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丙申年）
春天，二月，魏公曹操回到鄴城。
夏天，五月，漢獻帝晉封魏公曹操為魏王。
當初，中尉崔琰向曹操推薦了巨鹿人楊訓，曹操以禮征召了他。等曹操晉爵為王，楊訓就上表稱頌曹操的功德。有人嘲笑楊訓迎合世俗，虛偽做作，還說崔琰舉薦錯了人。崔琰向楊訓要來奏表的草稿看了看，然後給楊訓寫信說：“看過你的奏表，事情辦得還不錯。時勢啊，時勢啊！總會有變化的時候。”崔琰本意是譏諷那些喜歡指責彆人卻不講情理的人。當時有個向來和崔琰不和的人，就向曹操告發崔琰“傲慢對待世人，心懷怨恨，言語不恭”，曹操一聽就火了，把崔琰抓起來關進監獄，還剃光他的頭發，罰他做苦役。之前告發崔琰的人又接著告狀說：“崔琰做苦役時，對著賓客怒目而視，好像心懷不滿。”於是曹操就賜崔琰自儘。尚書仆射毛玠為崔琰的無辜感到痛心，心裡很不高興。又有人去告發毛玠心懷不滿、口出怨言，曹操就把毛玠也關進了監獄。侍中桓階、和洽都為毛玠辯解，曹操根本不聽。桓階請求查明事情真相。曹操說：“告發的人說，毛玠不光是誹謗我，還為崔琰鳴不平。這是不顧君臣之間的恩義，為死去的朋友胡亂抱怨歎息，簡直讓人忍無可忍。”和洽說：“如果真像告發的人說的那樣，毛玠的罪過可就大了，天地都容不下他。我不是敢偏袒毛玠而歪曲大道理，隻是毛玠多年來深受您的寵信，為人剛直忠誠，大家都敬畏他，不應該做出這種事。不過人心難測，關鍵還是應該調查毛玠，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現在您不忍心追究，反而讓是非曲直分不清了。”曹操說：“我之所以不查，是想讓毛玠和告發的人都能保全。”和洽回答說：“如果毛玠真有誹謗主公的言論，就應該在街市上公開處決他；要是毛玠沒說過這話，告發的人就是誣陷大臣，誤導您的判斷，不加以核查，我實在放心不下。”曹操最終也沒徹底追查，毛玠就被免職，後來在家中去世。當時西曹掾沛國人丁儀掌權，毛玠獲罪，丁儀出力不少；大家都很怕他，見了他都不敢正眼看。隻有尚書仆射何夔和東曹屬東莞人徐弈不買丁儀的賬，丁儀就誣陷徐弈，把他貶出京城去做魏郡太守，多虧桓階從中幫忙，徐弈才沒受更大的罪。尚書傅選對何夔說：“丁儀已經害了毛玠，你也該稍微順著他點。”何夔說：“做不義的事，隻會害了自己，怎麼能害得了彆人！況且心懷奸佞的人，在聖明的朝堂上，能長久嗎！”崔琰的堂弟崔林，曾經和陳群一起談論冀州的人士，崔林稱讚崔琰是冀州人士之首，陳群卻認為崔琰智謀不足，連自身都難保，因此貶低他。崔林說：“大丈夫行事，總會有意外情況發生。就像你們這些人，難道就真的值得敬重嗎？”五月己亥初一，發生了日食。
代郡的三個烏桓首領都自稱單於，仗著武力驕橫放縱，當地太守根本管不了。魏王曹操任命丞相倉曹屬裴潛為代郡太守，還想給他派些精兵。裴潛說：“單於們知道自己肆意橫行很久了，現在要是帶很多兵去，他們肯定會害怕，在邊境抵抗；帶的兵少，又鎮不住他們，應該用計謀來對付他們。”於是裴潛就一個人乘車去了代郡，單於們又驚又喜。裴潛恩威並施，安撫他們，單於們都被震懾住，乖乖聽話了。
當初，南匈奴長期居住在塞內，和編入戶籍的百姓沒什麼兩樣，但不用繳納貢賦。有人擔心他們人口不斷增多，以後越來越難控製，應該提前做好防範。秋天，七月，南單於呼廚泉到魏國朝拜，魏王曹操就把他留在鄴城，讓右賢王去卑回去監管他的國家。曹操每年給呼廚泉單於賞賜綿、絹、錢、穀，待遇和列侯一樣，他的子孫可以世襲單於的稱號。曹操還把南匈奴的部眾分為五部，各部都選他們的貴族為統帥，再挑選漢人擔任司馬來監督。
八月，魏國任命大理鐘繇為相國。
冬天，十月，魏王曹操整頓軍隊，準備攻打孫權；十一月，曹操率軍到達譙縣。
評論
建安二十一年是三國曆史中極具標誌性的一年。這一年，曹操完成了從“魏公”到“魏王”的權力躍升，其政治勢力達到頂峰；但與此同時，朝堂內部的權力傾軋、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與邊疆治理的深層變革，共同勾勒出一個王朝轉型期的複雜圖景。
權力登頂與輿論高壓：知識分子的悲劇宿命
