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紀五十八，從公元209年己醜年）到公元213年癸巳年），共五年。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己醜年）
春天，三月，曹操的軍隊抵達譙縣。
孫權圍攻合肥，過了很久都沒攻下來。孫權打算親自率領輕騎兵去突襲敵人，長史張紘勸說道：“打仗這事兒啊，兵器都是凶器，戰鬥更是危險的事。現在您仗著自己年輕氣盛，輕視強大凶狠的敵人，全軍上下，沒有人不為此提心吊膽的。就算您能殺敵斬將、拔取敵旗，在戰場上威風八麵，可這是副將該乾的事兒，不是主將應該做的呀。希望您能克製像孟賁、夏育那樣的匹夫之勇，胸懷稱霸稱王的大計。”孫權這才打消了念頭。曹操派將軍張喜帶兵去解合肥之圍，過了好久還沒到。揚州彆駕楚國人蔣濟悄悄向刺史建議，偽造一封張喜的書信，說四萬步兵和騎兵已經到了雩婁，還派主簿去迎接張喜。安排三批人帶著這封信去告訴城中的守將，其中一批人成功入城，另外兩批被孫權的士兵截獲。孫權信以為真，急忙燒掉圍城的營寨，撤兵離開了。
秋天，七月，曹操率領水軍從渦水進入淮河，再從肥水出來，駐軍在合肥，還開鑿芍陂，組織士兵屯田。
冬天，十月，荊州發生地震。
十二月，曹操的軍隊回到譙縣。
廬江人陳蘭、梅成占據灊縣、六縣發動叛亂，曹操派蕩寇將軍張遼前去討伐，將他們斬殺；並讓張遼和樂進、李典等人率領七千多人駐守合肥。
周瑜攻打曹仁，打了一年多，雙方傷亡都很大，最後曹仁棄城逃走。孫權任命周瑜兼任南郡太守，駐軍江陵；程普兼任江夏太守，治所設在沙羨；呂範兼任彭澤太守；呂蒙任尋陽縣令。劉備上表，奏請朝廷任命孫權代理車騎將軍，兼任徐州牧。正好劉琦去世，孫權就讓劉備兼任荊州牧，周瑜還把長江南岸的土地分給劉備。劉備在油口建立營地，並把它改名為公安。孫權把妹妹嫁給了劉備。孫權的妹妹才思敏捷、性格剛猛，有她幾位兄長的風範，身邊有一百多個侍婢，都手持刀劍侍立兩旁，劉備每次進入內室，心裡都直發怵。
曹操暗中派九江人蔣乾去勸說周瑜投降。蔣乾憑借出色的口才在江淮一帶獨樹一幟，他穿著普通的衣服，戴著葛布頭巾，裝作是私下出行，去見周瑜。周瑜出門迎接他，一見麵就說：“子翼，你可真是不辭辛苦，不遠千裡渡過江河，是來替曹操當說客的吧？”接著就帶著蔣乾，一起巡視軍營，參觀完倉庫、軍備物資、武器裝備後，回來設宴飲酒，還把侍者的服飾、珍貴的玩物展示給蔣乾看。周瑜對蔣乾說：“男子漢活在世上，遇到賞識自己的君主，在外遵循君臣的大義，在內如同骨肉般親密，我說的話、提的計策都能被采納，禍福與共，就算蘇秦、張儀重生，又怎麼能改變我的心意呢？”蔣乾隻是笑笑，始終沒提勸降的事。回去後，蔣乾向曹操彙報，稱讚周瑜氣度不凡、情趣高雅，不是言辭能離間得了的。
丞相掾和洽對曹操說：“天下的人，才能和品德各有不同，不能用單一的標準去衡量。節儉樸素要是過了頭，用來要求自己還可以，但用這個標準去衡量所有人，可能就會錯失很多人才。如今朝廷裡有一種風氣，官員要是穿著新衣服、乘坐好車，就被認為不清廉；要是不注重儀表修飾、衣服破舊，就被認為廉潔。以至於士大夫們故意弄臟自己的衣服，把車馬服飾都藏起來；朝廷裡的大官，有的甚至自己提著飯盒去官府辦公。樹立教化、觀察風俗，貴在秉持中庸之道，這樣才能長久。現在推崇一種讓人難以做到的行為標準，來約束各種各樣的人，勉強去做，肯定會疲憊不堪。古代的重大教化，關鍵在於順應人情事理。凡是那些偏激怪異的行為，往往容易隱藏虛偽。”曹操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
評論
