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的風雲變幻，從柔兆敦牂到昭陽作噩，共二十八年。
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丙午年，河東郡守王稽因為跟諸侯勾結，被判處死刑，在鬨市執行。應侯範雎心裡一天天不痛快。昭襄王上朝時歎氣，應侯就問咋回事。昭襄王說：“現在武安君白起死了，鄭安平、王稽這些人又都叛變，國內沒厲害的將領，外麵又強敵環繞，我能不發愁嘛！”應侯一聽害怕了，不知道咋辦才好。
燕國來的蔡澤聽說這事兒，就往西到了秦國。他先派人對應侯放話：“蔡澤那可是天下能言善辯的高手，他要是見到秦王，肯定能把您問住，然後搶走您的相位。”應侯一聽就火了，派人把蔡澤叫來。蔡澤見到應侯，行禮時態度還挺傲慢。應侯心裡不爽，就責備他說：“你到處宣揚要取代我當相國，說說你的想法吧。”蔡澤說：“哎呀，您咋覺悟這麼低呢！四季更替，完成使命的就該離去。您難道沒看到秦國的商鞅、楚國的吳起、越國的文種，難道他們的結局是您想要的嗎？”應侯故意說：“為啥不想要？這三個人，那可是大義的典範，忠誠的楷模。君子為了成就名聲，就算犧牲性命也沒啥可遺憾的！”
蔡澤說：“人立功，不就盼著能善始善終嘛。能做到功成名就又能保全性命的，那是最牛的；名聲能成為後人楷模但犧牲性命的，次一等；名聲不好聽但能保住命的，這是最下等。商鞅、吳起、文種，他們作為臣子，儘忠儘力建立功勳，這點值得稱讚。但閎夭、周公，難道不也是既忠誠又聖明嗎？這三個人跟閎夭、周公比，您覺得誰更值得推崇呢？”應侯說：“你說得有道理。”蔡澤又說：“那您覺得，現在的秦王在厚道念舊、不虧待功臣方麵，跟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踐比咋樣呢？”應侯說：“不知道啊。”蔡澤接著問：“那您的功勞跟商鞅他們三人比呢？”應侯說：“比不上。”
蔡澤就說：“既然這樣，您還不趕緊退位，恐怕以後的禍患比他們三人還嚴重呢。俗話說：‘太陽到了正午就會偏移，月亮圓了就會虧缺。’懂得進退伸縮，跟著時勢變化，這才是聖人的處世之道。現在您的仇也報了，恩德也報答了，心願也達成得差不多了，卻還沒有應變的打算，我真為您擔心呐！”應侯聽了，就把蔡澤奉為上賓，還推薦給昭襄王。昭襄王召見蔡澤，跟他一聊，特彆高興，就封他為客卿。應侯趁機稱病辭去相位。昭襄王正看好蔡澤的計策謀略，就任命他為相國。蔡澤當了幾個月相國後，也被免職了。
楚國的春申君讓荀子擔任蘭陵令。荀子是趙國人，名叫荀況。他曾經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麵前討論兵法。趙孝成王說：“請教一下用兵的關鍵要點。”臨武君回答說：“上能順應天時，下能占據地利，觀察敵人的動靜變化，後於敵人發兵，但能先於敵人到達戰場，這就是用兵的關鍵戰術。”
荀子說：“不對。我所知道的古代用兵之道，凡是用兵作戰的根本，在於讓民眾團結一致。弓和箭不協調，後羿也沒辦法射中目標；六匹馬不配合，造父也沒辦法駕車遠行；士兵和民眾不親近歸附，商湯、周武王也不一定能打勝仗。所以善於使民眾歸附的人，才是善於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關鍵就在於使民眾歸附罷了。”臨武君說：“不對。用兵最看重的是形勢和力量，打仗靠的是多變和欺詐。善於用兵的人，行動神出鬼沒，敵人都不知道他們從哪兒冒出來。孫武、吳起用這種方法，天下無敵，哪需要非得讓民眾歸附呢！”
荀子說：“不是這樣的。我所說的，是仁人的軍隊，是成就王業的誌向。您所看重的，是權謀、形勢和利益。仁人的軍隊，是不能用欺詐手段對付的。那些可以被欺詐的，是懈怠大意的軍隊，是紀律鬆散的軍隊，是君臣上下離心離德的軍隊。所以用桀那樣的人去欺詐同樣是桀那樣的人，還可能因為巧拙不同而有勝負之分。但用桀去欺詐堯，就好比拿雞蛋碰石頭，用手指攪開水，就像跳進水火之中，一進去就會被燒焦、淹沒。所以仁人的軍隊，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子對君主，下級對上級，就像兒子侍奉父親，弟弟侍奉哥哥，就像手臂保護腦袋和眼睛，遮擋胸膛和腹部一樣。