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五年公元93年，癸巳年）
春天，正月乙亥日，在明堂舉行祭祀祖先的大典，登上靈台觀察天象，大赦天下。
戊子日，千乘貞王劉伉去世。
辛卯日，封皇帝的弟弟劉萬歲為廣宗王。
甲寅日，太傅鄧彪去世。
戊午日，隴西發生地震。
夏天，四月壬子日，封阜陵殤王的哥哥劉魴為阜陵王，延續阜陵王的封國。
九月辛酉日，廣宗殤王劉萬歲去世，沒有兒子，封國被廢除。
當初，竇憲擁立了除鞬為北單於，想輔佐他回到北方王庭，結果竇憲被殺，這事就沒成。於除鞬自己反叛，回到北方，皇帝下詔派將兵長史王輔率領一千多騎兵，和任尚一起去追擊討伐，把於除鞬殺了，消滅了他的部眾。耿夔打敗北匈奴後，鮮卑族就趁機轉移，占據了北匈奴的地盤。匈奴留下來的殘餘部落還有十多萬個村落，都自稱鮮卑；鮮卑族從此漸漸強盛起來。
冬天，十月辛未日，太尉尹睦去世。十一月乙醜日，太仆張酺被任命為太尉。張酺和尚書張敏等人上奏說：“射聲校尉曹褒，擅自製定漢朝禮儀，破壞了聖人的學術，應該加以懲處誅殺。”這樣的奏書一共上奏了五次。皇帝知道張酺死守舊學，不懂變通，雖然擱置了他們的奏書，但曹褒製定的漢禮最終也沒能推行。
這一年，武陵郡的軍隊打敗了反叛的蠻人，使他們歸降。
梁王劉暢和他的隨從官員卞忌一起祭祀祈福，卞忌等人諂媚地說：“神靈說大王您應當成為天子。”劉暢與他們回應互動，被有關部門上奏彈劾，請求將劉暢召到詔獄問罪。皇帝沒有答應，隻是削減了劉暢成武、單父這兩個縣的封地。劉暢又慚愧又害怕，上疏狠狠責備自己說：“我天性狂妄愚蠢，不知道防範禁忌，自己犯下死罪，本應被公開誅殺。陛下聖明仁德，枉法寬容，意外地赦免了我，讓我承受了您的恩情。我知道這麼大的赦免不會再有第二次，我發誓約束自己和妻兒，不敢再言行失當，不敢再胡亂花費錢財。我的封地租稅收入有剩餘，請求隻享用睢陽、穀熟、虞、蒙、寧陵這五個縣的租稅，退還其他所享用的四個縣。我有三十七位小妾，其中沒有子女的，希望能讓她們回本家。我自己挑選二百名謹慎守規矩的奴婢留下，其餘所接受的虎賁衛士、騎兵以及各種工匠、樂師、奴仆、奴婢、兵器弓弩、馬匹等，都上交回原部門。我劉暢作為皇室近親，擾亂了聖人的教化，玷汙了清正的風氣，既然能保住性命，實在沒臉再以有罪之身住在王府，享用大封國，設置眾多官員，收藏各種財物，希望陛下開恩答應我的請求。”皇帝下詔書表示優待，沒有聽從他的請求。
護羌校尉貫友派翻譯去離間各個羌人部落，用財物引誘他們，羌人部落因此解散。然後貫友派兵出塞，在大、小榆穀攻打迷唐，斬殺俘獲八百多人，收割麥子幾萬斛。接著在逢留大河兩岸修築城堡，打造大船，建造河橋，想要渡河去攻打迷唐。迷唐率領部落遠遠地遷徙，到賜支河曲一帶居住。
南單於頓屠何去世，單於宣的弟弟安國繼位。安國當初做左賢王的時候，沒什麼好名聲；等他當了單於，前單於適的兒子左穀蠡王師子按順序轉任左賢王。師子向來勇敢、聰明又有智謀，前單於宣和頓屠何都欣賞他的果敢，多次派他帶兵出塞，襲擊北匈奴王庭，回來後，接受賞賜，天子對他也特彆優待。因此國內的人都敬重師子，而不親附安國，安國就想殺掉師子。那些新投降的胡人，當初在塞外多次被師子驅趕掠奪，大多怨恨他。安國就趁機和這些投降的人合計，一起謀劃殺害師子。師子察覺到了他們的陰謀，就到五原邊界另外居住，每次單於王庭開會，師子就稱病不去。度遼將軍皇甫棱知道了這件事，也保護師子，不讓他去，單於安國越發憤恨。
評論
公元93年，即漢和帝永元五年，這一年的史事如同一條脈絡清晰的絲線，串聯起東漢中期政治、軍事、民族關係等諸多層麵的複雜圖景，透過這些看似零散的記載，我們能窺見那個時代的運行邏輯與潛在危機。
