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許訓被免職，任命司空橋玄為司徒；夏天，四月，任命太常南陽人來豔為司空。秋天，七月，司空來豔被免職。
癸醜日，立貴人宋氏為皇後，宋皇後是執金吾宋酆的女兒。
司徒橋玄被免職，任命太常南陽人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皇帝因為竇太後有擁立自己的功勞，冬天，十月戊子日初一，率領群臣到南宮朝見太後，親自給太後進獻食物，祝太後長壽。黃門令董萌因此多次為太後訴說冤屈，皇帝很認同，對太後的供養和待遇比以前更好了。曹節、王甫很痛恨董萌，就誣陷他誹謗永樂宮，把他關進監獄處死。
鮮卑再次侵犯並州。
評論
這段史料涵蓋了東漢建寧二年至四年的關鍵事件，核心圍繞黨錮之禍的深化、士人命運的分化與宦官專權的登峰造極，字裡行間儘顯亂世的悲涼與人性的掙紮，可從三個維度解讀：
黨錮之禍的極致：道義與暴力的殊死碰撞
範滂入獄的場景，堪稱漢末士大夫精神的巔峰寫照。當吳導“抱詔書閉傳舍而泣”，當郭揖“解印綬欲共亡”，範滂的選擇超越了個人生死——他以“死則禍塞”的擔當，拒絕牽連他人；與母親訣彆時，母親一句“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將儒家“三不朽”的價值觀推向極致：比起壽考，“令名”才是永恒的生命。而他對兒子的遺言“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更是道儘亂世中“行善反遭禍”的荒誕，道破製度性邪惡對倫理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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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災難的殘酷性遠不止於誅殺百餘黨人。宦官集團將“黨人”標簽異化為政治工具：“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甚至“未嘗交關”者也“離禍毒”，六七百人或死或徙。這種無差彆的清洗，本質是對整個士大夫階層的係統性摧毀——當正直成為罪名，道義淪為原罪，王朝的精神支柱徹底崩塌。
張儉的逃亡則展現了另一種困境：他“望門投止”，所到之處“破家相容”，李篤與毛欽的對話“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彰顯民間對道義的堅守；但代價是“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殄滅，郡縣殘破”。夏馥的歎息“一人逃死，禍及萬家”，道破這種“義舉”的沉重：在暴政之下，連堅守道義都可能成為災難的導火索。
士人階層的分化：抗爭、隱忍與妥協的生存抉擇
麵對浩劫，士大夫群體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選擇，折射出亂世中的人性光譜：
以死明誌者：範滂、李膺等“事不辭難，罪不逃刑”，用生命踐行“臣節”，將儒家“殺身成仁”的理念具象化。他們的死亡不是終結，而是化作“天下豪桀”心中的火種，為後來的反抗埋下伏筆。
隱忍避世者：郭泰“不為危言核論”，在黨人死後僅私慟“漢室滅矣”，以沉默保持距離；申屠蟠預見“坑儒燒書之禍”，“絕跡於梁、碭之間”，用隱逸規避災難。司馬光盛讚他們“明哲保身”“見幾而作”，實則是亂世中知識分子的無奈自保——當發聲即獲罪，沉默便成了最後的尊嚴。
曲線救人者：何顒“變名姓匿汝南”，與袁紹聯手“為諸名士求救援”；陳寔因曾吊唁張讓之父，在黨錮中“多所全宥”。他們放棄了“清流”的姿態，以灰色手段在夾縫中救人，展現了道義在現實麵前的彈性。
同流合汙者：孟佗通過賄賂張讓的監奴，竟換得涼州刺史之位，將官場的腐敗演繹到極致。他的成功與範滂的犧牲形成刺眼對比，揭示出王朝覆滅的深層原因：當“作惡得勢、行善遭誅”成為常態，人心的崩塌遠比製度的腐朽更致命。
宦官專權的登峰造極：從操控皇權到腐蝕根基
這一時期的宦官集團，已從“操弄國權”升級為對帝國肌體的全麵侵蝕：
政治操控：曹節、王甫不僅主導黨錮清洗，更能隨意誅殺為竇太後鳴冤的董萌，連皇帝“供養太後”的微小善舉都要乾預，皇權徹底淪為傀儡。14歲的靈帝對“黨人”的無知發問，反襯出宦官對信息的壟斷——他們用“圖危社稷”的謊言，將屠殺包裝成“維穩”，完成對統治合法性的盜竊。
經濟掠奪：張讓的監奴“威形喧赫”，孟佗靠行賄得官，折射出宦官集團已形成“權力變現”的產業鏈。地方官通過搜刮賄賂宦官，宦官則通過任命官員斂財，整個官僚體係淪為分贓工具，百姓承受“郡縣殘破”的惡果。
邊疆失控：西域長史討疏勒“四十餘日不能下”，最終“朝廷亦不能複治”，顯示中央權威的衰落；鮮卑寇並州、高句驪犯遼東，邊疆危機與內政崩壞相互疊加，帝國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惡性循環。
值得玩味的是建寧四年的細節：靈帝加元服大赦，卻“唯黨人不赦”，徹底斷絕和解可能；立宋皇後、朝見竇太後等事件，都成了宦官排除異己的由頭。這說明宦官集團已不滿足於權力，更要徹底消滅所有潛在威脅，這種極端化的統治邏輯，隻會加速自身的滅亡。
結語：亂世的開端與曆史的鏡鑒
這三年的曆史，是東漢王朝的“墓誌銘”初稿。黨錮之禍不僅是一場政治清洗，更是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篩選——當範滂們死去，孟佗們得勢，當郭泰沉默，曹節們狂歡，這個王朝的道德與製度已同時破產。
司馬光的評論“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而欲以口舌救之”，雖似苛責，實則道破悲劇的核心：在製度性邪惡麵前，單純的道德批判與個體抗爭，往往無力回天。但範滂母子的決絕、李篤們的堅守，恰是黑暗中不滅的微光——它們或許無法挽救一個王朝，卻為文明保留了“何為正義”的記憶。
從黨人赴死到宦官專權，從邊疆失控到官場腐敗，這段曆史清晰地展示了一個真理：當權力失去約束，當正義淪為罪愆，當沉默成為生存技能，崩潰便隻是時間問題。而那些在亂世中堅守道義的身影，永遠是衡量人性高度的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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