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丁巳年）
春天，正月辛醜日，大赦天下。
夏天，四月，發生大旱災，七個州還鬨起了蝗災。
皇帝下令讓三公列舉上奏那些苛刻殘酷、貪汙腐敗的地方官員，然後將他們罷免。平原相漁陽人陽球因為施政嚴酷，被征召到廷尉受審。不過皇帝想到陽球之前擔任九江太守時討伐賊寇立有功勞，就特彆赦免了他，還任命他為議郎。
鮮卑又來侵犯邊疆的三個地區。
集市上有幾十個小老百姓湊在一起自稱是宣陵的孝子，皇帝下詔把他們都任命為太子舍人。
秋天，七月，司空劉逸被免職，任命衛尉陳球為司空。
當初，皇帝喜歡文學，自己寫了《皇羲篇》五十章，還把那些擅長寫文賦的書生都召集到鴻都門下等待詔令。後來，隻要是擅長寫書信和工於鳥篆書法的人，也都被征召，一下子就來了幾十人。侍中祭酒樂鬆、賈護趁機引薦了好多品行不端、趨炎附勢的人，這些人老是講些鄉裡的瑣碎小事，皇帝卻特彆喜歡，還破格給他們很高的職位。而且皇帝已經很久沒有親自去郊外祭祀天地、到宗廟祭祀祖先了。正好趕上皇帝下詔讓大臣們各自陳述政治上的重要事務，蔡邕就呈上密封的奏章說：“在五郊迎接節氣、在清廟祭祀祖先、在辟雍舉行養老禮，這些都是帝王的大事，是祖宗恭敬奉行的。但有關部門卻多次因為藩國有人去世、宮中有人生產，或者官吏士兵有小的不潔之事，就廢除這些禮儀，忘了禮敬的重要性，隻知道相信那些講禁忌的書，拘泥於小事情，結果損害了重大的典禮。從今往後，齋戒等禮儀應該按照舊有的典章製度進行，這樣或許才能回應狂風雷霆、災異現象。
“古時候選拔人才，一定會讓諸侯每年進貢。漢武帝的時候，郡裡舉薦孝廉，還有賢良、文學等選拔方式，於是名臣不斷湧現，文臣武將都很出色。漢朝得到人才，主要就是通過這幾種途徑。而書畫辭賦，不過是小才能罷了；對於匡正國家、治理政事，它們沒什麼作用。陛下剛即位的時候，先學習經術，處理政務之餘，看看文章，不過是當作一種消遣，就像下棋一樣，不能把這個當作教化和選拔人才的根本。可現在書生們為了利益爭得頭破血流，寫文章的人多得像開鍋一樣。其中水平高的，還能引用一些經書中的道理來諷喻，水平低的，就隻是用些俗語對句，和演戲的差不多，有的甚至抄襲彆人的文章，假冒彆人的名字。我每次在盛化門接受詔令，為他們評定等級，那些沒達到標準的，也跟著其他人一起被提拔任用。既然已經給了他們恩惠，就很難再收回改變，但讓他們拿著俸祿，在情義上已經很優厚了，不能再讓他們去治理百姓或者在州郡任職。以前漢宣帝在石渠閣召集眾儒，漢章帝在白虎觀集合學士，一起討論經書、解釋經義，這才是大事，文治武功的道理，都應該效仿這個。如果隻是有點小才能，就算看起來不錯，孔子也說過這種小才能走遠了就行不通了，君子本來就應該誌向遠大。
“還有，之前一下子把那些自稱宣陵孝子的人都任命為太子舍人，我聽說漢文帝規定守喪三十六天，就算是繼位的君主，父子之間是最親的關係，公卿大臣們受恩深重，也都克製感情服從製度，不敢逾越。現在這些虛偽的小人，和先帝又沒有血緣關係，既沒有特彆的恩情，也沒有實際的官職，他們所謂的惻隱之心，根本沒什麼依據，甚至還有奸詐違法的人混在裡麵。桓思皇後出殯的時候，東郡有個偷彆人妻子的人，就混在這些孝子裡麵，本縣去追捕，他才伏法。這種虛偽雜亂的情況，說都說不完。太子的屬官，應該挑選品德高尚的人，怎麼能隻選這些在墓地裝樣子的醜類呢！這太不吉利了，沒有比這更嚴重的。應該把他們遣送回鄉下，以揭露他們的欺詐行為。”