在朝堂之上，權力的更迭與思想的交鋒始終是核心議題。正月的宗祀明堂、登靈台與大赦天下，既是皇權彰顯的常規儀式，也暗含著穩定統治的政治意圖。而太傅鄧彪、太尉尹睦的相繼離世，不僅是官員正常的新舊交替，更引發了權力格局的微妙調整。太仆張酺接任太尉後，與尚書張敏等人屢次彈劾射聲校尉曹褒“擅製漢禮”，甚至請求處以刑誅，這背後是僵化的學術保守勢力對禮製革新的強烈抵製。漢和帝雖明白張酺“守學不通”，擱置了彈劾奏請，但漢禮的推行最終還是半途而廢。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傳統與革新的衝突，也體現了皇權在平衡各方勢力時的無奈——既不願輕易開殺儒臣的先例，又難以衝破守舊思想的重重阻礙，最終導致製度層麵的革新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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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的民族關係則呈現出連鎖反應般的複雜態勢。竇憲死後，北匈奴於除鞬單於的叛逃與被斬殺，看似是漢朝軍事上的一次勝利，卻打破了北方草原的勢力平衡。耿夔大破北匈奴後，鮮卑趁勢占據其故地，十餘萬落匈奴餘眾改稱鮮卑，使得鮮卑逐漸強盛起來。這一變化揭示了古代邊疆治理中“以夷製夷”策略的局限性，單純依靠軍事打擊和勢力製衡，缺乏長遠的民族融合規劃，往往會導致舊的威脅消除後，新的隱患又隨之滋生。
地方治理與民族衝突也不斷考驗著東漢王朝的統治力。武陵郡兵平定蠻夷叛亂、護羌校尉貫友擊破迷唐羌人，這些軍事行動雖然暫時穩定了地方局勢，但頻繁的叛亂本身就暴露了邊疆民族政策的弊端。貫友通過財物誘惑分化羌人部落，再以軍事手段進攻，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雖能取得一時之效，卻加深了民族間的隔閡與仇恨。他在逢留大河築城塢、造河橋，試圖加強對羌人地區的控製，反而促使迷唐率部遠徙，為日後的衝突埋下伏筆，這顯示出單純依靠武力和分化的治理方式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民族矛盾。
宗室問題同樣是不容忽視的一環。梁王劉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時的不當言論，觸碰了皇權的敏感神經。有司請求將其征詣詔獄，漢和帝卻僅削去成武、單父二縣，展現了對宗室的寬容。而劉暢隨後的上疏深自刻責，請求削減封地、遣散姬妾仆從，既是恐懼之下的自保之舉，也是對皇權的一種妥協。漢和帝的“優詔不聽”，則體現了在宗法製度下，皇權對宗室既限製又拉攏的微妙態度，既要維護自身權威，又要顧及“骨肉近親”的倫理紐帶。
單於頓屠何死後，匈奴內部的權力鬥爭也加劇了北方局勢的動蕩。安國單於因缺乏威望而得不到支持，與受眾人敬重的左賢王師子產生矛盾，甚至欲除之而後快。新降胡人因曾被師子驅掠而心懷怨恨，被安國利用參與謀議，而度遼將軍皇甫棱對師子的保護，進一步激化了單於的不滿。這一係列矛盾不僅是匈奴內部的權力紛爭，也反映了漢朝在處理屬國關係時麵臨的複雜局麵，屬國的內部穩定與否，直接影響著漢朝邊疆的安全。
總的來說，永元五年的史事是東漢中期統治狀況的一個縮影。政治上的保守與革新之爭、邊疆民族關係的動蕩不安、地方治理的重重挑戰，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主要特征。這些事件既展現了東漢王朝維持統治的努力，也暴露了其製度層麵的缺陷和潛在的危機，為後來王朝的興衰埋下了伏筆。透過這些曆史片段，我們能更清晰地認識到古代王朝統治的複雜性與曆史發展的必然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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