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戊戌年）
春天，正月，吉邈等人帶著一千多手下，在夜裡攻打王必，火燒他的營門，還射中了王必的肩膀，王必的帳下督扶著他逃到南城。天亮的時候，吉邈等人的隊伍潰散，王必和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一起出兵討伐，斬殺了吉邈等人。
三月，東方出現了彗星。
曹洪準備攻打吳蘭，張飛駐軍在固山，放話要截斷曹軍後路，這讓曹洪這邊眾人的討論產生了疑慮。騎都尉曹休說：“敵人要是真打算斷咱們後路，就該悄悄設伏行軍。現在卻先大張聲勢，很明顯他們做不到。咱們應該趁他們還沒集結好，趕緊攻打吳蘭。吳蘭一破，張飛自然就會退兵。”曹洪聽從了曹休的建議，進軍攻打，打敗了吳蘭，並將其斬殺。三月，張飛和馬超退兵。曹休是魏王曹操同族兄弟的兒子。
夏天，四月，代郡、上穀的烏桓族首領無臣氐等人造反。在這之前，魏王曹操把代郡太守裴潛召回，任命為丞相理曹掾。曹操稱讚裴潛治理代郡的功績，裴潛卻說：“我對百姓雖然寬厚，但對那些胡人比較嚴厲。現在接替我的人肯定覺得我治理太嚴，從而對胡人采取寬惠的政策。那些胡人向來驕橫放縱，過於寬厚他們就會鬆懈；鬆懈之後，又要用法律去約束他們，這就會引發他們的怨恨和反叛。從形勢上看，代郡肯定會再次叛亂。”曹操聽後，很後悔這麼快就把裴潛調回來了。果然，幾十天後，三個單於反叛的消息就傳來了。曹操讓他的兒子鄢陵侯曹彰暫任驍騎將軍，去討伐叛軍。曹彰年少時就擅長射箭駕車，體力過人。曹操告誡曹彰說：“在家我們是父子，接受任務後就是君臣，一舉一動都要按王法行事，你一定要記住！”
劉備駐軍在陽平關，夏侯淵、張合、徐晃等人在這裡和他對峙。劉備派將領陳式等人去截斷馬鳴閣道，被徐晃打敗。張合駐軍在廣石，劉備攻打他但沒能攻克，就趕緊寫信回益州調兵。諸葛亮就這件事詢問犍為從事楊洪，楊洪說：“漢中是益州的咽喉，關乎益州的存亡。要是沒了漢中，也就沒了蜀地，這是家門口的大禍啊，發兵救援還有什麼可猶豫的！”當時法正跟隨劉備北征，諸葛亮於是上表讓楊洪兼任蜀郡太守；楊洪把各項事務都處理得很好，之後就正式任命他為蜀郡太守。當初，犍為太守李嚴征召楊洪為功曹，李嚴還沒離開犍為，楊洪就已經當上蜀郡太守了；楊洪又舉薦門下書佐何祗，說他有才能謀略，楊洪還在蜀郡任職時，何祗就已經當上廣漢太守了。因此，蜀地的人都很佩服諸葛亮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才能。
秋天，七月，魏王曹操親自率軍攻打劉備；九月，曹操到達長安。
曹彰攻打代郡的烏桓，親自上陣拚殺，鎧甲上中了好幾箭，但他鬥誌更加昂揚。他乘勝追擊，一直追到桑乾河以北，把烏桓打得大敗，斬殺和俘虜的敵人數以千計。當時鮮卑族首領軻比能帶著幾萬騎兵在一旁觀望雙方強弱，看到曹彰奮力作戰，所到之處敵人都被擊破，就請求歸降，北方就此全部平定。
南陽的官吏和百姓被徭役折磨得苦不堪言。冬天，十月，宛城的守將侯音造反。南陽太守東裡袞和功曹應餘突圍逃了出來；侯音派騎兵追擊，箭如雨下，應餘用身體護住東裡袞，身上受了七處傷後死去，侯音的騎兵抓住東裡袞帶回城中。當時征南將軍曹仁駐軍在樊城，鎮守荊州，魏王曹操命令曹仁回去討伐侯音。功曹宗子卿勸說侯音：“您順應民心，發動大事，遠近的人無不響應。但抓住太守，有悖道義又沒好處，為什麼不把他放了呢？”侯音聽從了他的建議。宗子卿趁夜越城而出，與太守召集剩餘百姓包圍侯音，恰好曹仁的軍隊趕到，一起發起攻擊。
評論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是三國紛爭中波瀾迭起的一年，這一年裡，各方勢力的交鋒不僅展現了軍事謀略的碰撞，更暗藏著治理智慧的較量。從朝堂到戰場，從內政到邊患，每一個事件都折射出亂世中生存與發展的殘酷邏輯。
年初的吉邈叛亂雖規模不大，卻揭示了曹魏內部暗流湧動的政治危機。王必遇襲事件表明，即便在曹操勢力看似穩固的區域，仍有反對力量伺機而動，這場短暫的叛亂雖被迅速平定，但也為曹魏的統治敲響了警鐘——權力的鞏固需要持續的警惕與治理。
三月的軍事交鋒中，曹休的決斷成為扭轉戰局的關鍵。麵對張飛“聲言斷後”的疑兵之計，曹休透過表象直擊本質，指出敵軍“先張聲勢”的破綻，主張速攻吳蘭。這一決策不僅體現了優秀將領對戰場態勢的敏銳洞察力，更印證了“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的軍事哲理。曹洪采納其建議後迅速擊破吳蘭，迫使張飛、馬超撤退，充分說明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果斷的判斷力往往比兵力優勢更具決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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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郡烏桓的叛亂則深刻反映了邊疆治理的複雜性。裴潛離任前的預警精準預見了政策搖擺可能引發的危機，他提出的“寬於百姓而峻於諸胡”的治理理念，揭示了邊疆民族治理中剛柔平衡的重要性。曹操因急於調回裴潛而導致叛亂再起，這一教訓警示後世：邊疆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遠比短期的人事調整更為重要。曹彰平定叛亂的過程中，身先士卒、帶傷奮戰的勇猛表現，既展現了曹魏宗室子弟的軍事素養，也體現了曹操“動以王法從事”的治軍理念在實戰中的落實。
劉備與夏侯淵的陽平關對峙，成為檢驗蜀漢內政效率的試金石。楊洪“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的論斷，精準點出漢中對於益州的戰略價值，這種清醒的戰略認知為蜀漢決策提供了關鍵依據。諸葛亮在緊急情況下的人事調配尤為值得稱道，他破格提拔楊洪、何祗等人才，展現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智慧。西土百姓對諸葛亮“能儘時人之器用”的信服，不僅源於其識人善任的能力，更體現了蜀漢政權在危機時刻高效的行政運轉體係。
曹操親赴長安督戰與曹仁征討侯音叛亂，則從側麵反映了曹魏多線作戰的戰略壓力。侯音叛亂因徭役繁重而起，說明長期的戰爭消耗已對曹魏統治區的民生造成影響，這也為後來的社會動蕩埋下伏筆。曹仁平叛過程中，功曹應餘以身護主的忠義之舉與宗子卿的臨機應變，共同構成了亂世中人性的多麵圖景。
縱觀建安二十三年的曆史事件，無論是軍事交鋒中的謀略比拚，還是內政治理中的經驗教訓，都凸顯了三國時期人才、戰略與治理能力對政權興衰的決定性影響。這些曆史片段不僅記錄了具體的戰爭與政策，更蘊含著關於決策藝術、人才任用與邊疆治理的深刻智慧，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曆史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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