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安元年公元142年，壬午年）
春天正月癸巳日，皇帝大赦天下，還改了年號。
秋天八月，南匈奴的句龍吾斯和薁鞬、台耆等人又造反啦，在並州地區燒殺搶掠。
丁卯日，朝廷派侍中河內人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的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彆到各個州郡去。他們的任務是表揚那些賢良的人，讓忠誠勤懇的人得到彰顯；要是發現貪汙有罪的，刺史和俸祿二千石的官員就用驛馬趕緊上報，比這官職小的就直接抓起來。杜喬他們領命出發，可張綱卻把自己的車輪埋在洛陽都亭，說：“大豺狼就在路上擋著，還管那些小狐狸乾啥！”於是就給皇帝上奏章彈劾說：“大將軍梁冀和河南尹梁不疑，靠著外戚的身份受皇上恩典，身居重要職位，卻一味地貪婪無度，放縱自己到了極點，還拉攏一堆阿諛奉承的人去陷害忠良，這真是老天爺都不能赦免，該判死刑的罪過啊。我詳細列舉了他們目無君主的十五件事，這些事臣子們看了都恨得咬牙切齒。”奏章呈上去，整個京城都震驚了。當時皇後正得寵，梁家的親戚族人布滿朝廷，皇帝雖然知道張綱說得對，可就是不采納他的意見。杜喬到了兗州，上奏說泰山太守李固的政績是天下第一，皇帝就征召李固，讓他當了將作大匠。這八位使者彈劾的，大多是梁冀和宦官的親信黨羽。這些人互相求情搭救，彈劾的事兒就都被壓下來了。侍禦史河南人種暠看不過去，又去調查檢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也上奏說：“八位使者檢舉的人，應該趕緊懲罰。”皇帝這才又把八位使者的奏章發下去，讓核實他們的罪行。梁冀恨死張綱了，一心想著怎麼陷害他。當時廣陵的盜賊張嬰在揚州、徐州一帶搗亂十多年了，當地官員根本管不了，梁冀就把張綱派去當廣陵太守。以前的太守到任大多請求增加兵馬，可張綱隻要求單人單車去赴任。到了之後，他直接就去了張嬰的營壘門口。張嬰嚇了一跳，趕緊跑回去關上營壘大門。張綱在營門外把官吏和士兵都打發走，隻留下十幾個親近的人，還寫信給張嬰，說想見見他。張嬰看張綱特彆真誠，就出來拜見他。張綱把張嬰請到上座，跟他說：“之前的那些太守大多貪婪殘暴，所以才讓你們氣憤地聚在一起。那些太守確實有罪，可你們這麼做也不合乎道義呀。現在皇上仁慈聖明，想用文德來讓反叛的人歸服，所以派我來，就是想給你們榮華富貴，不想用刑罰對付你們，現在真的是你們轉禍為福的好時機。要是你們聽到道理還不歸服，皇上一旦發怒，荊、揚、兗、豫幾個州的大軍就會像烏雲一樣聚集過來，到時候你們可就身首異處，子孫後代都斷絕了。這兩種結果的利害關係，您可得好好想想啊！”張嬰聽了，流著淚說：“我們這些偏遠地方的愚昧百姓，沒辦法和朝廷溝通，實在受不了欺壓冤枉，才聚在一起勉強活著，就像魚在鍋裡遊，知道活不長，隻是暫時喘口氣罷了。現在聽了您的話，對我們來說真是重生的時刻啊！”說完就告辭回營了。第二天，張嬰帶著一萬多部下和妻兒，綁著自己來投降。張綱單人單車進了張嬰的營壘，大擺宴席，大家喝酒作樂。之後他把張嬰的部下都打發走，讓他們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還親自幫他們選住宅、看田地。有人家孩子想當官的，張綱就把他們招來。大家都心悅誠服，南方各州一下子就太平了。朝廷論功行賞，本來該封張綱，可梁冀從中阻攔。張綱在廣陵當了一年太守就去世了，張嬰等五百多人都為他穿喪服守喪，還把他的靈柩送到犍為，堆土為他建墳。皇帝下詔任命張綱的兒子張續為郎中，還賜了一百萬錢。