奏章呈上去後，皇帝這才親自到北郊迎接節氣，還舉行了辟雍之禮。又下詔把那些因為自稱宣陵孝子而當上舍人的，都改為丞、尉。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奏說：“鮮卑侵犯邊境，從春天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次了，請征調幽州各郡的兵力出塞攻打他們，用一冬二春的時間，肯定能把他們消滅。”在此之前，護羌校尉田晏因為犯事被判刑，後來被赦免，他想立功贖罪，就請中常侍王甫幫忙，得以擔任將領。王甫趁機提議派兵和夏育一起合力討伐賊寇，皇帝就任命田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們大多不同意這個提議，於是皇帝召集百官在朝堂上商議。蔡邕發表意見說：“征討外族，由來已久。但時代不同，形勢也不一樣，所以謀劃有得有失，事情有成功有失敗，不能一概而論。像漢武帝那樣神武，手下將帥勇猛，國家財賦充實，開拓的疆域廣闊，可經過幾十年，官府和百姓都變得匱乏，漢武帝後來都感到後悔。何況現在人力和財力都很缺乏，事情比過去更難辦呢！自從匈奴逃走後，鮮卑變得強盛起來，占據了匈奴原來的地方，擁有十萬兵力，實力強勁，智謀也越來越多。再加上關塞防守不嚴，禁令漏洞百出，精良的金屬和鐵器，都被賊寇得到，還有逃過去的漢人給他們出謀劃策，他們兵器鋒利、戰馬迅疾，比匈奴還厲害。以前段熲是良將，熟悉軍事、善於打仗，對付西羌，還花了十多年時間。現在夏育、田晏的才能策略不一定超過段熲，鮮卑的兵力也不比過去弱，卻空想兩年就能成功，如果戰爭不斷，怎麼能中途停止呢？到時候又得征調更多人，運輸物資沒完沒了，這是在耗儘中原的力量，去和蠻夷拚鬥。邊疆的禍患，就像是手腳上的小疥瘡，而中原的困境，就像是胸背上的惡瘡，現在連郡縣的盜賊都沒辦法禁止，更何況這些可惡的外族，怎麼能製服他們呢！以前漢高祖能忍受平城之恥，呂後能不顧匈奴書信中的侮辱，和現在相比，哪個情況更嚴重呢？上天設置山河，秦朝修築長城，漢朝建立邊塞，就是為了區分內外，區彆不同的風俗。隻要沒有讓國家內部受辱的禍患就行，何必和這些如蟲蟻般的外族計較往來的次數呢！就算偶爾打敗他們，又怎麼能把他們消滅乾淨，還讓朝廷為此忙得顧不上吃飯呢！以前淮南王劉安勸諫討伐越國時說：‘如果越人拚死抵抗，我們哪怕有一個小卒沒有回來，就算得到越王的首級，對大漢來說也是羞恥的事。’現在想用普通百姓去和外族拚命，讓皇威在外族麵前受辱，就算像他們說的能成功，都已經很危險了，更何況成敗還難以預料呢！”皇帝沒有聽從蔡邕的建議。八月，派夏育從高柳出兵，田晏從雲中出兵，匈奴中郎將臧旻率領南單於從雁門出兵，各率一萬騎兵，分三路出塞兩千多裡。檀石槐命令三部大人各率部眾迎戰，夏育等人被打得大敗，丟失了符節、輜重，各自帶著幾十名騎兵逃回來，士兵死了十分之七八。三位將領被用囚車押回京城下獄，後來花錢贖罪成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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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十月癸醜日初一，發生日食。
太尉劉寬被免職。辛醜日，京城發生地震。
十一月，司空陳球被免職。
十二月甲寅日，任命太常河南人孟彧為太尉。
庚辰日，司徒楊賜被免職。
任命太常陳耽為司空。
遼西太守甘陵人趙苞到任後，派人去接母親和妻子兒女，眼看就要到郡裡了。路過柳城的時候，正好碰上一萬多鮮卑人入侵搶劫，趙苞的母親和妻子兒女就被劫持當作人質，鮮卑人用車載著她們來攻打遼西郡。趙苞率領兩萬騎兵與賊寇對峙，賊寇把他母親拉出來給趙苞看，趙苞悲痛大哭，對母親說：“兒子沒本事，本想靠這點微薄的俸祿早晚侍奉您，沒想到卻給您帶來災禍。以前我們是母子，現在我是朝廷的臣子，從大義上講不能顧及私情，損害忠義的節操，隻能以死謝罪，也沒法彌補我的罪過。”母親遠遠地對他說：“威豪趙苞字威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怎麼能因為顧及我而損害忠義呢，你努力吧！”趙苞立刻進軍交戰，賊寇被打得大敗，但他的母親和妻子都被殺害了。趙苞自己上書請求回家安葬母親，皇帝派使者去吊唁慰問，封他為鄃侯。趙苞安葬完母親後，對同鄉人說：“拿著俸祿卻逃避危難，這不是忠誠；為了大義犧牲母親，這不是孝順。像這樣，我還有什麼臉麵活在世上！”於是吐血而死。
