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紀七，從公元246年丙寅年）到公元252年壬申年），共七年。
正始七年公元246年，丙寅年）
春天二月，吳國車騎將軍朱然跑去柤中那地兒搞事兒，殺了不少人，搶了一堆東西，然後拍拍屁股走人了。
咱這邊幽州刺史毋丘儉，因為高句驪的國王位宮老是犯渾，搞侵犯背叛的事兒，就帶著各路大軍去收拾他。位宮被打得屁滾尿流，撒丫子跑了。毋丘儉直接把丸都給屠了，殺的、抓的有好幾千。高句驪有個大臣叫來，老勸位宮彆瞎搞，位宮根本不聽。得來就歎氣說：“這地兒馬上就得長滿野草啦。”然後絕食死了。毋丘儉知道後，就讓軍隊彆去動得來的墓，也彆砍他家樹，抓到位宮的老婆孩子，都給放了。位宮就帶著老婆孩子灰溜溜地逃命去了，毋丘儉也帶兵回去了。
可沒過多久，毋丘儉又去揍位宮，位宮直接跑到買溝。毋丘儉派玄菟太守王頎去追，追了一千多裡地，一直到肅慎氏南邊邊界，還刻了個石碑記錄自己的功勞，這才回來。這一趟下來，殺的、抓的加起來有八千多人。最後大家論功行賞，封侯的有一百多人呢。
到了秋天九月，吳國這邊大搞人事變動。吳王讓驃騎將軍步騭當丞相，車騎將軍朱然做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當右大司馬。還把荊州分成兩部分：讓鎮南將軍呂岱當上大將軍，管右邊這攤兒，從武昌西邊到蒲圻；讓威北將軍諸葛恪當大將軍，管左邊那片兒，代替陸遜鎮守武昌。
蜀漢這邊搞了個大赦，結果大司農河南人孟光當著大夥的麵就懟費禕，說：“大赦這玩意兒，就像瘸腿兒的，太平盛世可不興這個。隻有國家實在沒轍，窮途末路了，不得已才能偶爾用一下。現在咱皇上又仁又賢，大臣們也都挺靠譜，哪有啥火燒眉毛的急事兒，老搞這種特殊照顧，這不就是慣著那些壞蛋嘛！”費禕隻能尷尬賠笑，一臉不自在。
想當初，丞相諸葛亮在世的時候，就有人跟他說要珍惜大赦機會，諸葛亮就回：“治理國家得靠大德行，不是靠小恩小惠，所以匡衡、吳漢都不讚成大赦。先帝也說過：‘我跟陳元方、鄭康成他們交流，他們把治亂的道理說得透透的，可從來沒提過大赦這事兒。像劉景升、季玉父子，年年搞大赦，對治理國家有啥用！’”所以蜀國人都覺得諸葛亮牛掰，也知道費禕比不上他。
陳壽也評價說：諸葛亮治理國家，老打仗但不亂搞大赦，這多厲害呀！
吳國那邊，大家覺得大錢用著不順手，就不用了。
蜀漢這邊，皇上讓涼州刺史薑維當衛將軍，和大將軍費禕一起管尚書台的事兒。汶山平康的少數民族造反，薑維出兵給平定了。
蜀漢皇上還老喜歡出去溜達，看看風景，聽聽歌，享受享受。太子家令巴西人譙周就上疏勸他說：“以前王莽掛了之後，各路豪傑都起來搶皇位。那些有本事的人，選跟誰混，可不是看誰地盤大，而是看誰德行好。那時候更始、公孫述他們地盤都挺大，但都隻知道自己享受，懶得做好事。世祖剛到河北的時候，馮異就勸他：‘得乾彆人乾不了的事兒。’於是世祖就專心處理冤案，提倡節儉，河北的老百姓都誇他，名聲傳得老遠。這時候鄧禹從南陽跑來追隨他，吳漢、寇恂之前都不認識世祖，也起兵來幫忙。其他那些人一聽世祖這麼牛，都像邳肜、耿純、劉植他們一樣，有的帶著病，有的抬著棺材，拖家帶口地來投奔，數都數不過來。所以世祖才能從弱變強，成就帝業。後來在洛陽，世祖有次想出去溜達溜達，銚期一勸，馬上就回宮了。潁川有人造反，寇恂請世祖親自去平叛，世祖一聽，馬上就出發。所以說，不是啥急事兒，想出去溜達都不敢；遇到急事兒，想圖安逸都不行。當皇帝的就得這麼積極做好事！所以《傳》裡說：‘老百姓不會無緣無故跟著你’，得先有德行啊。現在咱蜀漢正倒黴呢，天下三分，正是那些厲害的人盼著出明主的時候。我希望皇上能再乾乾彆人乾不了的事兒，彆讓大家失望。而且祭祀宗廟，是為了帶著老百姓尊敬皇上，現在四季祭祀有時候皇上都不去，卻老往園林跑。我這人笨，但我自己都覺得不安心。身上擔著責任的人，哪有心思整天樂嗬。先帝的誌向還沒實現呢，房子都還沒蓋好，可不是樂嗬的時候啊。希望皇上能少養點樂官，精簡後宮，那些新蓋的玩意兒，就彆弄了，就好好維護先帝留下的東西，給子孫做個節儉的榜樣。”但皇上根本不聽。
評論
正始七年公元246年）的曆史記載，如同一幅濃縮的三國中後期畫卷，在軍事衝突、政治架構調整與治國理念碰撞中，清晰展現了魏、蜀、吳三方勢力的發展軌跡與深層矛盾。這一年的諸多事件，不僅是權力博弈的具象化呈現，更暗藏著決定三國走向的曆史密碼。
