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涓一聽，覺得這是個撿漏的好機會，直接拋棄步兵，帶著輕裝精銳部隊日夜兼程追擊齊軍。孫臏掐指一算，估摸著龐涓傍晚就能到馬陵。馬陵這地兒路窄，兩邊全是險要地形，特彆適合打伏擊。孫臏讓人把大樹砍了，削去樹皮，在上麵寫大字：“龐涓死這兒！”然後安排一萬多射箭高手在道路兩邊埋伏好，約定等天黑看到火光就一起放箭。龐涓連夜追到樹下，看見樹上有字，就點上火把湊近看。字還沒讀完，萬箭齊發，魏軍瞬間亂成一鍋粥，士兵們四處逃竄。龐涓這下知道自己徹底玩完了，拔劍自刎，還吐槽：“這下成全了這小子的名聲！”齊軍乘勝追擊，把魏軍打得屁滾尿流，還俘虜了太子申。
這邊齊國又出事了。成侯鄒忌看田忌不順眼，找人揣著十金去集市上算命，說：“我是田忌的手下，我們將軍打了三場勝仗，現在想乾票大的謀反），你給算算行不行？”算命的剛出門，鄒忌就派人把他抓了。田忌有嘴也說不清，一怒之下帶著手下攻打臨淄，想找鄒忌算賬，結果沒打下來，隻好逃到楚國。
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辛巳年，商鞅跟秦孝公說：“秦國和魏國，就像人肚子裡的定時炸彈，不是魏國吞並秦國，就是秦國滅掉魏國。為啥這麼說？魏國在山嶺險要的西邊，都城安邑，和秦國隔著黃河，獨占崤山以東的地利。形勢好就往西打咱們，不行就向東擴張地盤。現在您這麼牛，國家越來越強，而且魏國去年剛被齊國暴打，諸侯都不跟他玩了，正是咱們動手的好時機！要是魏國扛不住，肯定得往東遷都。到時候秦國占據險要地勢，向東就能拿捏其他諸侯，帝王霸業不就成了？”孝公覺得有道理，派商鞅帶兵伐魏。魏國派公子卬領兵迎戰。
兩軍對峙，商鞅給公子卬寫了封信，說：“咱倆以前關係那麼鐵，現在各為其主，我實在不忍心打你。要不咱倆見個麵，簽個盟約，喝頓酒，各自收兵，讓秦魏百姓過點安穩日子？”公子卬還真信了，就去赴約。剛喝完酒，商鞅埋伏的士兵突然衝出來，把公子卬抓了，接著攻打魏軍，把魏軍打得稀裡嘩啦。
魏惠王慌得一批，趕緊派人把河西之地獻給秦國求和，還把都城從安邑遷到了大梁，一邊遷都一邊後悔：“我真該聽公叔痤的話啊！”秦國把商於十五個邑封給商鞅，從此大家都叫他商君。這一年，齊國和趙國也來湊熱鬨，一起攻打魏國。楚國這邊，楚宣王去世，兒子威王商繼位。
顯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癸未年，秦孝公去世，兒子惠文王即位。公子虔那幫人趁機舉報商鞅謀反，朝廷派人抓捕。商鞅逃到魏國，魏國人不收留他，又把他送回秦國。商鞅隻好帶著手下逃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鄭國。秦軍追上來，把商鞅殺了，還五馬分屍示眾，滅了他全家。
說起來，商鞅當秦國丞相的時候，執法那叫一個狠，有次在渭水邊處決囚犯，血都把渭水染紅了。他掌權十年，得罪了不少人。趙良來見商鞅，商鞅問：“你覺得我治理秦國，和五羖大夫比誰更牛？”趙良說：“一千個人唯唯諾諾，不如一個人敢說真話。我今天想說點實話，你可彆殺我。五羖大夫百裡奚，原本就是楚國的鄉巴佬，秦穆公把他從喂牛的地方提拔起來，地位比誰都高，秦國人都服他。他當丞相六七年，向東討伐鄭國，三次扶立晉國國君，還幫楚國解決過危機。他出門從不擺架子，大熱天不打傘，在國內巡視也不帶大批隨從。他去世的時候，秦國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小孩都不唱歌了，舂米的人都沒了勁頭。再看看你，靠寵臣景監才得到重用；執政期間，得罪貴族，欺壓百姓。公子虔都八年不敢出門了，你還殺了祝懽，給公孫賈臉上刺字。俗話說‘得人心者得天下’，你這做法可太不得人心了。你出門，後麵跟著全副武裝的甲士，大力士當保鏢，拿長矛扛大戟的圍著車跑，少一樣你都不出門。《尚書》說‘靠德行才能昌盛，靠武力注定滅亡’，你這也不是靠德行啊。你現在的處境就像早上的露水，隨時可能玩完，還貪圖商於的富貴，獨攬秦國大權，把百姓都得罪光了。哪天秦王一去世，想收拾你的人還少嗎？”商鞅根本沒當回事，結果五個月後就大禍臨頭。