對這樣的軍隊，用欺詐手段突襲和先驚動他們再攻擊，結果都是一樣的。而且仁人治理方圓十裡的國家，就能聽到方圓百裡的消息；治理方圓百裡的國家，就能聽到方圓千裡的消息；治理方圓千裡的國家，就能聽到天下的消息。他們一定會耳聰目明，保持警戒，團結一心。所以仁人的軍隊，聚集起來就是強大的部隊，分散開來就是整齊的隊列，展開就像莫邪寶劍的長刃，碰上的就會被切斷；前鋒就像莫邪寶劍的鋒利劍尖，阻擋的就會潰敗；紮營駐守，就像磐石一樣穩固，觸犯的就會像用角去撞而被擊退。再說那些暴君統治的國家，誰會願意跟他一起呢？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一定是他的百姓。但他的百姓親近我們，就像親近父母一樣歡喜；喜愛我們，就像喜愛花椒、蘭花一樣芬芳。他們回頭看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到被火烤、被黥麵的人，像看到仇人一樣厭惡。人之常情，就算是桀、蹠那樣的人，難道會願意為自己厭惡的人去傷害自己喜愛的人嗎？這就好比讓彆人的子孫去傷害他們的父母。他們肯定會來向我們報告消息，那又怎麼能用欺詐手段對付他們呢！所以仁人治理國家，會一天比一天昌盛，諸侯先歸順的就能安寧，後歸順的就會有危險，對抗的就會被削弱，反叛的就會滅亡。《詩經》說：‘周武王出兵伐紂，威風凜凜握著大斧，就像熊熊烈火，沒人敢來阻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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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這段曆史記載圍繞戰國末期秦國權力更迭與軍事思想辯論展開，折射出政治博弈與思想交鋒的雙重張力，其蘊含的智慧與啟示在千年後仍具現實意義：
政治權謀中的生存哲學：蔡澤與範雎的對話堪稱權力場的經典博弈。蔡澤以“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為切入點，精準戳中範雎的生存焦慮。他跳出傳統忠君死節的道德桎梏，構建“身名俱全為上”的務實價值觀，通過商鞅、吳起、文種的悲劇，暗示範雎在功高震主時急流勇退的必要性。這種對政治周期律的深刻洞察，揭示了權力的脆弱性——當臣子的功績超越君主的掌控欲，或與新的政治需求脫節時，退場反而是保全之道。範雎的主動請辭，既是對現實威脅的妥協，也是對政治智慧的實踐，印證了“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的辯證規律。
軍事思想的儒法之爭：荀況與臨武君的論戰，本質上是儒家“仁政”與兵家“權謀”兩種軍事哲學的碰撞。臨武君強調“勢利”“變詐”，契合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的實用主義需求；而荀況主張“附民為本”，將軍事勝利的根基建立在民心歸附之上，認為唯有讓士兵如“子事父、弟事兄”般忠誠，才能形成不可戰勝的凝聚力。這種思想突破了單純的戰術層麵，上升到政治倫理高度，暗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國邏輯。曆史也證明，秦雖以武力統一六國，卻因暴政速亡，側麵印證了荀況思想的前瞻性——戰爭勝負的終極密碼，始終藏在民心向背之中。
曆史敘事的隱喻價值：文本通過秦國將相更迭與軍事辯論的並置，構建了一個權力與思想交織的戰國圖景。蔡澤的上位與範雎的隱退，象征著政治生態的新陳代謝；而荀況的“仁義之師”雖未被時人完全采納，卻為後世提供了超越權謀的軍事倫理範式。這種敘事不僅展現了特定時代的風雲變幻，更揭示了人類社會永恒的矛盾：在追求效率與功利的同時，如何平衡道德與正義的價值堅守。
這段曆史猶如一麵棱鏡，折射出權力、智慧與人性的多重光譜，其探討的政治智慧、軍事倫理和價值選擇，至今仍為理解現實世界的複雜博弈提供著深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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