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癸卯年）
夏天四月最後一天，出現日食。當時皇帝照著肅宗的老規矩，兄弟們都留在京城。有關部門覺得日食意味著陰氣太盛，就上奏說要打發各位王爺回自己的封國。皇帝下詔說：“這次日食的異常，責任在我一人。王爺們年紀小，早早沒了爹媽照顧，長大後互相扶持，就像《蓼莪》《凱風》裡寫的那樣讓人難過。我這不舍得他們走的心思，我知道不符合國家製度，但還是再讓他們留一陣子吧。”
秋天九月，皇帝往南方巡遊，清河、濟北、河間三位王爺一起跟著。
四個州發大水。
冬天十月，皇帝先到章陵，又去雲夢。當時太尉張禹留在京城守著，聽說皇帝要去江陵，覺得去那兒太冒險，就趕緊派人騎快馬遞奏章勸皇帝。皇帝回複說：“祭祖都弄完了，本打算接著往南去拜拜長江，剛收到你的奏章，我就在漢水這兒轉頭回宮啦。”十一月就回宮了。
以前嶺南那邊會送新鮮龍眼和荔枝，路上每隔十裡、五裡就設個站點，不分白天黑夜地接力送。臨武縣長汝南人唐羌上奏章說：“我聽說當領導的不能光想著吃好吃的，下麵的人也彆把送吃的當功勞。我看到交趾那七個郡送新鮮龍眼啥的，一路上人喊馬叫像被鳥驚到、風刮起來似的。南方天氣熱，路上各種毒蟲猛獸，送的人指不定就遇到危險丟了命。死了的人不能複活，還能救的咱就救救。這倆水果就算送到宮裡，也不見得能讓人延年益壽啊。”皇帝就下詔說：“遠方送來的稀罕東西，本來是用來祭祀祖宗的，要是為了送這些傷人，哪還談得上愛護老百姓，告訴禦膳房，彆再收這些進貢啦！”
這一年，開始讓各郡和封國在夏至的時候審查那些罪行輕的犯人。
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甲辰年）
秋天七月，鬨旱災。
七月辛酉日，司徒魯恭被免官。庚午日，讓光祿勳張酺當司徒，結果八月己酉日，張酺就去世了。
冬天十月辛卯日，讓司空徐防當司徒，大鴻臚陳寵當司空。
十一月己醜日，皇帝去緱氏，還登上了百岯山。
北匈奴派使者來說要稱臣，還送了禮物，希望能像以前呼韓邪單於那樣和親。皇帝覺得他們禮數不夠，沒答應，但給了使者豐厚賞賜，也沒讓使者帶回複信。
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乙巳年）
春天的時候，高句驪的王宮帶兵衝進了遼東的邊境防線，在六個縣那一帶燒殺搶掠。到了夏天四月庚午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還改了年號。
秋天九月，遼東太守耿夔出兵攻打高句驪，把他們打得大敗。到了冬天十二月辛未日，皇帝在章德前殿駕崩。一開始，皇帝的皇子們夭折了十幾個，後麵出生的皇子就偷偷地養在民間，大臣們都不知道。直到皇帝去世，後來出生的皇子,時常秘密養在民間。漢和帝去世後，鄧皇後才把在民間的皇子接回宮中。長子劉勝，得了很長時間難以治愈的病;出生一百多天的小皇子劉隆被迎立為皇太子，那晚,就登皇帝位(即漢殤帝)。尊奉皇後為皇太後，太後臨朝聽政。國家大喪，宮中丟失了一竹箱大珠;太後心想假如要拷問，肯定有沒罪而被逮捕的，會冤枉好人，於是就親自傳見宮人，細微察言觀色，偷大珠的人立刻就低頭認罪了。又有這麼一檔子事兒哈，和帝寵幸的人跟吉成的車夫一塊兒誣陷吉成搞巫蠱這種邪乎事兒，和帝直接把吉成丟到掖庭去嚴刑審訊。一番操作下來，各種證詞啥的看著就像是實錘了。太後就尋思，吉成以前在先帝身邊，自己對他也不薄，平時這人看著也老實巴交，沒說過啥壞話，怎麼突然就乾出這種毀三觀的事兒，感覺不符合這人設啊。於是太後親自把吉成叫來，重新仔仔細細盤查核實，好家夥，結果發現竟然是那車夫在背後搗鬼，故意坑吉成。大家知道真相後，那是一個勁兒地誇太後英明！
這時候呢，北匈奴又派人跑到敦煌來進貢，還說啥自家國家窮，禮數啥的準備得不太到位，希望能請個大使過去，還表示願意送王子來當人質。太後呢，也沒搭理他們派來的使者，就多給了點賞賜打發了。