顯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甲申年，韓國的申不害去世。
顯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乙酉年，宋國太丘的神社消失了。
鄒國人孟子去見魏惠王，惠王問：“老先生，您大老遠跑來，有啥能讓我國變強的好辦法不？”孟子說：“您彆總想著‘利’，講講仁義就行了！國君想著怎麼讓國家獲利，大夫想著怎麼讓家族獲利，百姓想著怎麼讓自己獲利，上上下下都隻看重利益，國家就危險了。講仁愛的人不會拋棄親人，講道義的人不會背叛君主。”惠王說：“說得在理。”
早年，孟子拜子思為師，問過治理百姓最該先做什麼。子思說：“先讓他們獲利。”孟子反駁：“君子教育百姓，講仁義就夠了，提什麼利？”子思解釋：“仁義本身就是最大的利。上位者不仁，百姓就沒法安居樂業；上位者不義，百姓就愛耍詐。這才是最大的不利。《易經》裡說‘利，就是義的和諧’，還說‘利用它來安身立命，從而提高品德’，這些都是大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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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評論說：子思和孟子的話，本質是一樣的。隻有講仁義的人，才明白仁義帶來的長遠利益，不仁不義的人根本不懂。所以孟子跟梁惠王隻談仁義不談利益，是因為對話對象不同。
顯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35年，丙戌年，秦國攻打韓國，拿下宜陽。
顯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丁亥年，齊王和魏王在徐州會麵，互相承認對方為王。
韓昭侯要修個超豪華的大門，屈宜臼潑冷水：“您肯定走不上這門！為啥？不合時宜啊！我說的時宜，不是指日子，而是說人有順利和不順利的時候。以前您日子好過，都沒想著修高門。前年秦國剛占了宜陽，今年又大旱，您不趁這時候救濟百姓，還搞奢侈工程，這就是‘形勢不好還瞎折騰’，能有好果子吃？”
越王無疆準備攻打齊國，齊王派人忽悠他：“打齊國哪有打楚國劃算？”越王信了，轉頭去打楚國。結果被楚軍打得落花流水，楚國趁機把原來吳國的地盤全占了，東邊一直擴張到浙江。越國從此四分五裂，王室子弟爭著當王、當君，在海邊苟延殘喘，還得向楚國稱臣。
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戊子年，楚王攻打齊國，包圍徐州。韓國這邊，豪華大門修好了，韓昭侯卻去世了，兒子宣惠王繼位。
這時候，洛陽人蘇秦閃亮登場。他一開始跑去跟秦王推銷統一天下的策略，秦王根本不搭理他。蘇秦隻好換個目標，跑去遊說燕文公：“燕國為啥沒被人攻打？還不是因為南邊有趙國當擋箭牌！秦國要打燕國，得跑一千裡；趙國打燕國，一百裡就到。不擔心眼前的威脅，卻防備八竿子打不著的敵人，這算盤打得也太離譜了。您不如和趙國結盟，天下諸侯聯合起來，燕國保準太平！”
燕文公被說動了，資助蘇秦車馬，讓他去遊說趙肅侯。蘇秦見到趙肅侯，開啟“嘴炮”模式：“現在崤山以東的國家，就屬趙國最強，秦國最忌憚的也是趙國。但秦國為啥不敢打趙國？還不是怕韓、魏在背後捅刀子。秦國打韓、魏，一路暢通無阻，慢慢就能打到人家都城。韓、魏扛不住，肯定得向秦國低頭。沒了韓、魏當屏障，趙國就危險了！我看天下地圖，諸侯地盤是秦國的五倍，兵力是秦國的十倍。六國聯合起來向西攻秦，秦國必敗。那些主張連橫的人，就想著割諸侯的地討好秦國，秦國強大了，他們自己榮華富貴，才不管國家的安危，天天拿秦國嚇唬諸侯，好割地求榮。我替您想了個招，不如聯合韓、魏、齊、楚、燕，搞個‘合縱聯盟’對抗秦國。讓各國將領在洹水會盟，交換人質，簽盟約：‘秦國敢打一國，其他五國就出兵，要麼騷擾秦軍，要麼救援。誰違約，五國一起揍他！’六國結盟，秦國絕對不敢出函穀關半步！”趙肅侯聽得兩眼放光，好吃好喝招待蘇秦，還送了一堆賞賜，讓他去聯絡其他諸侯。
