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卷講的是周朝的事兒，從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69年，前後35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戊寅年），發生了一件超級顛覆認知的大事——周威烈王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對此，司馬光直接開啟“深度分析”模式：我跟大家說，在天子的所有職責裡，最重要的就是維護“禮”，而“禮”最關鍵的是確定“分”，“分”的核心又在於明確“名”。這都是啥意思呢？“禮”說白了就是社會運行的大框架、底層規則；“分”就是君臣之間的等級秩序；“名”就是公、侯、卿、大夫這些身份頭銜。
想想看，天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為啥都得聽一個人的？就算有人武力值爆表、智商碾壓眾人，也得乖乖聽話，這不就是因為“禮”這個大框架在起作用嘛！所以呢，天子管三公，三公管諸侯，諸侯管卿大夫，卿大夫管普通官員和老百姓，這就是一套完整的等級體係。地位高的管理地位低的，地位低的侍奉地位高的。上麵指揮下麵，就像心臟指揮手腳、樹根控製枝葉；下麵侍奉上麵，就像手腳保護心臟、枝葉庇護樹根。隻有這樣，整個國家才能穩定，大家才能和和氣氣過日子。所以說，天子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維護好這個“禮”！
周文王給《易經》排序，把乾卦和坤卦放在開頭。孔子還給批注說：“天在上、地在下，這種秩序確定了，就像君臣之間的地位，是不能隨便改變的。”《春秋》這本書也是，一直壓製諸侯的勢力，力挺周王室，就算是周王室的小嘍囉，地位排名也在諸侯前麵。從這兒就能看出來，古代的大佬們對維護君臣秩序這件事，那是相當執著。除非君主像夏桀、商紂一樣殘暴，臣子像商湯、周武王一樣仁德，民心所向、天命所歸，不然作為臣子，就該守好本分，哪怕死也不能破壞君臣秩序！
說白了就是：要是讓微子取代商紂王當老大，那商朝能一直延續超牛；要是季劄願意當吳國君主，吳國肯定能稱霸。但他倆寧可看著國家陷入危機也不這麼乾，為啥？因為有些原則性的規矩堅決不能破，這就是“名分”，它真的超重要！
這個“禮”的規矩，就是用來劃分高低貴賤，理順親疏關係，管理世間萬物和各種事情的。而“名分”和象征身份的“器物”就是“禮”的具體體現。有了明確的名分稱呼，有了對應的器物區彆，大家的身份地位才能清清楚楚，這可是“禮”的核心。要是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和名分都亂套了，“禮”還怎麼維持得下去？
以前，仲叔於奚給衛國立了大功，不要封地，偏偏想要貴族才能用的繁纓裝飾馬匹。孔子就覺得，還不如多給他點封地呢！因為名分和象征身份的器物，隻能國君掌控，絕不能隨便給彆人。一旦亂給，國家都得跟著遭殃。
衛國國君想請孔子幫忙治理國家，孔子上來就要先“正名”，因為名分不明確，老百姓都不知道該乾啥。繁纓不過是個小物件，孔子都覺得不能輕易給；“正名”看似是小事，孔子卻把它當成頭等大事。為啥？因為名分和象征身份的體係一亂，整個社會秩序就全崩了。
其實很多大事都是從小苗頭發展起來的。厲害的人有遠見，能在問題剛冒頭的時候就解決掉，這樣輕輕鬆鬆就能把事情辦好；而普通人眼光短淺，非得等問題嚴重了才想著補救，到那時候就算拚儘全力也不一定能搞定。《易經》裡說“踩到霜，就知道堅冰要來了”，《尚書》裡說“每天都有無數細微的事情要處理”，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說，守住“名分”這個原則，真的比啥都重要！
哎！周幽王、周厲王這倆昏君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周朝的統治一天不如一天，原本的秩序全亂套了。下麵的人騎到上麵頭上，諸侯、大夫們紛紛搶權，周朝那套重要的禮儀製度，十成裡丟了七八成。但周朝的統治還能勉強維持，靠的啥？就是周王室的子孫後代還勉強守著“名分”這個底線！
