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丁醜日，大赦天下。
皇帝把董貴人從河間接來。三月乙巳日，尊她為孝仁皇後，讓她住在永樂宮，任命她的哥哥董寵為執金吾，哥哥的兒子董重為五官中郎將。
夏天，四月壬辰日，有人在皇帝的禦座上看到一條青蛇。癸巳日，刮起大風，下起冰雹，雷聲滾滾，一百多棵大樹都被連根拔起。皇帝下詔讓公卿及以下官員都呈上密封的奏章，說說自己的看法。大司農張奐上奏章說：“以前周公的葬禮不符合禮儀，上天就顯示出威嚴。如今竇武、陳蕃忠誠堅貞，卻沒有得到公開赦免，這些怪異災禍的出現，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應該趕緊給他們改葬，讓他們的家屬遷回來，那些受牽連被禁錮的人，所有處罰都應該免除。還有，皇太後雖然住在南宮，但皇帝對她的恩情和禮數都不夠，朝廷大臣也沒人敢說，這讓遠近的人都很失望。陛下應該想想大義，報答太後的養育之恩。”皇帝很讚賞張奐的話，就去問身邊的常侍們，這些人都討厭張奐的說法，皇帝沒辦法按自己的想法做。張奐又和尚書劉猛等人一起推薦王暢、李膺，認為他們可以進入三公的人選範圍，曹節等人更加痛恨他們的言論，於是皇帝下詔嚴厲斥責張奐等人。張奐他們就自己到廷尉那裡請求囚禁自己，過了幾天才被放出來，還被罰了三個月的俸祿來贖罪。
郎中東郡人謝弼也呈上密封奏章說：“我聽說‘出現虺和蛇，是女人的征兆’。太後在宮中定下計策，擁立了聖明的陛下，《尚書》裡說‘父子兄弟，罪不相互牽連’，竇氏被誅殺，怎麼能把過錯牽連到太後身上呢！太後被幽禁在南宮，她的憂愁能感動上天，如果太後生病，陛下又有什麼臉麵麵對天下人呢！孝和皇帝沒有斷絕和竇氏的恩情，被前代人傳為美談。按照禮儀，‘做了彆人的後代，就相當於人家的兒子’，現在陛下以桓帝為父親，那怎麼能不以太後為母親呢！希望陛下能仰慕虞舜孝順父母的品德，想想《凱風》這首詩裡安慰母親的心意。我還聽說‘建立國家，管理家庭，不能任用小人’。現在功臣長期在外，沒有得到爵位和俸祿，而皇帝的奶媽卻因為受到寵愛，得到豐厚的封賞，這次大風雨雹的出現，就是因為這個。還有，已故的太傅陳蕃，為朝廷儘心儘力，卻被一群奸邪之人陷害，突然就被誅殺，這種殘酷和肆意的行為，震驚了天下；他的門生和舊部，也都被流放和禁錮。陳蕃已經去世，就算用一百個人也無法彌補他的損失啊！應該讓他的家屬回來，解除禁令。三公的位置非常重要，關係到國家命運，現在的四位公卿，隻有司空劉寵能堅守善道，其他幾位都是白吃飯還招來災禍的人，肯定會有像折了鼎足、打翻鼎中食物那樣的凶險，應該借著這次災異，把他們都罷免，征召原來的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來參與政事，這樣或許災變就能消除，國家就能長久。”皇帝身邊的人討厭謝弼的話，就讓他去做廣陵府丞，謝弼後來辭官回家。曹節哥哥的兒子曹紹是東郡太守，找了個彆的罪名把謝弼抓起來，嚴刑拷打，最終死在獄中。
皇帝拿青蛇出現這件怪異的事詢問光祿勳楊賜，楊賜呈上密封奏章說：“好事不會無緣無故到來，災禍也不會憑空發生。君王心裡有想法，雖然沒有表現在臉上，但五星會因此移動，陰陽也會改變度數。如果君王不能建立中正之道，就會出現龍蛇這樣的怪異現象，《詩經》說：‘出現虺和蛇，是女人的征兆。’希望陛下思考陽剛之道，分清內外的區彆，抑製外戚的權力，割舍對寵妃的寵愛，這樣蛇的怪異現象就能消除，吉祥的征兆馬上就會出現。”楊賜是楊秉的兒子。
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被免職；六月，任命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汝南人許訓為司徒，太仆長沙人劉囂為司空。劉囂向來依附各位常侍，所以才當上三公這樣的高官。
皇帝下詔派謁者馮禪去勸降漢陽的零散羌人。段熲認為現在正是春耕時節，百姓都在田野裡勞作，羌人雖然暫時投降，但官府沒有糧食儲備，他們肯定還會再次成為盜賊，不如趁他們防備空虛出兵，一定能把他們消滅乾淨。於是段熲親自進軍紮營，在距離羌人駐紮的凡亭山四五十裡的地方，派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帶領五千人先出發，打敗了羌人。羌人潰敗後向東逃竄，又聚集在射虎穀，分兵把守穀的上下門，段熲計劃一舉把他們消滅，不想再讓他們逃走。秋天，七月，段熲派一千人在西縣用木頭搭建柵欄，寬二十步，長四十裡，用來阻攔羌人。又分彆派田晏、夏育等人帶領七千人，嘴裡銜著枚防止出聲），趁夜登上西山，安營紮寨，挖掘壕溝，在距離敵人一裡左右的地方駐紮，同時派司馬張愷等人帶領三千人登上東山，這時羌人才發覺。