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紀三十八，從公元76年丙子年）到公元84年甲申年），一共九年。
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章帝下詔讓兗州、豫州、徐州三州賑濟饑民。章帝問司徒鮑昱：“怎樣才能消除旱災，恢複正常呢？”鮑昱回答說：“陛下剛剛登上皇位，即便政策有得有失，也不至於引發災異。我之前擔任汝南太守，負責審理楚王劉英的案子，當時被關押的有一千多人，恐怕其中未必都罪有應得。大的案件一旦興起，受冤枉的人往往超過半數。而且，那些被流放的人骨肉分離，死去親人的孤魂也無人祭祀。陛下應該讓所有流放的人家都回來，解除禁錮，讓他們生死都能各得其所，這樣就能使天地間的和氣到來。”章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校書郎楊終上疏說：“近年來，向北征伐匈奴，向西開拓與三十六國的聯係，百姓連年服勞役，物資轉運既頻繁又耗費巨大；憂愁困苦的百姓足以感動天地。陛下應該對此留意並省察。”章帝把他的奏章下發討論，第五倫也讚同楊終的意見。牟融、鮑昱卻認為：“孝子不應改變父親的做法。征伐匈奴，屯守西域，這是先帝所定的策略，不應該改變。”楊終再次上疏說：“秦朝修築長城，大興勞役；胡亥沒有變革，最終失去天下。所以漢元帝放棄珠厓郡，光武帝與西域各國斷絕往來，這是因為他們不認為用蠻夷之地能替換華夏的根本。魯文公毀掉泉台，《春秋》批評說：‘先祖建造的東西自己卻毀掉，還不如不居住就行了’，因為泉台對百姓並沒有妨害；魯襄公設立三軍，魯昭公廢除三軍，君子讚賞他恢複舊製，認為不廢除就會對百姓有害。如今伊吾的戰事，樓蘭的屯兵，長久沒有撤回，這不符合天意啊。”章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丙寅日，章帝下詔：“俸祿二千石的官員要努力勸勉百姓從事農桑。不是犯了死罪的，等到秋天再查驗。有關部門要謹慎選拔人才，舉薦溫和善良的人，黜退貪婪狡猾的人，順應時令，審理冤案。”當時沿襲永平年間的舊例，官吏為政崇尚嚴厲苛刻，尚書處理事務，大多偏於嚴苛。尚書沛國人陳寵認為章帝剛即位，應該改變前代的嚴苛習俗，於是上疏說：“我聽說先王為政，賞賜不過度，刑罰不濫用。如果不得已，寧可賞賜過度也不要刑罰濫用。過去斷案嚴明，是為了以威嚴懲治奸惡；奸惡平定之後，就一定要用寬厚的政策來救濟。陛下即位後，大致遵循這個原則，多次下詔給群臣，弘揚溫和的政風，但有關部門並沒有完全奉行，仍然過於嚴苛。斷案的人急於使用殘酷的刑訊逼供，執法的人被詆毀欺詐、放縱無度的條文所困擾，有的人還借著公事謀取私利，肆意作威作福。為政就像調琴弦，大弦太緊小弦就會斷掉。陛下應該弘揚先王的治國之道，清除繁瑣苛刻的法令，減輕刑罰來救濟百姓，推廣至高的德行來順應天意。”章帝深深采納了陳寵的建議，每件事都力求寬厚處理。
酒泉太守段彭等人的軍隊在柳中會合，進攻車師，攻打交河城，斬殺三千八百人，俘獲三千多人。北匈奴嚇得逃走，車師再次投降。這時關寵已經去世，謁者王蒙等人想帶兵返回；耿恭的軍吏範羌，當時也在軍中，堅決請求去迎接耿恭。其他將領不敢前進，於是分給他兩千兵力，範羌從山北去迎接耿恭，遇到一丈多深的大雪，軍隊好不容易才到達。耿恭所在城中的人夜裡聽到兵馬聲，以為匈奴來了，十分驚恐。範羌遠遠喊道：“我是範羌啊，漢朝派兵來迎接校尉了！”城中的人都高呼萬歲。打開城門，大家相擁而泣。第二天，他們就一起往回走。匈奴派兵追擊，他們一邊戰鬥一邊前行。官兵們一直饑餓困乏，從疏勒出發時，還有二十六人，一路上不斷有人死去，三月到達玉門關時，隻剩下十三人，他們衣服鞋子都破了，麵容憔悴。中郎將鄭眾為耿恭等人安排洗澡，更換衣帽，上疏奏道：“耿恭率領少量兵力堅守孤城，抵擋匈奴數萬人的進攻，長達一年多，心力交瘁，挖山打井取水，煮弓弩上的皮革為食，前後殺傷匈奴數以百計甚至上千人，最終保全了忠誠和勇敢，沒有給大漢帶來恥辱，應該賜予他顯要的爵位，來激勵其他將帥。”耿恭回到洛陽後，被任命為騎都尉。朝廷下詔全部撤銷戊校尉、己校尉以及都護等官職，並征召班超回國。班超準備啟程返回，疏勒全國上下憂慮恐慌；疏勒的都尉黎弇說：“漢朝使者拋棄我們，我們一定會再次被龜茲滅掉，實在不忍心看到漢朝使者離開。”於是拔刀自刎。班超回到於闐，王侯及以下的人都號啕大哭，說：“我們依靠漢朝使者就像依靠父母，您真的不能走啊！”他們抱住班超的馬腿，讓他無法前行。班超也想實現自己原本的誌向，於是又回到疏勒。此時疏勒已有兩座城投降了龜茲，並且與尉頭國聯合起來。班超逮捕並斬殺了反叛的人，擊敗尉頭國，殺死六百多人，疏勒再次安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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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日，山陽、東平發生地震。
