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甲寅年）
冬天，漢武帝賜給淮南王坐幾和手杖，允許他不必來京朝見。
主父偃向漢武帝建議說：“以前諸侯的封地不超過百裡，這樣不管是強還是弱，朝廷都容易控製。可現在有些諸侯擁有數十座相連的城池，封地縱橫上千裡。天下太平的時候，他們就驕奢淫逸，容易做出傷風敗俗的事；形勢危急的時候，他們就憑借自己的強大力量，聯合起來對抗朝廷。要是依法削減他們的封地，就容易引發叛亂，之前晁錯的遭遇就是例子。現在諸侯的子弟有的多達十幾個，隻有嫡長子能繼承王位，其他子弟雖然也是親骨肉，卻沒有一寸土地的封賞，這樣仁孝之道就無法彰顯。希望陛下讓諸侯能夠推廣皇恩，把土地分封給子弟，封他們為侯。這樣一來，他們每個人都會很高興地實現自己的願望。陛下以施恩的方式，實際上分化了諸侯國，不用強行削減，諸侯國就會逐漸衰弱。”漢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春季，正月，漢武帝下詔說：“諸侯王中如果有人想推廣自己的恩澤，把土地分封給子弟，就讓他們各自奏報，朕會親自確定他們的封號。”從此，各諸侯國開始被分割，諸侯王的子弟們都被封為了侯。
匈奴侵入上穀、漁陽，殺害和擄掠了一千多官吏和百姓。漢武帝派衛青、李息從雲中出發，向西一直打到隴西，在黃河以南地區攻打匈奴的樓煩王和白羊王，斬殺和俘虜匈奴數千人，繳獲牛羊一百多萬頭，白羊王和樓煩王敗逃，漢軍於是占領了黃河以南的地區。漢武帝下詔封衛青為長平侯，衛青的校尉蘇建、張次公都立了戰功，封蘇建為平陵侯，封張次公為岸頭侯。主父偃說：“黃河以南地區土地肥沃富饒，外部有黃河險阻，以前蒙恬在這裡築城來驅逐匈奴。在這裡設郡，對內可以節省轉運和戍守漕運的人力物力，又能擴展中原的疆域，這是消滅匈奴的根本辦法。”漢武帝讓公卿大臣們商議，大家都說這樣做不合適。但漢武帝最終還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計策，設立朔方郡，派蘇建征調十多萬人修築朔方城，重新修繕了秦朝時蒙恬所建造的要塞，依靠黃河作為堅固的防線。由於轉運糧餉的路程非常遙遠，崤山以東地區的百姓都因此而疲憊不堪，花費了數十上百億的錢財，國庫也因此空虛了。漢朝也放棄了上穀郡中偏僻孤立的造陽縣，把它送給了匈奴。
三月乙亥日，這一天是月底，發生了日食。
夏天，朝廷招募十萬百姓遷徙到朔方郡。
主父偃又向漢武帝建議說：“茂陵這個地方剛剛開始營建，天下的豪傑、兼並土地的富戶以及為非作歹的人，都可以把他們遷徙到茂陵。這樣對內可以充實京城的人口，對外可以消除奸猾之徒，這就是所謂的不用誅殺就可以消除禍害。”漢武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把各郡國的豪傑以及資產在三百萬以上的富戶，都遷徙到茂陵。
軹縣人郭解，是關東地區的大俠，也在這次遷徙的名單中。衛將軍替他向漢武帝求情說：“郭解家裡貧窮，不符合遷徙的標準。”漢武帝說：“郭解隻是個平民，卻能讓將軍為他說話，這說明他家並不貧窮。”最終還是把郭解家遷走了。郭解平日裡因為一點小事就殺人，漢武帝聽說後，下令官吏逮捕並審問郭解，他所殺的人都在大赦之前。軹縣有個儒生陪侍使者坐著，有個門客稱讚郭解，儒生說：“郭解專門做違法的事，怎麼能算賢能呢！”郭解的門客聽到後，就殺了這個儒生，還割掉了他的舌頭。官吏以此事來責問郭解，郭解確實不知道殺人的是誰，而殺人者最終也沒有查出來，沒人知道是誰乾的。官吏上奏說郭解無罪，公孫弘議論說：“郭解是個平民，卻以行俠為名濫用權力，因為一點小事就殺人。郭解雖然自己不知道這件事，但這種罪行比他親自殺人還要嚴重，應當以大逆無道論處。”於是就把郭解滅族了。
班固說：古代天子分封諸侯建立國家，諸侯又設立卿大夫的采邑，從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各有等級差彆，所以百姓都能安分地侍奉上級，下級也不會有非分之想。周王室衰落之後，製作禮樂和發動戰爭的權力都由諸侯掌控。齊桓公、晉文公之後，大夫世代把持權力，家臣也能執掌國命。這種情況逐漸發展到戰國時期，各國合縱連橫，於是各國的公子，像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都憑借王公的勢力，競相招攬遊俠，那些雞鳴狗盜之徒，都受到他們的禮待。趙國的丞相虞卿，拋棄國家和君主，去解救朋友魏齊的危難；信陵君無忌，竊取兵符假傳命令，殺死將領獨掌兵權，去解救平原君的急難。他們都因此受到諸侯的敬重，在天下揚名，那些慷慨激昂高談闊論的人，都把這四位豪傑當作楷模。於是，為了私利背叛公義、為朋黨效死的風氣形成了，儘忠職守、侍奉君主的道義被廢棄了。等到漢朝興起，法令寬鬆，沒有及時糾正這種風氣。所以代國丞相陳豨出行時跟隨的車輛有上千輛，吳王劉濞、淮南王劉安招攬的門客都數以千計。外戚大臣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之類的人在京城爭權奪利，平民遊俠劇孟、郭解之類的人在民間橫行無忌，在州郡裡行使權力。