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京城發生旱災。
北匈奴遭遇饑荒，局勢混亂，每年都有幾千人向南匈奴投降。秋天，七月，南單於上奏說：“應該趁著北匈奴內部紛爭，出兵討伐，打敗北匈奴，讓南匈奴統一匈奴各部，成為一個整體，這樣漢朝就永遠不用擔心北方的威脅了。我們在漢朝的土地上長大，張嘴就有飯吃，每年得到的賞賜動不動就數以億計，雖然現在安安穩穩，卻慚愧沒有報效漢朝的機會。我們願意征發國內以及各部落中原來的胡人和新投降的精銳士兵，兵分幾路一起出發，約定在十二月在北匈奴的地盤會合。我們兵力單薄，不足以防範內外，希望能派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以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的太守，一起合力向北進軍。希望憑借聖上的威嚴和神明，一舉平定匈奴。我們國家的成敗，關鍵就在今年了，我已經命令各部落整頓兵馬，希望太後能憐憫並考慮我們的請求！”太後把南單於的奏章給耿秉看。耿秉上奏說：“以前漢武帝用儘天下之力，想讓匈奴稱臣，成為漢朝的屬國，但沒遇到合適的時機，所以沒有成功。現在幸好是上天的安排，北匈奴內部紛爭不斷，利用夷狄去攻打夷狄，這對國家有利，應該答應南單於的請求。”耿秉還趁機表示自己深受皇恩，理應挺身而出效力。太後考慮想要聽從他們的建議。尚書宋意上書說：“那些戎狄輕視禮義，沒有上下之分，誰強大誰就是首領，弱小的就屈服。自從漢朝建立以來，已經多次征伐他們了。但征伐所獲得的成果，還彌補不了損失。光武皇帝親身經曆戰爭的艱難，深知天地間的道理，所以趁著匈奴來投降，采取籠絡的辦法，讓他們歸附，邊疆的百姓得以生存，勞役也停止了，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如今鮮卑歸順漢朝，斬殺俘獲匈奴上萬人，我們漢朝坐享大功，百姓卻不用承受戰爭的辛勞。漢朝建立以來的功績，現在最為顯著。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夷狄之間相互攻打，不損耗漢朝的兵力。我觀察鮮卑攻打匈奴，其實是貪圖搶劫財物；等他們把功勞歸給朝廷，實際上是為了得到豐厚的賞賜。現在如果讓南匈奴回到北方的王庭，那就不得不限製鮮卑。鮮卑對外失去了搶劫的機會，對內又沒有了因功勞而得到的賞賜，他們像豺狼一樣貪婪，一定會成為邊疆的禍患。如今北匈奴向西逃竄，請求和親，我們應該趁著他們歸附，讓他們成為我們的外部屏障，沒有比這更好的大業了。如果為了順從南匈奴而派兵出征，耗費錢財，那就錯失了上策，離開了安穩，走向了危險。實在不應該答應南匈奴的請求。”
正好齊殤王的兒子都鄉侯劉暢前來為章帝吊喪，太後多次召見他，竇憲擔心劉暢會瓜分自己在宮中的權力，就派門客在皇宮的衛士駐地刺殺了劉暢，然後把罪名推給劉暢的弟弟利侯劉剛，還派侍禦史和青州刺史一起審訊劉剛等人。尚書潁川人韓棱認為“凶手就在京城，不應該放過近處的人，卻去審問遠處的，這樣恐怕會被奸臣嘲笑。”太後很生氣，嚴厲斥責韓棱，但韓棱堅持自己的看法。何敞勸說宋由：“劉暢是皇室宗親，又是受封的藩臣，來為皇帝吊喪，上書等待回複，卻在皇宮的衛士保護下遭遇如此殘酷的事情。負責執法的官員，沒人去追捕凶手，線索不明顯，主謀也沒查出來。我身為朝廷重臣，職責是掌管賊盜事務，我想親自到案發地點，去調查這件事。但司徒府和司空府的官員認為按慣例：三公不參與盜賊案件。您放縱奸惡之人，卻沒人覺得這是過錯。我請求單獨上奏，查辦這件事。”宋由這才答應。司徒府和司空府聽說何敞要去，都派主管官員跟著他。於是經過調查，完全掌握了事實真相。太後很生氣，把竇憲關在內宮。竇憲害怕被殺，就主動請求攻打匈奴來贖罪。冬天，十月乙亥日，任命竇憲為車騎將軍，去討伐北匈奴，任命執金吾耿秉為副將。征發北軍五校、黎陽營、雍營、邊境十二郡的騎兵以及羌人、胡人的軍隊出塞。
公卿們推舉原張掖太守鄧訓接替張紆擔任護羌校尉。迷唐率領一萬騎兵來到邊塞，沒敢直接攻打鄧訓，而是先想脅迫小月氏胡人。鄧訓保護小月氏胡人，不讓他們與迷唐交戰。大臣們商議時都認為羌人和胡人互相攻打，對朝廷有利，不應該阻止。鄧訓說：“張紆不講信用，導致眾多羌人叛亂，涼州的官吏和百姓，性命就像頭發絲一樣危險。那些胡人之所以不願意真心歸附，都是因為我們的恩德和信用不夠深厚。現在趁著他們處境危急，用恩德來安撫他們，也許能派上用場。”於是下令打開城門和自己居住的園門，把所有胡人的妻子兒女都趕到裡麵，派兵嚴密守衛。羌人搶不到東西，又不敢逼迫胡人，就隻好撤兵離開。從此湟中的胡人都說：“漢朝以前總是想讓我們互相爭鬥；現在鄧使君用恩德和信用對待我們，打開門接納我們的妻子兒女，就像我們的父母一樣！”他們都高興地叩頭說：“一切聽從使君的命令！”鄧訓於是對他們加以撫養教導，無論大人小孩沒有不感動喜悅的。接著鄧訓賞賜賄賂各個羌人部落，讓他們互相招降引誘，迷唐的叔父號吾率領他部落的八百戶人前來投降。鄧訓趁機征發湟中的秦、胡、羌士兵四千人出塞，在寫穀突襲迷唐，打敗了他，迷唐於是離開大、小榆穀，住在頗岩穀，部眾也都離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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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章和二年五月至十月的史事，圍繞邊疆決策與朝堂權力鬥爭展開，集中展現了東漢中期在民族治理、權力製衡上的複雜博弈，其曆史鏡鑒意義深遠。