段熲趁機和張愷等人從東、西兩山夾擊，出兵奮勇攻擊，打敗了羌人，一直追到穀的上下門，在深山峽穀之中，到處都把羌人打得大敗，斬殺了羌人的首領及以下共一萬九千多人。馮禪等人招降的四千人，分彆安置在安定、漢陽、隴西三郡。至此，東羌全部被平定。段熲一共打了一百八十場仗，斬殺三萬八千多人，繳獲各種牲畜四十二萬七千多頭，花費四十四億，士兵戰死四百多人；朝廷改封他為新豐縣侯，食邑一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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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評論說：《尚書》裡說：“天地是萬物的父母，人是萬物中最有靈性的。真正聰明的人，成為君主，君主就是百姓的父母。”那些蠻夷戎狄，雖然氣質種類和我們不同，但他們趨利避害、熱愛生命、厭惡死亡，和我們人是一樣的。治理他們如果方法得當，他們就會順從歸附，如果方法不當，他們就會反叛侵擾，這是很自然的。所以古代先王的政策是，他們反叛就討伐，歸服就安撫，把他們安置在四方邊境，不讓他們擾亂禮儀之邦就行。如果把他們看作草木禽獸，不分好壞，不管來去，全部殺光，這哪裡是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呢！況且羌人反叛的原因，是被郡縣的官員侵害冤枉；反叛了卻不馬上鎮壓，是因為任用的將帥不合適。如果能派優秀的將領把他們趕到塞外，挑選好的官員去治理他們，這才是保衛邊疆的好辦法，怎麼能隻以多殺人來取樂呢！如果治理的方法不對，就算是華夏百姓，也會紛紛起來做盜賊，難道能把他們都殺光嗎！這樣看來，段紀明作為將領，雖然打勝仗立了功，但君子是不認同他的做法的。
九月，江夏的蠻人反叛，州郡出兵把他們平定了。
丹楊的山越人包圍了太守陳夤，陳夤把他們打敗。
當初，李膺等人雖然被罷官禁錮，但天下的士大夫都覺得他們的品德高尚，反而認為朝廷很汙濁，仰慕他們的人唯恐趕不上，還一起互相標榜，給他們起了各種稱號：把竇武、陳蕃、劉淑稱為“三君”，所謂“君”，就是說他們是一代宗師；把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稱為“八俊”，“俊”就是說他們是人中精英；把郭泰、範滂、尹勳、巴肅以及南陽的宗慈、陳留的夏馥、汝南的蔡衍、泰山的羊陟稱為“八顧”，“顧”是說他們能用德行引導彆人；把張儉、翟超、岑晊、苑康以及山陽的劉表、汝南的陳翔、魯國的孔昱、山陽的檀敷稱為“八及”，“及”是說他們能引導彆人追隨宗師；把度尚以及東平的張邈、王孝、東郡的劉儒、泰山的胡母班、陳留的秦周、魯國的蕃向、東萊的王章稱為“八廚”，“廚”是說他們能用錢財救濟彆人。等到陳蕃、竇武掌權，又舉薦提拔了李膺等人；陳蕃、竇武被殺後，李膺等人又被罷官。宦官們痛恨李膺等人，每次下詔書，都會重申對黨人的禁令。侯覽特彆怨恨張儉，侯覽的同鄉朱並向來奸佞邪惡，被張儉嫌棄，他按照侯覽的意思，上書告發張儉和同鄉二十四人另外給自己起稱號，結成朋黨，企圖危害國家，張儉是他們的首領。皇帝下詔要追捕張儉等人。冬天，十月，大長秋曹節趁機暗示有關部門上奏“那些結黨的人，像已故司空虞放以及李膺、杜密、朱?、荀翌、翟超、劉儒、範滂等人，請下令讓州郡進行拷問治罪。”當時皇帝十四歲，問曹節等人說：“什麼是鉤黨？”曹節回答說：“鉤黨就是黨人。”皇帝又問：“黨人做了什麼壞事，為什麼要殺他們呢？”曹節回答：“他們互相推舉同黨，想要做不軌之事。”皇帝問：“不軌之事是指什麼？”曹節說：“想要圖謀國家政權。”皇帝於是批準了這個奏章。有人對李膺說：“你可以逃走了！”李膺回答說：“遇到事情不躲避困難，有罪不逃避刑罰，這是臣子的氣節。我已經六十歲了，生死有命，逃走又能去哪裡呢！”於是就去了詔獄，被拷打致死；他的門生和舊部也都被禁錮。侍禦史蜀郡人景毅的兒子景顧是李膺的門徒，因為沒有登記在冊，所以沒被牽連處罰，景毅感慨地說：“我本來覺得李膺很賢能，才送兒子去拜他為師，怎麼能因為名冊上漏記了名字，就苟且偷安呢！”於是自己上表辭官回家。
評論
建寧二年的曆史記載，集中展現了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的升級與社會矛盾的激化，從政治鬥爭到邊疆治理，從士人風骨到宦官專權，多個維度折射出王朝衰頹的不可逆之勢。
政治抗爭的徒勞：士人在高壓下的微弱呐喊
這一年，士大夫階層對宦官專權的反抗仍在繼續，但已然淪為悲壯的徒勞。張奐借“青蛇現、大風雹”的災異，直言竇武、陳蕃“忠貞未宥”是禍亂根源，請求為其平反、解除黨錮，甚至敢觸及“皇太後恩禮不接”的敏感問題，其勇氣可嘉。然而，在宦官“左右皆惡之”的阻撓下，漢靈帝即便“深嘉其言”也無能為力，張奐最終隻能“自囚廷尉”“以俸贖罪”，儘顯士人話語權的喪失。