曹操進爵魏王，標誌著其政治野心的公開化，也引爆了朝堂內部的輿論暗流。崔琰之死與毛玠被黜，堪稱專製權力下知識分子的典型悲劇。崔琰本因推薦楊訓而卷入爭議，一句“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感慨，竟被曲解為“傲世怨謗”。從史料細節看，崔琰的本意是譏諷論者不明情理，卻被政敵利用為攻擊的武器。更荒誕的是，他即便淪為徒隸，因“虯須直視”的神態被再度構陷，最終難逃賜死命運。這一事件赤裸裸地揭示了專製語境下“文字獄”的殘酷：權力者的猜忌足以將任何言語無限上綱，而政敵的構陷則成為致命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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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玠的遭遇更具諷刺意味。這位以“剛直忠公”著稱的大臣，僅因對崔琰之死流露不滿，便被羅織“怨謗”罪名。曹操那句“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的辯解，看似寬和實則霸道——在權力邏輯中，真相不重要，維護權力的威嚴與穩定才重要。何夔與徐弈的堅守，則在黑暗中留下一絲微光：何夔“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的宣言，既是對丁儀之流的蔑視，也是傳統士大夫風骨的最後抗爭。
崔琰從弟崔林與陳群的爭論頗具深意。陳群以“智不存身”貶低崔琰，崔林則反擊“大丈夫為有邂逅耳”。這一對話直指專製時代的生存悖論：是為保全自身而屈從權力，還是為堅守道義而直麵風險？崔琰的悲劇與丁儀的得勢，形成了尖銳的對比，折射出亂世中知識分子的價值困境。
邊疆治理的智慧：柔性製衡與製度重構
與朝堂的血腥不同，曹操在邊疆治理上展現了務實的政治智慧。麵對代郡烏桓的驕縱，裴潛拒絕以武力威懾，反而“單車之郡”，以恩威並施的策略實現“單於讋服”。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治理方式，既避免了軍事衝突的損耗，又以心理威懾確立了統治權威，體現了柔性治理的高明。
對南匈奴的處置則更具長遠眼光。曹操將單於呼廚泉留質鄴城，分其眾為五部並設漢人司馬監督，既瓦解了匈奴的統一勢力，又以“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的待遇安撫其上層。這種“分而治之”與“恩威並施”相結合的策略，徹底解決了南匈奴“不輸貢賦”的隱患，將邊疆民族納入製度化管理軌道。這一製度創新為後世處理民族關係提供了重要借鑒，也展現了曹操作為政治家的全局視野。
權力結構的暗流：派係鬥爭與製度隱患
丁儀用事與群下“畏之側目”，暴露了曹魏政權內部的派係隱患。丁儀憑借曹操的信任構陷大臣，毛玠、徐弈等人相繼受害，而何夔、徐弈的孤立抗爭，則預示著朝堂正氣的式微。曹操對丁儀的縱容，與其對崔琰、毛玠的嚴苛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權力者對“可用之人”與“異見之士”的雙重標準。這種基於個人好惡而非製度規則的權力運作，為曹魏後期的政治動蕩埋下伏筆。
曆史啟示：權力製衡與人性底線
建安二十一年的曆史片段，本質上是權力失控與人性博弈的縮影。曹操在這一年完成了權力登頂，但也因猜忌與專斷製造了冤案；他在邊疆治理上展現了卓越才能，卻在朝堂內部放任派係傾軋。崔琰的剛直、毛玠的忠誠、何夔的堅守，在專製權力麵前顯得如此脆弱，卻也成為照亮曆史的精神星火。
這一時期的曆史警示我們：沒有製約的權力必然滋生腐敗與冤案，而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道義堅守，永遠是文明存續的重要基石。曹操的功過是非早已蓋棺定論，但建安二十一年的朝堂風波與邊疆治理，仍為後世提供著關於權力、人性與製度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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