建安十四年的曆史進程，如同一幅波瀾壯闊的軍事與政治畫卷，在魏蜀吳三方的角力中徐徐展開，每一處細節都彰顯著亂世之中的謀略與格局。
在合肥之戰的博弈中，孫權的衝動與張紘的冷靜形成鮮明對比。張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的諫言，點出了主將與偏將的本質區彆——主將的價值不在於逞匹夫之勇，而在於運籌帷幄的全局思維。這場心理戰的轉折點，在於蔣濟的偽信之計。四份援軍的虛假情報，通過“一部入城、二部被截”的巧妙設計，精準擊中了孫權久攻不下的焦慮心理，最終不戰而屈人之兵。這種以信息差製造戰略誤判的智慧，成為冷兵器時代心理戰的經典範例。
曹操在這一年的軍事部署則體現出穩紮穩打的戰略定力。從三月駐軍譙縣，到七月引水軍入淮、開芍陂屯田，再到十二月回師譙縣，一係列動作圍繞合肥形成戰略閉環。芍陂屯田的決策極具遠見，通過軍事與農業的結合，將合肥從單純的軍事據點升級為兼具防禦與補給功能的戰略樞紐，為後續對吳作戰奠定物質基礎。而張遼討平陳蘭、梅成叛亂後，與樂進、李典屯守合肥的安排，更凸顯出曹操對這一戰略要地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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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戰場的局勢演變深刻影響著三國格局的走向。周瑜曆時一年苦戰擊退曹仁，不僅擴大了孫權在荊州的勢力範圍，更通過南郡、江夏等地的分封，構建起東吳的西部防禦體係。劉備則借劉琦之死順勢接管荊州牧，屯兵公安的舉措既鞏固了自身勢力，也為日後“借荊州”埋下伏筆。孫權以妹聯姻的政治操作，表麵是鞏固聯盟，實則暗藏玄機——那位“才捷剛猛”的孫夫人與持刀侍婢的威懾場景，生動揭示了政治聯姻背後的緊張關係，也暗示著孫劉聯盟的脆弱性。
周瑜拒蔣乾說降的典故，成為忠義品格的千古絕唱。麵對蔣乾的遊說，周瑜沒有疾言厲色的駁斥，而是通過展示軍事實力、傾訴君臣相知之情，以“蘇、張複生不能移其意”的決絕態度，彰顯了亂世中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追求。蔣乾最終“稱瑜雅量高致”的評價，不僅是對對手的尊重，更反襯出曹操試圖離間孫吳核心關係的失敗。
和洽向曹操提出的人才觀，在亂世中具有特殊意義。他反對以“衣裘敝壞”作為廉潔標準的極端做法，主張“貴處中庸”“通人情”的用人原則，實則觸及了人才選拔的本質問題——評價標準的單一化必然導致虛偽盛行。曹操對這一建議的認可，體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務實精神，這種兼容並蓄的人才理念，正是曹魏能夠在北方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縱觀建安十四年的曆史片段，無論是軍事攻防中的心理博弈，還是政治聯盟中的利益權衡，亦或是人才選拔中的理念碰撞，都清晰展現了三國時代的核心特質：在亂世的洪流中，謀略、格局與人心的較量，始終決定著曆史的走向。每一個決策的背後，都暗藏著對時勢的判斷與對未來的規劃，而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正悄然勾勒出三國鼎立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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