評論
熹平六年的史事，進一步暴露了東漢末年統治危機的深化，從政治決策的短視到社會倫理的撕裂，呈現出王朝加速墜落的軌跡：
天災與治理失能的惡性循環
災荒與吏治的雙重困境：這一年正月大旱、七州蝗災，災情覆蓋範圍極廣，而朝廷應對僅停留在“令三公條奏罷免苛酷貪汙長吏”的表麵功夫。即便對以嚴酷聞名的平原相陽球，也因“討賊有功”特赦，可見所謂“整肅吏治”實為空談。災害加劇了民生凋敝，而吏治腐敗又讓賑災實效大打折扣，形成“災荒—民困—動蕩”的死循環。
“宣陵孝子”事件的荒誕：數十名市井小民偽裝成“宣陵孝子”，竟被皇帝直接任命為太子舍人，暴露出皇權的昏聵與選官製度的崩壞。這些毫無德行根基的“偽孝子”混入儲君官屬，不僅玷汙官僚體係，更向社會傳遞出“投機可獲利”的惡劣信號，與蔡邕強調的“搜選令德”背道而馳，折射出統治階層價值觀的扭曲。
文化政策與政治現實的割裂
蔡邕的封事直擊時弊：皇帝沉迷書畫辭賦，將文學侍從置於高位，甚至讓“類徘優”的弄臣參與政事；同時荒廢郊廟祭祀等國家大典，以“宮內產生”“吏卒小汙”等借口規避禮製義務。這種“重末輕本”的傾向，使得王朝賴以凝聚人心的精神內核禮製與經術）不斷弱化。儘管蔡邕的勸諫促使皇帝短暫恢複郊禮，並將“偽孝子”改任低職，但並未改變皇權對“小道”的沉迷與對治國根本的漠視，文化舉措淪為粉飾太平的工具。
軍事決策失誤與邊疆潰敗
盲動的北伐與慘敗：護烏桓校尉夏育主張討伐鮮卑，聲稱“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實為虛誇；而田晏為贖罪求官，聯合宦官王甫推動出兵。蔡邕的反對理由極為透徹：東漢國力遠遜武帝時期，鮮卑實力卻遠超往昔，且有漢人叛逃者相助，強行出征隻會“耗竭諸夏”。但靈帝執意派三路大軍北伐，最終被鮮卑首領檀石槐擊潰，死者十之七八，三將淪為庶人。這場慘敗不僅折損兵力、耗費錢糧，更暴露了朝廷在軍事決策上的輕率——僅憑個人野心與宦官操控便啟動大規模戰爭，全然不顧國家實力與民生承受力。
趙苞事件的倫理悲劇：遼西太守趙苞麵對被鮮卑劫持的母親與妻子，選擇“義不顧私恩”出戰，最終親人遇害、自己嘔血而死。這一悲劇的核心，是亂世中“忠”與“孝”的撕裂：趙苞的“儘忠”源於對朝廷的責任，卻不得不以“殺母”為代價；其母的遺言“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更凸顯出傳統倫理在殘酷現實麵前的崩塌。這種個體的道德困境，本質上是王朝統治失序的縮影——當國家無法保護子民，卻要求子民以極端犧牲踐行忠義時，其合法性已岌岌可危。
統治階層的集體迷失
從皇帝到大臣，這一年的決策始終圍繞“短期利益”與“權力博弈”：靈帝憑個人喜好任免官員、推動北伐；宦官王甫借戰爭安插親信；大臣或如蔡邕徒有諫言而無力改變，或如夏育、田晏以國事謀私利。整個統治集團既無長遠規劃，也無擔當精神，在天災、邊患、民怨交織的危局中，仍在消耗著王朝最後的元氣。
綜上，熹平六年的事件清晰地表明：東漢的衰落已非局部問題，而是從頂層決策到基層治理、從價值觀念到製度運行的全麵崩塌。鮮卑的勝利、趙苞的悲劇、“偽孝子”的投機，共同構成了一幅王朝末年的亂世圖景，預示著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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