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元年公元89年，己醜年）
春天，迷唐想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鄧訓征調湟中的六千士兵，命令長史任尚率領，把皮革縫製成船，放在木筏上渡河，突襲迷唐，把他打得大敗，先後斬首一千八百多級，俘獲兩千人，繳獲馬牛羊三萬多頭，迷唐的部落幾乎全被消滅。迷唐收拾剩下的部眾向西遷徙一千多裡，那些依附他的小部落都背叛了他。燒當羌的首領東號磕頭請罪，表示願意受死，其餘的人也都前來歸順，送上人質。於是鄧訓安撫接納這些歸附的人，威望和信譽大大提升，隨後便解散屯駐的軍隊，讓他們各自回到所屬郡縣，隻留下兩千多解除枷鎖的刑徒，分彆讓他們屯田、修繕堡壘。
竇憲即將出征匈奴，三公、九卿到朝堂上書勸諫，認為：“匈奴沒有侵犯邊塞，卻無緣無故讓軍隊長途跋涉，耗費國家錢財，到萬裡之外去求取功勞，這不是為國家著想的辦法。”奏書接連呈上，卻總是被擱置不理。宋由害怕了，就不敢再在奏書上署名，其他九卿也漸漸不再堅持。隻有袁安、任隗堅守正道，毫不退縮，甚至摘下官帽在朝堂上堅決諫爭，前後上書將近十次，眾人都為他們感到危險害怕，袁安、任隗卻神色嚴肅，鎮定自若。侍禦史魯恭上疏說：“國家剛剛遭遇皇帝駕崩的大喪，陛下還在守喪期間，百姓內心不安，三個季節都沒聽到皇帝出行的清道警戒聲，大家都憂心忡忡，好像有所求卻得不到滿足。如今卻在陽春三月征發兵役，攪得天下不得安寧，去對付戎狄，這實在不是對中原百姓施加恩澤、更改年號端正時運、從內到外治理國家的做法。萬民是上天所生；上天愛護自己所生之物，就像父母愛護子女一樣，一件事物如果不能處在合適的位置，天地間的正氣就會錯亂，更何況是人呢！所以愛護百姓的人一定會得到上天的報答。那些戎狄，是四方不同的氣所生，和鳥獸沒什麼區彆；如果讓他們與中原百姓雜居，就會擾亂天地間的正氣，玷汙善良的人，所以聖王的製度，隻是對他們加以籠絡，不絕其往來罷了。如今匈奴被鮮卑打敗，遠遠地躲在史侯河以西，距離邊塞幾千裡，卻想趁著他們虛弱損耗，占他們弱小的便宜，這不是正義之舉。如今剛剛征發軍隊，大司農的調度卻不足，上下互相逼迫，民間的困苦已經很嚴重了。大臣和百姓都說不行，陛下怎麼能隻因為一個人的想法，就不顧萬人的性命，也不體恤大家的話呢！向上觀察天心，向下考察民意，就足以知道事情的得失。我擔心這樣下去，中原就不再是原來的中原了，難道隻是匈奴的問題而已嗎！”尚書令韓棱、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人樂恢，都上疏勸諫，太後不聽。太後又下詔讓使者為竇憲的弟弟竇篤、竇景一起修建府邸，使百姓勞累服役。侍禦史何敞上疏說：“我聽說匈奴凶暴叛逆已經很久了，平城之圍，匈奴送來傲慢書信的恥辱，這兩件事，作為臣子本應不惜犧牲生命去報仇雪恨，高祖、呂後忍住憤怒，咽下怨恨，放過匈奴沒有誅殺。如今匈奴沒有叛逆的罪行，漢朝也沒有值得羞愧的恥辱，卻在春天百姓忙於耕種的時候，發動大規模勞役，百姓怨恨，都心懷不滿。又隨意為衛尉竇篤、奉車都尉竇景修繕館舍府邸，占滿了街道裡巷。竇篤、竇景是親近的貴臣，應當成為百官的表率。如今大軍正在行軍途中，朝廷為此操心，百姓愁苦不堪，國家也沒有多餘的錢財，卻急忙修建大型府邸，裝飾玩賞之物，這不是留下美好品德、昭示後人的做法。應該暫且停止工匠的勞役，專心關注北方邊境，體恤百姓的困苦。”奏書呈上後，沒有被理會。
竇憲曾經派自己的門生帶著書信去見尚書仆射郅壽，有事情請他幫忙，郅壽立刻把這個門生送到詔獄。郅壽前後多次上書，陳述竇憲驕橫放縱的行為，引用王莽的例子來告誡國家；又趁著朝會的時候，指責譏諷竇憲等人討伐匈奴、修建府邸的事，聲音嚴厲，神色莊重，言辭旨意非常懇切。竇憲很生氣，誣陷郅壽購買公田、誹謗朝廷，把他交給官吏處置，判處死刑。何敞上疏說：“郅壽是參與機密事務的親近大臣，糾正補救朝政是他的職責，如果他心懷沉默不說話，那他的罪確實該殺。如今郅壽不顧眾人意見，堅持正確的主張，是為了使宗廟安寧，難道是為了他個人嗎！我之所以冒死直言，不是為了郅壽。忠臣儘忠守節，把死當作歸宿；我雖然不了解郅壽，但估計他會心甘情願。我實在不希望聖明的朝廷施行誅殺誹謗者的刑罰，從而損害安寧祥和的教化，堵塞忠誠正直的言論，留下無窮的譏諷。我何敞錯誤地參與機密事務，說了不該說的話，罪名明確，應當被關進牢獄，在郅壽之前死去，死一萬次都不夠。”奏書呈上後，郅壽得以免除死刑，改判流放合浦，還沒出發，就自殺了。郅壽是郅惲的兒子。