舉個例子，晉文公給周王室立了大功，就跟周襄王說，自己死後想用天子規格的葬禮挖個通往墓穴的地道）。周襄王直接拒絕：“這是天子專屬的規矩！還沒出現新的天命取代周室，咋能有倆天子？叔父您肯定也不希望這樣吧！要是您真不在乎規矩，自己封地挖地道埋了就行，何必來問我？”晉文公聽完就慫了，不敢再提這茬。
你看，周朝的地盤還沒曹國、滕國大，人口也沒邾國、莒國多，可為啥還能當幾百年“天下共主”，連晉國、楚國、齊國、秦國這些強國都不敢輕易動它？不就是因為“名分”還在，大家表麵上還得認周朝這個老大！再看魯國的季氏、齊國的田常、楚國的白公、晉國的智伯，他們的實力明明都能把國君趕下台自己當老大，但最後都沒敢這麼乾。真的是因為實力不夠或者良心發現嗎？還不是怕背上亂臣賊子的罵名，被天下人組團“群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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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後來，晉國的大夫們直接騎到國君頭上，瓜分了晉國。周天子不僅沒出兵討伐，還封他們為諸侯，給他們名分。這下可好，連最後那點“名分”的底線都守不住，全扔了！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徹底玩完！
有人可能會說：“當時周朝都弱成那樣了，韓、趙、魏三家實力那麼強，就算周天子不答應，又能咋？”這想法大錯特錯！韓、趙、魏三家要是真不在乎天下人的指責，直接自己稱王就行了，何必還假惺惺地找周天子要名分？要是不請示就自立，那就是人人喊打的亂臣賊子，但凡有像齊桓公、晉文公那樣尊王攘夷的霸主，肯定得打著正義旗號來討伐他們。但現在他們找周天子要名分，周天子還同意了，那就相當於天子認證的諸侯，誰還敢來討伐？所以說，韓、趙、魏被封為諸侯，不是他們破壞了規矩，而是周天子自己親手把“名分”的規矩給砸了！
唉！君臣之間的規矩徹底垮台後，整個天下就變成了“拳頭硬才是硬道理”“誰有腦子誰稱霸”的修羅場。那些聖賢的後代好不容易當上諸侯，結果最後連自己的國家都保不住，全滅了。老百姓更慘，戰火紛飛下死傷無數，幾乎都快沒了活路，這也太慘了！
評論
這段文字出自《資治通鑒》開篇，司馬光以“三家分晉”為切入點，構建了一套以“禮製名分”為核心的政治哲學。他將周王室冊封韓、趙、魏為諸侯的行為，視為“自壞禮製”的開端，深刻揭示了春秋戰國時期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諸侯出”的權力解構過程。
從政治邏輯看，司馬光強調“名分”是維係專製秩序的根本，認為即便周室衰微，天子仍需固守“禮製”這一精神權威，否則將引發“以智力相雄長”的亂世。這種觀點本質上是為宋代中央集權製度提供曆史合法性——通過批判周室失序，隱喻皇權需以“名分”統攝天下。其核心矛盾在於：當“禮製”與現實權力格局脫節時如三晉勢強），單純強調“守名分”是否具有可行性？司馬光以晉文公不敢違逆襄王為例，實則忽略了春秋至戰國時期“實力決定地位”的曆史趨勢，帶有理想化的政治訴求。
從曆史影響看，這篇評論奠定了《資治通鑒》“以史鑒政”的基調。司馬光將“三家分晉”上升為“君臣之禮崩壞”的標誌性事件，而非簡單的權力博弈，反映了儒家“德治”思想對曆史敘事的滲透。此後兩千年，“名分”與“禮製”始終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議題，既約束著皇權的過度擴張，也為臣下“清議”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另一方麵，這種強調等級秩序的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社會流動與思想多元，成為傳統政治文化保守性的重要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光對“名器不可假人”的強調，暗含著對宋代“強乾弱枝”政策的肯定——通過強化中央對“名分”“器物”的壟斷，防止地方勢力坐大。這種曆史解讀與現實政治的互文，使得《資治通鑒》不僅是一部曆史著作，更成為北宋士大夫參與政治建構的思想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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