他們的勢力足以挫敗公侯，普通百姓都以他們的名聲事跡為榮，對他們既羨慕又向往。即使他們觸犯刑律，也認為自己是殺身成名，就像季路、仇牧一樣，死而無悔。所以曾子說：“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民心離散已經很久了。”如果沒有聖明的君主在上，向百姓明示好惡，用禮法來規範他們，百姓又怎麼會知道禁令而回歸正道呢！按照古代的正法：春秋五霸是夏、商、周三代聖王的罪人；而戰國的六國，是春秋五霸的罪人。那四位豪傑，又是六國的罪人。更何況像郭解這類人，憑借一介平民的低微身份，竊取生殺大權，他們的罪行簡直是死有餘辜。不過，看他們平時待人溫良，廣泛施愛，救濟窮困，為人謙遜，不自我誇耀，也都有與眾不同的風度。可惜啊，他們不遵循道德規範，卻在末流中肆意放縱，最終落得個身死族滅的下場，這也並非是不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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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悅評論說：世上有三種人，是道德的敗壞者：一是遊俠，二是遊說之士，三是遊行之人。樹立自己的聲勢，作威作福，結交私人黨羽，以在世上逞強的，叫做遊俠；粉飾言辭，設置陰謀詭計，奔走於天下以謀取權勢的，叫做遊說之士；表麵上裝作有仁愛之心以迎合時人的喜好，拉攏黨羽，樹立虛假的聲譽來獲取權力利益的，叫做遊行之人。這三種人，是禍亂產生的根源；他們傷害道德，破壞法律，迷惑世人，這是古代聖王所慎重對待的。國家有士、農、工、商四種民眾，各自從事自己的職業。不從事這四種職業的人，就是奸民。奸民不出現，王道才能實現。
這三種人的出現，產生於末世，周朝和秦朝末年尤為嚴重。君主不賢明，臣下不正派，製度沒有確立，綱紀廢弛；把彆人的詆毀和讚譽當作榮辱的標準，不核查事情的真相；以個人的愛憎來判斷利害，不考慮實際情況；憑自己的喜怒來進行賞罰，不考察其中的道理。上下相互欺瞞，各種事情都錯亂不堪，所以發表言論的人根據對方勢力的強弱來措辭，負責選舉的人按照關係的親疏來下筆，善惡被眾人的言論所混淆，功罪被王法所顛倒。這樣一來，利益不能通過正當的方式獲取，禍害也不能通過正道來避免。所以君子違反禮義，小人觸犯法律，奔走鑽營，超越自己的職責和法度，追求華麗而摒棄實際，競相追逐一時的利益。輕視父兄的尊嚴而尊崇賓客的禮節，淡薄骨肉之間的恩情而深厚朋友之間的友愛，忘記修身的道理而追求眾人的讚譽，割舍衣食之業來滿足宴飲的喜好，賄賂的財物堆滿門庭，互相拜訪的人在路上絡繹不絕，私人書信比公文還繁多，私人事務比公務還繁雜，於是不良的社會風氣形成了，正道也就被破壞了。因此，聖明的君主在位時，治理國家、安排百姓，端正各項製度；根據功勞和罪過來判定善惡，而不被詆毀和讚譽所迷惑，聽取言論要責求事實，提出名稱要指明實際。所以實際情況與名聲不相符的叫做虛，情感與外貌不一致的叫做偽，詆毀和讚譽不符合事實的叫做誣，談論事情不符合實際的叫做罔。虛偽的行為不能得逞，誣陷欺騙的言辭不能流行，有罪的人不能僥幸逃脫，無罪的人不用擔心害怕，請托的事情無法進行，賄賂沒有用處，停止華麗不實的文風，去除浮誇的言辭，禁止虛假的辯論，杜絕過度的智謀，摒棄百家的混亂思想，統一於聖人的最高道德準則，用仁愛和恩惠來培養百姓，用禮樂來教化百姓，那麼社會風俗就會穩定，良好的教化就能實現了。
評論
這段曆史充分展現了漢武帝時期在政治、軍事、社會治理等多方麵的重要舉措與影響。政治上，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巧妙地削弱了諸侯國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這一政策展現出極高的政治智慧，從根源上解決了諸侯國對中央的潛在威脅。軍事上，衛青等人在河南之戰中大獲全勝，拓展了漢朝疆域，為抵禦匈奴奠定了重要基礎，然而設立朔方郡也給國家財政和百姓生活帶來了巨大壓力，反映出軍事行動與經濟民生之間複雜的關係。
在社會治理方麵，遷徙豪強大族到茂陵以及對郭解的處理，凸顯了朝廷對地方勢力的管控決心。郭解作為遊俠代表，其行為雖有溫良助人的一麵，但私自操持生殺大權，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班固和荀悅對遊俠等“三遊”現象的評論，深刻揭示了他們對社會道德和法治的危害，以及這種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這一時期的種種事件表明，一個國家的穩定與發展，需要在政治、軍事、社會等各方麵尋求平衡，既要積極應對外部威脅，又要注重內部秩序的維護和道德風尚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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