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六年公元94年，甲午年）
春天，正月，皇甫棱被免職，朝廷讓執金吾朱徽代理度遼將軍。當時單於安國和中郎將杜崇關係不和，安國就上書告發杜崇。但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住單於的奏章，這樣單於就沒辦法讓皇帝知道這事了。杜崇趁機和朱徽一起上奏說：“南單於安國，疏遠原來的匈奴人，親近新投降的人，還想殺掉左賢王師子以及左台且渠劉利等人。而且，右部投降的人，謀劃著一起脅迫安國起兵反叛，請求西河、上郡、安定等地做好防備。”皇帝把這事交給公卿們商議，大家都覺得：“蠻夷之人反複無常，雖然難以捉摸，但大軍聚集，他們肯定不敢輕舉妄動。現在應該派有謀略的使者到單於王庭，和杜崇、朱徽以及西河太守一起，觀察他們的動靜。如果沒有其他變故，可以讓杜崇等人到安國那裡，召集他的左右大臣，斥責那些部下橫行霸道給邊境帶來危害的行為，一起評定罪行並誅殺。要是他們不聽從命令，就根據當時情況製定策略，事情結束後，再酌情進行賞賜，這樣也足以向眾多蠻夷展示威嚴。”皇帝聽從了這個建議，於是朱徽、杜崇就帶兵到了單於王庭。安國夜裡聽說漢軍來了，嚇了一大跳，扔下營帳就跑了。然後他起兵想殺掉師子。師子事先知道了消息，就帶著所有帳篷和百姓進了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城門緊閉，進不去。朱徽派官吏去勸說他們和解，安國不聽。既然攻不下城，安國就帶兵駐紮在五原。杜崇、朱徽又征調各郡的騎兵緊急追擊，眾人都非常恐慌。安國的舅舅骨都侯喜為等人擔心會一起被殺，就殺了安國，擁立師子為亭獨屍逐侯鞮單於。
己卯日，司徒丁鴻去世。
二月丁未日，任命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
夏天，五月，城陽懷王劉淑去世，沒有兒子，封國被廢除。
秋天，七月，京城發生旱災。
西域都護班超征調龜茲、鄯善等八個國家的軍隊，一共七萬多人，去討伐焉耆。到了焉耆城下，班超把焉耆王廣、尉犁王泛等人引誘到陳睦故城，把他們殺了，將首級送到京城。接著又縱兵搶掠，斬首五千多級，俘獲一萬五千人，重新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班超在焉耆停留了半年，安撫當地百姓。於是西域五十多個國家都送來人質，歸附漢朝。甚至遠到海邊，四萬裡之外的國家，也通過輾轉翻譯來進獻貢品。
南單於師子即位後，五六百個投降的胡人在夜裡襲擊師子，安集掾王恬率領護衛士兵和他們交戰，打敗了胡人。這一下，投降的胡人都被驚動了，十五個部落二十多萬人全都反叛，他們脅迫並擁立前單於屯屠何的兒子薁鞮日逐王逢侯為單於，然後就開始殺害搶掠官吏和百姓，焚燒驛站和營帳，帶著輜重朝朔方方向去，打算越過沙漠向北逃竄。九月癸醜日，朝廷讓光祿勳鄧鴻代理車騎將軍的事務，和越騎校尉馮柱、代理度遼將軍朱徽，率領左右羽林軍、北軍五校的士兵，以及各郡國的弓弩手、邊境士兵，烏桓校尉任尚率領烏桓、鮮卑的軍隊，總共四萬人去討伐他們。當時南單於和中郎將杜崇駐紮在牧師城，逢侯率領一萬多騎兵圍攻他們。冬天，十一月，鄧鴻等人到了美稷，逢侯就解了牧師城的圍，往滿夷穀方向去了。南單於派他兒子率領一萬騎兵和杜崇帶領的四千騎兵，與鄧鴻等人在大城塞追擊逢侯，斬首四千多級。任尚率領鮮卑、烏桓的軍隊在滿夷穀截擊逢侯，又把他打得大敗，前後一共斬首一萬七千多級。逢侯於是率領部眾逃出塞外，漢軍沒辦法追擊，隻好返回。
朝廷任命大司農陳寵為廷尉。陳寵性格仁慈寬厚，多次審議有疑問的案件，每次都依據經典，力求寬大處理，苛刻的風氣，在這時稍微有所改變。
皇帝想任命尚書令江夏人黃香為東郡太守，黃香推辭說：“我管理一郡，從事政務，才能不太合適，請求留下做個閒散的官員，賜給我一個督察小任務，讓我負責宮廷台閣裡繁瑣的事務。”皇帝於是又留下黃香擔任尚書令，增加俸祿到二千石，黃香很受皇帝親近和重用。黃香也恭敬勤勉地處理事務，為國家操心就像為自己家操心一樣。