那時候，俸祿二千石的官員裡有不少能乾的，像洛陽令渤海人任峻、冀州刺史京兆人蘇章、膠東相陳留人吳佑。洛陽令自從王渙之後，都不太稱職。任峻能選拔任用文武官吏，讓他們各展其才，揭發壞人壞事絕不拖延，老百姓也不怕官吏，他的威嚴比王渙還厲害，不過在治理和教化方麵比不上王渙。蘇章當冀州刺史的時候，有個老朋友在清河當太守。蘇章到下麵巡查，發現這個老朋友有貪汙的事，就去太守那兒，太守擺了酒菜，和他回憶以前的交情，聊得可開心了。太守高興地說：“彆人都隻有一個天，我可有兩個天指蘇章會偏袒他）！”蘇章說：“今晚蘇孺文和老朋友喝酒，這是私人感情；明天冀州刺史查辦事情，那是國法。”於是就查辦了老朋友的罪行，整個冀州都變得嚴肅起來。後來蘇章因為打擊權貴，違背了皇上的心意，被免了職。當時天下越來越衰敗，老百姓愁苦不堪，大家天天都稱讚蘇章，可朝廷就是不再任用他。吳佑當膠東相的時候，治理崇尚仁愛和簡約，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騙他。有個叫孫性的嗇夫，私自向百姓收錢，買了衣服給父親。父親知道後生氣地說：“有這麼好的長官，你怎麼忍心欺騙他！”趕緊讓他回去認罪。孫性又慚愧又害怕，拿著衣服到官府自首。吳佑讓周圍的人退下，問他原因，孫性就把父親的話都說了。吳佑說：“你因為孝順父親才擔了這不好的名聲，這就是古人說的‘看一個人的過錯，就能知道他有沒有仁德’。”讓他回去向父親謝罪，還把衣服又送給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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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十月辛未日，太尉桓焉、司徒劉壽被免職。
罕羌部落五千多戶向趙衝投降，隻有燒何種還占據著參?沒被攻下。甲戌日，解散了張喬的屯軍。
十一月壬午日，任命司隸校尉下邳人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漢安二年公元143年，癸未年）
夏天四月庚戌日，護羌校尉趙衝和漢陽太守張貢在參絲攻打燒當羌，把他們打敗了。
六月丙寅日，立南匈奴的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屍逐就單於。當時兜樓儲在京城，皇帝親自到殿前，把璽綬授給他，還帶他上殿，賞賜了很多車馬、衣服、器具、金銀綢緞。又下詔讓太常、大鴻臚和各國派來的侍子在廣陽城門外舉行送彆宴會，大家吃喝玩樂，還有摔跤、雜技等表演。
冬天閏十月，趙衝在阿陽攻打燒當羌，又打敗了他們。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人馬寔派人刺殺了句龍吾斯。
從九月開始，涼州地區地震了一百八十次，山穀都裂開了，城牆和寺廟都被破壞，很多老百姓被壓死。
尚書令黃瓊覺得之前左雄提出的選拔孝廉的辦法，隻看重儒學和文職官吏，在選拔人才的標準上還有遺漏，就上奏建議增加孝悌和能從政的人，一共列為四科，皇帝同意了。
評論
漢安元年至二年的曆史，是東漢王朝在腐朽與微光中掙紮的縮影。這一時期，外戚專權達到頂峰，士大夫的抗爭愈發悲壯，而個彆能吏的局部善政，如同亂世中的星火，短暫照亮卻無法溫暖整個將傾的大廈。
“豺狼當路”：外戚跋扈與士大夫的孤勇
漢安元年的“八使巡行”，本是朝廷試圖整肅吏治的舉措，卻演變為士大夫與外戚的正麵交鋒，成為東漢權力鬥爭的標誌性事件。
張綱埋輪：直擊核心的悲壯抗爭
侍中張綱受命巡行州郡，卻在洛陽都亭“埋其車輪”，直言“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將矛頭直指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他彈劾二梁“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列數其“無君之心十五事”，言辭之激烈令“京師震竦”。這一行為的意義遠超彈劾本身：它撕破了外戚“輔政”的偽裝，揭露了“權貴當道，吏治腐敗”的本質。然而，順帝雖知張綱正直，卻因“皇後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而“不能用”，最終不了了之。張綱的抗爭，是士大夫“以卵擊石”的悲壯寫照——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隻為堅守“君明臣直”的理想。
梁冀的報複與張綱的治世之才