“以夷伐夷”的爭議：邊疆策略的短視與遠見
南單於請求聯合漢朝北伐北匈奴，主張“以夷伐夷”，耿秉以“天時可乘”支持，宋意則堅決反對，核心分歧在於對“夷虜相攻”本質的認知。宋意點出關鍵：鮮卑助漢是“貪得重賞”，若扶持南匈奴統一，必然需約束鮮卑，反而可能引發新的邊患；而維持北匈奴與鮮卑、南匈奴的製衡，“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才是更穩妥的策略。
這一爭議揭示了邊疆治理的核心悖論：主動介入往往引火燒身，保持平衡反而能收漁利。漢武帝“單極天下”未能臣服匈奴，光武“羈縻畜養”換得四十年安寧，對比鮮明。南單於的“報效”說辭背後，實則是借漢朝之力壯大自身；耿秉的“天授良機”論，忽視了“夷狄無上下”的本性——強者一旦崛起，終將成為新的威脅。宋意的反對，體現了對“邊疆均勢”的清醒認知，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路，遠比“畢其功於一役”的冒進更具長遠眼光。
竇憲弑親與“贖死北伐”：權力失控的荒誕邏輯
竇憲因忌憚齊殤王子劉暢分權，竟遣客刺殺之，事發後為避禍“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最終得以車騎將軍身份領軍北伐。這一過程充滿戲劇性，卻暴露了外戚專權下的司法崩壞：權貴殺人可借“軍功贖罪”，國法淪為私人工具。
竇憲的操作本質是“以國家利益為私人買單”——北伐匈奴本是重大國策，卻成了外戚脫罪的籌碼。太後的“閉憲於內宮”到最終同意其出征，反映出皇權對近親的縱容；韓棱“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的抗爭被壓製，何敞冒險獨奏才查清事實，卻無法動搖竇憲地位，更凸顯官僚體係對權貴的無力。這種“刑不上大夫”的雙重標準，是東漢政治腐敗的開端，也為竇憲後來的跋扈與覆滅埋下伏筆。
鄧訓治羌：“恩信”對“欺詐”的逆襲
護羌校尉鄧訓麵對迷唐威脅，摒棄張紆“毒酒誘殺”的舊路，轉而以“恩信”安撫小月氏胡：開門接納其妻子，嚴兵守護，最終贏得諸胡“如得父母”的信任，甚至促使迷唐叔父降漢。這一轉變印證了民族治理中“信任重建”的力量。
鄧訓的成功在於看透了羌胡“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的症結。張紆的欺詐雖換得一時勝利，卻激化了族群仇恨；鄧訓則以“以德懷之”打破“漢家欲鬥我曹”的刻板印象，用實際行動證明：武力威懾隻能短期壓製，恩信才能長期維穩。其“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的策略，將“分化瓦解”建立在信任基礎上，而非單純的武力脅迫，為邊疆治理提供了“軟實力”勝於“硬實力”的經典案例。
朝堂暗流：各方勢力的角力與妥協
這一時期的政治運作，處處可見權力平衡的微妙：太後既需依賴竇憲兄弟掌控局麵，又需借耿秉、鄧訓等功臣穩定邊疆；官僚集團中，宋意、韓棱、何敞等試圖維護綱紀，卻不得不受製於外戚權勢；邊疆將領則在“主戰”與“主和”間搖擺，最終服務於中央政治需求。
這種複雜角力揭示了專製體製下的決策邏輯：重大政策往往不是“最優解”，而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北伐匈奴的決策，既是南單於推動、耿秉支持的結果，更是太後為保全竇憲的權宜之計；鄧訓的治羌成功，則得益於其遠離中樞、得以自主施政的空間。這種“頂層混亂、基層偶有亮色”的狀態，正是東漢中期由穩轉亂的典型特征。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的曆史充滿張力：邊疆策略的遠見與短視交鋒，權力運作的荒誕與無奈並存，民族治理的恩信與欺詐較量。其中，對“均勢”的認知、對“法治”的堅守、對“信任”的重視，至今仍能為國家治理、國際關係提供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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