軍事行動始終是三國時代的主旋律，而這一年的戰事尤為凸顯戰略縱深的拓展與人性光輝的閃現。吳國車騎將軍朱然對柤中的突襲，雖斬獲數千人，卻更像是一場缺乏戰略目標的騷擾戰，暴露了東吳在荊州方向的戰略迷茫。相比之下，魏國幽州刺史毋丘儉對高句驪的討伐，則展現出成熟的軍事謀略與政治智慧。毋丘儉兩度出征，不僅大破高句驪王位居，更遣將追擊至肅慎氏南界，創下"過沃沮千有餘裡"的遠征紀錄，刻石紀功的舉措既彰顯了中原王朝的威懾力，也成為東亞古代軍事史上的重要篇章。尤為可貴的是，毋丘儉在殘酷的戰爭中保留了對忠義者的尊重——對勸諫君主不成而死的高句驪大臣得來，下令"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這種將軍事打擊與道德感召相結合的策略，比單純的武力征服更具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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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架構的調整往往折射出權力格局的深層變化。吳國在這一年進行了重大的軍政改組：任命步騭為丞相，朱然、全琮分任左右大司馬，更將荊州劃分為東西兩部，由呂岱與諸葛恪分彆統領。這一係列安排看似常規，實則暗藏孫權對荊州控製權的重新布局——用呂岱鎮守西部、諸葛恪坐鎮武昌，既延續了對荊州的重視，也試圖通過分權製衡防止出現陸遜式的權臣。這種精心設計的權力結構，雖暫時維持了穩定，卻也埋下了日後派係鬥爭的隱患。
治國理念的碰撞在這一年達到了高潮，尤以蜀漢內部的爭論最為引人深思。當蜀漢宣布大赦時，大司農孟光當眾斥責大將軍費禕的場景，成為展現兩種治國思想交鋒的經典畫麵。孟光尖銳指出"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直擊大赦製度的本質缺陷——這種看似仁慈的政策，實則是對奸惡的縱容，對良民的不公。這一觀點並非孟光獨創，而是延續了諸葛亮的治國理念。史料明確記載，諸葛亮執政時便堅持"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對頻繁大赦，認為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的教訓極為深刻。費禕麵對指責"但顧謝，踧踖而已"的反應，不僅暴露了其執政能力的不足，更標誌著蜀漢治國理念從"嚴刑峻法、以德輔之"向"寬縱姑息"的轉變，這一轉變對蜀漢後期的政治腐敗產生了深遠影響。陳壽"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的評語，既是對諸葛亮的肯定，也是對費禕執政的隱晦批評。
蜀漢的問題不止於治國理念的偏差，後主劉禪的個人行為也逐漸偏離正軌。譙周的上疏尖銳指出了劉禪"數出遊觀，增廣聲樂"的荒怠行為，更以光武帝劉秀"當行人所不能為者"的創業精神進行對比，勸諫劉禪"省減樂官、後宮"，專注於完成"先帝之誌"。譙周的諫言不僅是對君主失德的警示，更揭示了蜀漢麵臨的深層危機——在外部壓力持續存在的情況下，內部卻滋生了安逸享樂的風氣。劉禪"不聽"的態度，預示著這個由劉備諸葛亮苦心建立的政權，正在偏離其最初的理想與方向。
將三方動態聯係觀察，正始七年恰似三國發展的一個分水嶺：曹魏通過對邊疆的開拓增強了國力與威望；東吳在權力重組中維持著脆弱的平衡；蜀漢則在理念迷失與君主失德中逐漸走向衰落。諸葛亮時期確立的"治世以大德"的清明政治，在費禕執政後逐漸褪色；而孫權精心設計的權力架構，也難以掩蓋東吳人才凋零的現實；唯有曹魏通過軍事勝利與內部穩定，為日後的統一積累著優勢。
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許多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相互關聯形成因果鏈條。毋丘儉對東北邊疆的經營，擴大了曹魏的戰略縱深；諸葛恪在荊州的任職，為其日後的北伐埋下伏筆；費禕對大赦的縱容，則加速了蜀漢吏治的敗壞。這些發生在正始七年的事件，如同投入曆史長河的石子，其漣漪將在未來的歲月中不斷擴散，最終影響三國歸晉的曆史結局。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年的曆史事件揭示了一個永恒的政治規律：國家的興衰不僅取決於軍事力量與權力架構，更取決於治國理念的清明與統治者的自我約束。諸葛亮"不妄下赦"的堅持，孟光敢於直諫的勇氣，毋丘儉對戰死者的尊重，這些閃耀著人性光輝與政治智慧的瞬間，比單純的軍事勝利更值得後人銘記。而那些背離正道的選擇——頻繁大赦的短視，君主遊樂的荒怠，權力製衡的算計——最終都成為了王朝興衰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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