伐戰略麵臨轉型。薑維在正始八年“出隴右以應羌胡叛降”，與郭淮、夏侯霸戰於洮西，雖取得“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的成果，但未能實現實質性突破。這標誌著諸葛亮死後蜀漢北伐從“以攻為守”向“聯合羌胡”的策略調整，卻也暴露了其“客場作戰、後勤難繼”的固有局限。而費禕“出屯漢中”仍“慶賞威刑遙先谘斷”，則延續了蜀漢“外鎮大將與中樞協同”的權力模式。
社會思潮與曆史啟示
這段曆史中，禮法與權力的博弈貫穿始終。何晏建議皇帝“從大臣詢謀政事”、孔乂勸諫“絕後園習騎乘馬”，本質是試圖以禮法約束君權；而曹爽集團“屢改製度”“私取先帝才人”的行為，則是對禮法秩序的破壞。管輅對何晏“畏威者眾，懷德者鮮”的警示，更直指權力合法性的核心——威權需以德性為根基，否則“位峻者顛，輕豪者亡”。
從曆史影響看，這兩年是高平陵之變的前奏。曹爽集團的改革失序、司馬懿的隱忍布局、朝野對現狀的不滿，共同構成了權力重構的土壤。何晏、鄧颺等“浮華派”與司馬懿代表的“禮法派”衝突，表麵是權力鬥爭，深層是曹魏政權“寒門與士族”“改革與保守”的路線之爭。這場鬥爭的結果，不僅改變了曹魏的權力格局，更奠定了西晉“士族政治”的基礎。
三國中後期的這段曆史揭示了一個永恒規律：政權穩定取決於權力平衡與治理效能。曹爽的失敗不在於改革本身，而在於改革脫離實際且淪為私器；司馬懿的成功不僅在於謀略，更在於其代表了維護秩序的訴求。吳蜀的收縮則表明，國力強弱最終取決於內部治理水平，而非軍事虛張。這些曆史經驗，對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運作邏輯具有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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