評論
永元元年的史事，集中展現了東漢中期朝堂權力失衡與邊疆治理的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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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治理的“恩威之辨”：鄧訓的成功範式
鄧訓對迷唐的軍事打擊與後續安撫，構成了一套完整的邊疆治理策略。他先以“縫革為船”的奇襲大破迷唐，徹底摧毀其勢力基礎，再通過“綏接歸附、罷屯兵、置弛刑徒屯田”等舉措，以最小成本鞏固成果。這種“先威後恩”的模式，既展現了對叛亂勢力的強硬，又以安撫政策瓦解敵對陣營，最終實現“威信大行”。
鄧訓的成功，關鍵在於打破了張紆“欺詐誘殺”的惡性循環，用“恩信”重建與羌胡的信任。他釋放的信號清晰而堅定：對抗者必遭打擊，歸附者可得安寧。這種“賞罰分明”的治理邏輯，遠比單純的武力鎮壓或無原則妥協更有效，為後世邊疆治理提供了“以實力為基礎、以信任為紐帶”的經典範例。
朝堂抗爭的悲壯與無力：外戚專權下的綱紀崩壞
竇憲北伐匈奴的決策，遭到三公九卿集體反對，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十上”，魯恭、何敞等以“天心民誌”“國計民生”力諫，卻被太後一概無視。這場抗爭的悲壯之處在於：反對者並非否定邊疆安全，而是質疑“無故勞師”的動機——北伐本質是竇憲“贖罪固權”的私人工具，卻被包裝成“國家利益”。
更令人痛心的是郅壽的結局：他拒絕竇憲請托、直言其“驕恣類王莽”，反遭誣陷致死。這揭示了外戚專權的核心危害——權力淩駕於法律與道義之上。當“私怨”可左右國法，“諫言”被視為“誹謗”，官僚體係的糾錯功能徹底失效，朝堂淪為權貴的遊樂場。宋由“不敢複署議”的退縮，則暴露了多數官員在強權麵前的妥協，加速了綱紀的崩塌。
“公私倒置”的政治危機：北伐與建宅的雙重荒誕
竇憲在北伐軍“在道、朝廷焦唇”之際，竟讓弟弟竇篤、竇景大修“彌街絕裡”的豪宅，這種“公私倒置”的荒誕，直指東漢中期的政治病灶：外戚將國家資源視為私產，把個人享樂置於民生疾苦之上。何敞怒斥其“非所以垂令德”，卻“書奏不省”，說明此時的皇權已被外戚綁架，失去了基本的是非判斷。
魯恭“臣恐中國不為中國”的警告，並非危言聳聽。當朝廷以“萬人之命”換“一人之計”，以“百姓愁苦”供“權貴享樂”，民心離散、國本動搖是必然結果。這種“權力私有化”的傾向，一旦突破底線，再強大的帝國也會從內部腐朽——東漢末年的亂世，在此已現端倪。
民族觀的局限與啟示：魯恭言論中的進步與偏見
魯恭將戎狄視為“與鳥獸無彆”，主張“羈縻不絕”，反映了古代中原王朝的典型民族偏見，這種“華夷之辨”的狹隘性，限製了對邊疆問題的深層認知。但他反對“乘虛耗、利微弱”的不義之戰，強調“愛民者有天報”，卻蘊含著“反對恃強淩弱”“重視民生為本”的進步思想。
這種矛盾提醒我們：曆史人物的觀念往往受製於時代，需辯證看待。魯恭的偏見不值得認同，但其“以民為本”“反對窮兵黷武”的主張，卻超越時代，成為中華民族治理思想中的寶貴財富。
永元元年的曆史，是一麵鏡子：它照見了邊疆治理的有效路徑，更照見了權力失控的可怕後果。鄧訓的局部成功，無法彌補朝堂的係統性崩壞——當公權力淪為私人工具，當忠直者遭迫害、妥協者得保全，即便有暫時的軍事勝利，也難以阻擋帝國滑向衰落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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