東平王劉蒼上奏了三件對國家有利的事情。章帝回信說：“近來官吏百姓上奏事情也有類似的說法，但我見識淺薄，有時覺得好像可行，又擔心不可行，拿不定主意。得到大王您深刻的策略，我豁然開朗；我會思考您的好計謀，依次實行。特地賜給大王五百萬錢。”後來章帝想為原陵、顯節陵修建縣邑，劉蒼上疏勸諫說：“我看到光武皇帝親身踐行節儉，深知事情的始終，懇切地強調喪葬製度；孝明皇帝儘大孝不違背先帝遺願，繼承並奉行這些製度。謙遜的美德，在這方麵表現得最為突出。我認為修建園邑，是從強大的秦朝開始的。古時候，人們連墳墓都不想讓它過於顯眼，更何況是修築外城、建立都城呢！這樣做上違背先帝的聖心，下做沒有益處的工程，白白耗費國家資財，驚擾百姓，這不是招來和氣、祈求豐年的做法。陛下踐行虞舜那樣的至純天性，追念祖先的深情，我實在擔心兩位先帝純粹的美德不能永遠流傳。”章帝於是停止了這個計劃。從此，朝廷每當有疑難的政事，就派使者通過驛站去谘詢劉蒼，劉蒼都會儘心儘力地回答，他的建議都被采納。秋天，八月庚寅日，有彗星出現在天市垣。
當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人鄭純，為官清正廉潔，教化在蠻夷中推行，當地的首領深受感動並心生仰慕，都獻上珍寶歸附漢朝；明帝為此設立永昌郡，任命鄭純為太守。鄭純在任十年後去世，後來的人不能安撫蠻夷。九月，哀牢王類牢殺死太守、縣令反叛，攻打博南。
阜陵王劉延多次心懷怨恨，有人告發劉延和他的兒子劉魴圖謀造反；章帝不忍心誅殺他們，冬天十一月，把劉延貶為阜陵侯，隻享有一個縣的食邑，並且不許他與官吏百姓交往。
北匈奴的皋林溫禺犢王率領部眾回到涿邪山居住，南單於與邊境郡縣以及烏桓一起打敗了他們。這一年，南匈奴發生大饑荒，章帝下詔賑濟他們。
評論
這段記載展現了漢章帝即位初期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狀況，用現代視角來看有不少值得說道的地方。
從施政風格來說，章帝一上台就麵臨“守成”與“革新”的平衡難題。麵對持續的旱災，鮑昱把問題指向冤獄和遷徙之弊，主張用寬仁政策調和社會矛盾，這體現了古代“天人感應”觀念下對民生的重視。而關於是否延續對匈奴和西域的征戰，楊終與牟融、鮑昱的爭論，本質上是“要不要給前任政策糾錯”的現實考量——楊終用秦朝因窮兵黷武而亡的例子警示，強調民生優先，最終說服了皇帝，可見當時決策者已意識到“政策不能一條道走到黑”，得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官場風氣的轉變也很關鍵。永平年間的嚴苛吏治到了章帝時期，被陳寵諫言“該鬆鬆弦”，主張“賞不僭，刑不濫”，這其實是在呼籲“人性化管理”，避免製度過於僵化嚴苛。章帝采納後推行寬厚政策，算是順應了社會對“寬鬆環境”的需求。
軍事上，耿恭堅守疏勒的事跡堪稱“古代硬核生存實錄”——孤軍被困、鑿井煮弩充饑，最後隻剩13人返回玉門，這種絕境中的忠誠與堅韌，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讓人震撼。而班超在西域的影響力更能說明“軟實力”的重要性，疏勒、於窴百姓對他的挽留，印證了“民心比武力更重要”的道理。
宗室與邊疆問題則反映了王朝的常規挑戰：東平王劉蒼以“節儉”“民本”為由勸阻修建園邑，展現了清醒的政治智慧，成為皇帝的“智囊團”；而阜陵王的被貶和哀牢王的反叛，則說明內部的權力平衡和邊疆治理始終是難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動蕩。
總的來說，建初元年的這段曆史，其實是一幅“新君如何收拾舊局”的全景圖——既要應對前任留下的政策慣性，又要解決當下的民生與矛盾，還要在穩定與改革中找平衡點，其中的治理邏輯，即便放在今天看也有不少可借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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