梁冀對張綱恨之入骨，卻因張綱聲望太高不敢直接加害，轉而將他派往“寇亂揚、徐間十餘年”的廣陵，企圖借賊手除之。不料，張綱展現出驚人的膽識與智慧：他拒絕增兵，“單車之職”直抵賊帥張嬰營門，以“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為賊眾開脫，又曉以“天子仁聖，欲以文德服叛”的出路，最終使張嬰萬餘人“麵縛歸降”。他入駐賊營後，“親為卜居宅、相田疇”，讓降者“任從所之”，徹底瓦解了叛亂的根基。這種“以德化賊”的治理，與梁冀的殘暴形成鮮明對比，證明士大夫的“仁政”遠勝權貴的“高壓”。但梁冀仍“遏其功”，張綱在郡一歲而卒，張嬰等五百餘人“負土成墳”，民間的哀悼恰是對朝廷不公的無聲抗議。
能吏的微光：亂世中的局部善政
在整體吏治腐敗的背景下，個彆能吏的善政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短暫顯現出治理的可能性，卻難以改變全局。
任峻、蘇章、吳佑的治術
洛陽令任峻“選用文武吏，各儘其用”，雖“威禁猛於王渙”卻能遏製奸邪；冀州刺史蘇章“公私分明”，宴飲故人清河太守）後仍按律彈劾其貪腐，令“州境肅然”，卻因“摧折權豪忤旨”被免；膠東相吳佑“政崇仁簡”，對私賦民錢為父買衣的嗇夫孫性，不僅不罰，反而稱其“觀過知仁”，以教化化解矛盾。這些能吏的共同點在於：或嚴或寬，皆以“實效”為導向，而非迎合權貴。但他們的命運多是“旋用旋廢”——蘇章因忤旨被免，任峻、吳佑的善政也僅限於一郡，無法形成製度性影響。
善政的局限：個人能力難敵製度腐敗
能吏的成功依賴於個人操守與智慧，卻缺乏製度支撐。張綱平廣陵靠“至誠”，李固定荊州靠“恩信”，蘇章治冀州靠“公法”，但當他們離開或遭排擠，地方又會回到“貪暴叛亂”的循環。東漢後期的吏治，已不是“缺人才”，而是“缺土壤”——權貴壟斷晉升通道，貪腐成為“潛規則”，能吏的存在反而反襯出製度的病態。
邊疆與內政：慣性崩壞中的微弱調整
這一時期的邊疆局勢與內政改革，延續了此前的頹勢，僅有的調整也收效甚微。
匈奴與羌患的持續
南匈奴句龍吾斯複反，寇掠並部；罕羌雖有五千戶降趙衝，但燒何種仍據守參?，羌患未平。涼州“地百八十震”，山穀坼裂，民死甚眾，天災人禍交織，邊疆已瀕臨失控。朝廷對匈奴、羌人的策略，仍停留在“招降+鎮壓”的循環，缺乏長遠規劃，而軍事資源的消耗，進一步加劇了內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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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四科的增設：選官製度的微小修補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的孝廉選拔製“猶有所遺”，奏請增設“孝悌”“能從政”為四科原僅“儒學”“文吏”），試圖拓寬選才渠道。這一調整承認了“德行”與“實務能力”的重要性，是對單純“重文輕德”的修正。但選官的核心問題——權貴操控薦舉、考試流於形式——並未解決，四科的增設隻是“治標不治本”，無法改變“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彆居”的現狀。
結語：絕望中的堅守與曆史的必然
漢安年間的曆史，最深刻的矛盾在於：士大夫的清醒與抗爭，始終無法對抗製度性的腐敗；個彆能吏的善政，終究敵不過權貴的傾軋。張綱埋輪的悲壯，蘇章罷官的無奈，張嬰負土成墳的哀悼，共同構成了一幅“理想破滅”的圖景——當“豺狼當路”成為常態，當“公法”讓位於“私恩”，當“善政”隻能依賴個人而非製度，東漢的滅亡便不再是“意外”，而是“曆史的必然”。
梁冀的跋扈在延續，邊疆的烽火在燃燒，民間的疾苦在加深，而士大夫的抗爭與能吏的善政，不過是這出末世悲劇中，令人歎息的插曲。漢安二年的冬天，當涼州地震的餘波未平，當黃瓊的四科改革剛剛推行，這個王朝的命運，早已寫在了張綱埋輪的那一刻——它拒絕了最後的救贖，隻能在腐朽中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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