評論
戰國中期變革與博弈的曆史鏡像：從馬陵之戰到合縱雛形
軍事謀略與權力傾軋的交織
馬陵之戰中，孫臏以“減灶誘敵”之計，在馬陵道設伏全殲魏軍，龐涓自刎、太子申被俘，此役不僅是戰國軍事史上“兵不厭詐”的經典戰例，更標誌著魏國霸權的徹底衰落。齊國雖獲大勝，卻因鄒忌構陷田忌引發內亂，展現出新興強國在權力結構上的脆弱性——軍事奇才與政治陰謀的衝突，揭示出戰國朝堂“功高震主”的普遍困境，也為齊國後續霸業埋下隱患。
商鞅在河西之戰中，以“盟會”為名誘俘魏公子卬，這種突破戰爭倫理的權謀手段，雖助秦國收複失地、迫使魏國遷都大梁，卻也暴露了法家“唯利是圖”的政治邏輯。魏惠王“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的哀歎，道儘人才流失與決策失誤的雙重悲劇，而秦國封商鞅於商於十五邑，既彰顯變法成效，也為其日後的悲劇命運埋下伏筆。
變法餘暉與製度困境
秦孝公薨逝後，商鞅因公子虔等人誣告“謀反”而遭車裂，其變法成果卻得以延續。趙良對商鞅“恃力亡德”的批判，揭示出法家治國的深層矛盾：嚴刑峻法雖能速效強國，卻因忽視道德凝聚而激化社會矛盾。商鞅死後“秦人攻商君，殺之”的場景，既反映民眾對酷法的積怨，也印證了製度變革中“法”與“情”的永恒張力。相比之下，韓國申不害“術治”雖使國家短期強盛，卻因過度依賴君主權謀，在其死後迅速衰落，反襯出秦國“法治”的製度優勢與路徑依賴。
思想交鋒與戰略轉向
孟子見魏惠王時“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的論斷，與子思“仁義固所以利之”的辯證觀點，展現了儒家對治國理念的不同闡釋。司馬光認為兩者“一也”，實則揭示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互補關係——孟子麵對急功近利的君主，強調道德根基的重要性；子思則從功利角度論證仁義的長遠價值，這種思想張力為後世“儒表法裡”的治國模式提供了理論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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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縱萌芽與地緣重構
蘇秦以“六國從親以畔秦”的戰略遊說諸侯，其核心在於利用山東六國的地理優勢與兵力優勢，構建對抗秦國的軍事同盟。他對“秦攻一國，五國救之”的盟約設計，雖因各國利益分歧未能立即實現，卻標誌著“合縱”思想從理論走向實踐。與此同時，越王無疆受齊國蠱惑伐楚失敗，導致越國分裂，反映出戰國中期小國在大國博弈中的被動地位——地緣政治的殘酷性在於，任何戰略誤判都可能招致滅國之禍。
文明轉型的多重啟示
這一時期的曆史事件共同勾勒出戰國文明轉型的複雜圖景：
軍事層麵：戰爭形態從春秋時期的“堂堂之陣”轉向詭道權謀，馬陵之戰的伏擊戰術與河西之戰的詐術，預示著冷兵器時代軍事思想的成熟；
政治層麵：商鞅變法的“軍功爵製”與申不害的“術治”，分彆代表著製度革新與權術統治的兩種路徑，為中央集權製度的建立提供了實踐樣本；
思想層麵：儒家仁義觀與法家功利主義的碰撞，以及縱橫家實用主義的崛起，共同構成了百家爭鳴的思想光譜；
外交層麵：從齊魏“徐州相王”的僭越禮製，到蘇秦合縱的聯盟嘗試，反映出周王室權威徹底崩塌後，諸侯重新定義國際秩序的努力。
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商鞅以詐術破魏卻死於詐術，蘇秦以合縱抗秦卻開啟連橫之爭。戰國中期的風雲變幻證明：在秩序重構的大時代，任何單純依賴武力、權術或道德的策略都難以持久，唯有將製度創新、民心凝聚與戰略遠見相結合，才能在亂世中贏得主動——這既是秦國最終統一的密鑰，也是留給後世的永恒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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