評論
永元六年的曆史記載，如同打開了一幅東漢中期邊疆治理與中樞權力運作的生動畫卷，其中既暴露了古代民族政策的深層矛盾，也展現了帝國治理的複雜邏輯。
從南匈奴的動蕩來看，這場衝突的根源在於權力結構的失衡。南單於安國與左賢王師子的對立，本質上是新舊勢力的較量。安國親近新降部族以鞏固權力，師子則代表舊有勢力，這種矛盾被漢朝官員杜崇、朱徽利用，最終演變為武裝衝突。漢朝公卿的決策體現了典型的"以夷製夷"思維：先派使者觀察動靜，再以武力威懾為後盾進行調解，若不從則果斷鎮壓。但杜崇、朱徽直接發兵的激進操作，卻打破了這種平衡，迫使安國鋌而走險。當漢軍兵臨城下時，安國的反應是棄帳舉兵、追擊師子、最終被部眾格殺，折射出邊疆部族在漢朝壓力下的生存困境：依附漢朝則權力受掣，獨立發展則麵臨軍事打擊，這種兩難處境最終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叛亂。而叛亂平息後立師子為單於的結局，實則是漢朝通過武力乾預強行重構了匈奴內部的權力格局，雖暫時穩定局勢，卻為後續降胡十五部的大規模反叛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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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平定西域的壯舉，展現了東漢邊疆治理的另一種範式：以軍事威懾為基礎的柔性整合。七萬聯軍的雷霆之勢與斬殺焉耆王的果斷行動，形成了對西域諸國的強力震懾，但真正鞏固統治的卻是"留焉耆半歲，慰撫之"的懷柔策略。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組合，最終實現了"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的盛況，印證了古代邊疆治理中"威德兼施"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四萬裡外"重譯貢獻"的描述，不僅彰顯了漢朝的國際影響力，更暗示了絲綢之路在文化交流中的紐帶作用。
中樞層麵的人事變動與社會現象同樣值得玩味。司徒丁鴻薨、劉方與張奮的職位更替，反映了東漢官僚體係的正常運轉，而城陽懷王無嗣導致封國被除，則體現了宗法製度下"嫡長子繼承製"的剛性原則。京師旱災與陳寵任廷尉後的司法改革形成鮮明對比，自然災害往往被視為上天對朝政的警示，而陳寵"務從寬恕"的司法理念，恰是對這種警示的回應，也反映了東漢中期試圖扭轉"刻敝之風"的治理努力。
黃香辭任東郡太守的舉動，更是古代官場生態的生動注腳。他以"才非所宜"為由請求留任尚書令，既展現了"謙退"的政治智慧，也暗含對中樞權力的重視。而漢和帝"增秩二千石"的挽留，不僅體現了對黃香的信任，更反映了尚書台在東漢行政體係中地位的上升。這種君臣互動，揭示了古代官僚製度中"權責匹配"與"人儘其才"的理想追求。
總體而言，永元六年的曆史事件構成了一幅多維的帝國治理圖景：邊疆的武力威懾與柔性安撫並行，中樞的權力更替與製度調整同步，社會的災異警示與政策回應呼應。這些事件既暴露了古代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過度依賴武力與權謀往往引發更大動蕩，也彰顯了有效治理的核心要素，剛柔並濟、恩威並重。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這種治理智慧仍能為多民族國家的和諧發展提供曆史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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