再說洛陽令，廣漢人王渙，這人做人那叫一個正直，眼光賊犀利，那些藏得很深的奸邪事兒都能被他挖出來。表麵上治理手段挺強硬，其實內心特彆善良。他斷的那些案子，大家那是心服口服，整個京城的人都覺得他神了。結果這一年，王渙在任上去世了，不管是老百姓還是在集市上做生意的，聽到這消息沒有不唉聲歎氣、淚流滿麵的。王渙的靈柩往西送回老家的時候，路過弘農，老百姓都在路邊擺上桌子祭祀。有官吏就問為啥，大家都說：“以前我們帶著米去洛陽，老是被那些官吏士兵敲詐，每次都得損失一半。自從王大人上任，我們再也沒被欺負過，所以來報答他的恩情。”洛陽的老百姓還給他建了祠堂，寫了詩，每次祭祀的時候，都要彈琴唱歌來紀念他。太後知道這事兒後下詔說：“像王渙這樣的忠良官吏，那可是國家治理的頂梁柱啊，朝廷拚命找這樣的人才，可真正能找到的太少了。現在任命王渙的兒子王石為郎中，以此來鼓勵那些勤勞肯乾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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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這段史料勾勒出漢和帝統治末期的政治圖景與社會風貌，展現了東漢中期皇權運作、民生治理與邊疆關係的多重麵相，其中諸多曆史細節值得深入剖析。
在政治決策的人性化考量方麵，永元十五年四月的日食事件頗具代表性。當有司以“陰盛”為由奏請遣諸王回封國時，和帝以“責由一人”承擔天象異常的責任，更以《蓼莪》《凱風》的親情典故為由挽留諸王，這種決策既規避了將災異歸咎於宗親的政治風險，又彰顯了對親情倫理的重視。帝王將災異責任攬於己身的態度，體現了“天人感應”思想下君主的自我約束，而對宗親的寬容姿態，則暗含著鞏固皇權核心圈層的政治智慧。
民生關懷的實踐與突破在史料中尤為突出。嶺南貢奉龍眼、荔枝的記載，暴露了古代貢品製度對底層民眾的壓迫——“十裡一置，五裡一候”的晝夜傳送，背後是“觸犯死亡之害”的民生代價。唐羌的諫言直擊要害，指出“上不以滋味為德”的政治倫理，最終促使和帝下詔停罷貢奉。這一事件不僅體現了漢代諫官製度的有效性，更展現了統治者在“宗廟祭祀”傳統與“愛民之本”之間的價值抉擇，其停貢決策堪稱古代民本思想的具體實踐。而“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的製度創新，則體現了司法治理的人文關懷，通過時令調節刑罰執行，蘊含著“順天應人”的治理理念。
對外關係的審慎姿態在對北匈奴的政策中清晰可見。麵對北匈奴“稱臣貢獻，願和親”的請求，和帝與太後始終堅持“舊禮不備則未許”的原則，僅以厚賞回應卻不締結盟約。這種外交策略既保持了中原王朝的禮儀尊嚴，又避免了因匈奴內部不穩定可能帶來的外交風險，反映了東漢中期對邊疆民族“恩威並施”而側重防禦的務實態度。相較於西漢對匈奴的強硬或和親，此時的政策更顯理性與克製。
吏治清明的社會反響通過王渙的事跡得到生動詮釋。這位“居身平正，明察奸伏”的洛陽令，以“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的治理風格贏得民心。史料中“百姓市道谘嗟流涕”“弘農民庶設案報恩”的細節，不僅印證了“苛政猛於虎”的古代社會現實，更反襯出良吏對民生改善的重要意義。太後“以其子為郎中”的表彰，既踐行了“勸勞勤”的激勵機製，也凸顯了東漢政府對“忠良之吏”在國家治理中核心作用的認知。
縱觀這段曆史，漢和帝時期展現出矛盾統一的治理特征：既有災異天人感應下的皇權自律，也有突破傳統禮製的務實決策；既存在貢品製度的民生壓迫，也可見民本思想的政策調整；既保持著對邊疆民族的警惕，也維係著基本的外交禮節；既有司法製度的人文創新，也依賴於良吏個人的治理效能。這些曆史片段不僅勾勒出東漢中期的政治生態，更揭示了中國傳統治理中“德治”與“法治”、“傳統”與“變革”、“中央集權”與“地方治理”的永恒張力，為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明提供了典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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