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太後把和帝弟弟濟北王劉壽、河間王劉開家五歲以上的孩子四十多人，還有鄧氏近親子孫三十多人都招來，專門開了府邸教他們學經書，太後還親自監考。
太後還下詔給堂兄河南尹鄧豹、越騎校尉鄧康等人說：“那些末世的貴戚食祿之家，穿得暖吃得好，出門豪車駿馬，可就是不學無術，好壞不分，這就是禍敗的根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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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長了芝草，太守劉祗想獻給朝廷，問郡人唐檀，唐檀說：“現在外戚勢力太大，皇帝權勢弱，這哪是什麼祥瑞啊！”劉祗就沒獻。
益州刺史張喬派從事楊竦帶兵到楪榆攻打封離等人，大獲全勝，砍了三萬多首級，抓了一千五百個俘虜。封離等人嚇壞了，殺了同謀的首領，向楊竦投降。楊竦好好安撫接納，其餘三十六種少數民族都來歸附。楊竦還上奏彈劾九十名奸猾侵犯少數民族的長吏，都被判了死緩。
以前西域各國和漢朝斷了聯係，北匈奴又用武力控製他們，一起騷擾邊境。敦煌太守曹宗很頭疼，就上奏派行長史索班帶一千多人駐守伊吾招撫西域各國，車師前王和鄯善王就又來投降了。
以前疏勒王安國去世，沒兒子，國人立他舅舅的兒子遺腹為王，遺腹的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就把臣磐送回來立為疏勒王。後來莎車背叛於窴歸附疏勒，疏勒就強大起來，和龜茲、於窴成了敵對國。
評論
這段記載反映了東漢安帝元初三年至六年的社會風貌與統治狀況。
邊疆與民族矛盾的頻發
這一時期邊疆衝突幾乎貫穿始終，呈現出“多線作戰”的特點：
南方蠻族多次反叛，蒼梧、鬱林、合浦等地的蠻夷與武陵蠻反複起事，反映出南方少數民族與官府的矛盾持續激化。
羌人叛亂是核心問題，從先零羌到效功種羌，朝廷采取軍事打擊與招撫結合的策略，甚至利用羌人內部矛盾如刺殺零昌、杜季貢），最終雖暫時平定隴右，但耗費“二百四十餘億”，導致並、涼二州虛耗，邊民死亡無數，可見民族衝突對國家實力的嚴重消耗。
鮮卑、烏桓等北方部族也不斷入寇，邊疆防線承受多重壓力。
朝廷內部的權力與製度變化
鄧氏外戚勢力顯著，度遼將軍鄧遵作為太後從弟，因軍功獲封三千戶，遠超常規；而司空袁敞因“失鄧氏旨”被逼自殺，體現出外戚專權對朝政的乾預。
製度層麵有重要調整，司徒劉愷推動“大臣行三年喪”，打破舊製，試圖以禮儀規範引導風俗，是儒家倫理影響政治的體現。
司法與吏治存在問題，尚書郎張俊因私書被構陷，任尚因爭功、詐增首級、貪贓被處死，反映出官場鬥爭的殘酷與監察製度的漏洞。
自然災異與社會動蕩的關聯
短短四年間，地震、旱災、水災、雹災等頻發，僅地震就有“郡國十”“郡國九”“郡國十三”“郡國四十二”等記載，災異頻發不僅加劇民生困苦，也在“天人感應”思想盛行的背景下，動搖了統治的合法性。災害與邊疆叛亂、內部矛盾相互交織，形成惡性循環，凸顯出東漢中期統治的脆弱性。
治理困境的深層暴露
地方治理失效，益州刺史尹就因無法平定叛亂被追責，越巂夷因“賦斂煩數”反叛，說明官府的剝削與治理能力不足是引發民變的重要原因。
軍事策略的局限性明顯，依賴刺殺敵方首領如榆鬼殺杜季貢、號封殺零昌）雖短期見效，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矛盾，反而可能激化仇恨。
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弱化，西域諸國因與漢朝斷絕聯係而被北匈奴控製，反映出朝廷在邊疆治理上的力不從心。
總體而言，這段曆史展現了東漢中期內憂外患交織的圖景：民族衝突、外戚專權、災異頻發、治理失效相互疊加，雖通過暫時的軍事勝利和製度調整維持統治，但深層矛盾不斷積累，為後來的社會動蕩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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