謝弼的上疏更為尖銳，直指“阿母寵私享大封”“陳蕃酷濫駭天下”，要求複用王暢、李膺，幾乎是公開與宦官集團叫板。但結果是被外放、罷官，最終遭曹節從子報複“掠死於獄”。這揭示出一個殘酷現實：在宦官掌控的權力體係中，任何觸及核心利益的諫言都等同於自尋死路。楊賜的奏疏則相對隱晦，以“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委婉勸誡，卻也僅能流於形式——當皇權徹底淪為宦官的工具，“乾剛之道”早已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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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錮之禍的升級：從“禁錮”到“誅殺”的血腥轉向
如果說桓帝時期的黨錮還留有一絲餘地，建寧二年的這場清洗則是赤裸裸的屠殺。宦官集團借侯覽與張儉的私怨，由朱並誣告“共為部黨，圖危社稷”，順勢將打擊範圍擴大到李膺、杜密等“八俊”“八顧”核心成員。年僅14歲的靈帝在“欲圖社稷”的謊言下批準奏請，暴露了皇權被操縱的徹底性——連“黨人為何為惡”都不清楚的皇帝，卻能輕易決定數百人的生死，這正是專製體製的荒誕之處。
李膺的選擇成為士人精神的縮影。麵對“可去矣”的勸告，他以“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自勉，主動赴獄就死，用生命踐行“臣之節”。更令人動容的是景毅：兒子雖未被列入黨人名單，他卻主動“自表免歸”，坦言“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這種“不願苟活”的決絕，與宦官集團的卑劣形成鮮明對比，也讓“黨人”的稱號從政治汙名，升華為道義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的“標榜稱號”三君、八俊等）本是民間對其德行的認可，卻被宦官曲解為“彆相署號，共為部黨”的罪證。這種將道德共識汙蔑為“謀逆證據”的操作，徹底摧毀了社會的價值判斷體係——當行善被等同於“不軌”，正直被視作“危險”，整個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
邊疆治理的悖論：段熲的“功績”與司馬光的批判
段熲平定東羌的“戰績”，是這一年另一個值得審視的焦點。他以“乘虛放兵”的戰術，在凡亭山、射虎穀大破羌人，最終“斬三萬八千餘級”“東羌悉平”，被封為萬戶侯。單從軍事角度看，其效率驚人；但司馬光的評論一針見血：“豈作民父母之意哉！”
這段批判揭示了邊疆治理的深層悖論：段熲將羌人視作“必當複為盜賊”的隱患，主張“殄滅”以絕後患，本質上是用種族滅絕的思維解決民族矛盾。他忽視了羌人反叛的根源——“為郡縣所侵冤”，也拒絕皇甫規、張奐的招撫策略，最終雖能“平定”一時，卻埋下更深的仇恨。司馬光強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正是看到了單純軍事鎮壓的短視：靠殺戮換來的安寧，終究會被複仇的怒火點燃。
段熲的“成功”與李膺的“失敗”形成殘酷對照：前者靠血腥手段獲得爵位，後者因堅守道義身首異處。這種價值顛倒，正是東漢末年“是非泯滅”的生動寫照。
結語：理想主義的落幕與亂世的開端
建寧二年的曆史，是東漢王朝的“分水嶺”。黨錮之禍從“禁錮終身”升級為“大規模誅殺”，意味著士人集團與宦官集團的和解徹底無望；段熲的鐵血政策雖暫時安定邊疆，卻加劇了民族矛盾；皇帝的昏聵與宦官的專權，讓“天下士大夫汙穢朝廷”的情緒蔓延至全社會。
這一年，那些被標榜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的士人或死或逃，而“群小得誌”的宦官集團看似掌控一切。但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正是這場對理想主義者的屠殺，讓更多人看清了王朝的腐朽。當謝弼、李膺們用生命照亮黑暗時，他們播下的反抗種子，終將在未來的黃巾起義、三國亂世中生根發芽。建寧二年的血，不僅染紅了東漢的史書，更預示著一個舊時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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