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蒙還沒來得及接受封賞就生病了，孫權趕緊把他接到自己住處旁邊，想儘各種辦法給他治病。有時候要針灸，孫權看著都心疼難受。孫權想見見呂蒙，又怕打擾他休息，就經常在牆上偷偷鑿個洞看。要是看到呂蒙能吃點東西，就高興得跟身邊人又說又笑；要是看他情況不好，就唉聲歎氣，晚上都睡不著覺。呂蒙病情稍有好轉，孫權就下令大赦天下，大臣們都來祝賀，結果後來呂蒙還是去世了，年僅42歲。孫權那叫一個悲痛，專門安排了三百戶人家給呂蒙守墓。
後來孫權跟陸遜聊起周瑜、魯肅和呂蒙，說：“公瑾那叫一個勇猛剛烈，膽略過人，打敗了曹操，開拓了荊州，簡直無敵。子敬通過公瑾跟我結識，我跟他一聊，他就說起稱霸天下的大戰略，這是第一件讓我開心的事。後來曹操借著拿下劉琮的勢頭，號稱要率幾十萬水陸大軍打過來，我召集將領們問咋辦，沒人先吭聲。張子布、秦文表都說應該派人送文書去投降，子敬馬上反駁說不行，還勸我趕緊喊公瑾來，把軍隊交給他迎擊曹操，這是第二件讓我開心的事。後來雖然他勸我把地借給劉備，這算個小失誤，但不影響他的兩大優點。周公都不會對人求全責備，所以我不在乎他這點小毛病，看重的是他的長處，還經常把他比作鄧禹呢。子明年輕的時候，我就覺得他不怕困難，果敢有膽量。等他長大，學問見長，謀略更是厲害，僅次於公瑾，就是言談風采不如公瑾。但謀劃拿下關羽這事兒，比子敬強。子敬給我寫信說：‘成就帝王大業的人，都得先掃除障礙，關羽沒啥可擔心的。’這就是他心裡沒底，嘴上還逞強，我也沒太怪他。不過他帶兵安營紮寨，令行禁止，轄區內沒人敢違抗命令，路上也沒人撿彆人丟的東西，這治軍方法還是很不錯的。”
孫權和於禁騎馬一起走，虞翻嗬斥於禁：“你個投降的俘虜，怎麼敢跟我們主公並排騎馬！”說著就揚起馬鞭要打於禁，孫權趕緊喝止了他。
孫權向曹操稱臣的時候，曹操把張遼等各路軍隊都召回來救樊城，還沒趕到，樊城的包圍就解除了。徐晃整頓軍隊回到摩陂，曹操出城七裡迎接徐晃，還擺了酒宴。曹操舉起酒杯對徐晃說：“保全樊城、襄陽，這都是將軍你的功勞啊。”也給桓階豐厚賞賜，讓他當了尚書。曹操覺得荊州剩下的百姓和在漢川屯田的人不安穩，想把他們都遷走。司馬懿說：“荊楚地區的人性格比較活泛，容易動蕩，關羽剛被打敗，那些心懷不軌的人都躲起來觀望呢。要是把好人遷走，既傷了他們的心，還會讓走了的人不敢再回來。”曹操說：“有道理。”之後那些逃跑的人都陸續回來了。
曹操上表給朝廷，封孫權為驃騎將軍，授予符節，兼任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派校尉梁寓進貢，又送朱光等人回去，還寫信給曹操稱臣，說曹操稱帝是順應天命。曹操把孫權的信給大臣們看，說：“這小子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侍中陳群等人都說：“漢朝的氣數早就儘了，又不是今天才這樣。殿下您功德蓋世，大家都盼著您稱帝，所以孫權在遠方稱臣。這是上天和百姓的共同意願，殿下您就該登基稱帝，還有啥可猶豫的！”曹操說：“要是天命真在我，我就當個周文王吧。”
司馬光說：教化，那可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可那些平庸的官員卻不當回事；風俗，是天下的關鍵，可昏庸的君主卻忽視它。隻有明智有遠見的人，才能深刻認識到它的重大益處和長遠功效。光武帝劉秀趕上漢朝衰落，各路英雄像煮開的粥一樣亂起來，他從平民崛起，重新振興漢朝，四處征戰，忙得不可開交，卻還能推崇儒家經典，招攬文人雅士，開辦學校，修訂禮樂製度。武功完成後，文化建設也搞得很好。後來孝明帝、孝章帝繼承他的誌向，到太學去拜望老師，鑽研經書。從公卿、大夫到郡縣的官員，都選用精通經典、品行端正的人，連虎賁衛士都學習《孝經》，匈奴的子弟也來太學讀書。所以上麵推行教化，下麵形成良好風俗。那些忠厚清廉的人，不光被官員看重，老百姓也很仰慕。那些愚蠢卑鄙的人，不光朝廷容不下，連鄉裡鄉親都嫌棄。自從夏商周三代滅亡後，風俗教化之好，沒有比得上東漢的。到孝和帝以後，外戚專權，寵臣當道，賞罰沒個標準，賄賂公開進行，賢能和愚蠢的人混在一起，是非顛倒，那叫一個亂。但漢朝還能勉強維持沒滅亡，是因為上麵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這些公卿大夫，在朝堂上據理力爭，用正義挽救危機；下麵有符融、郭泰、範滂、許邵這些平民百姓，通過輿論來補救時弊。所以政治雖然腐敗，但風俗沒垮，甚至有人冒著殺頭危險，前赴後繼，視死如歸。這哪隻是這幾個人賢能啊，也是光武帝、明帝、章帝留下的教化成果。在那個時候，要是有個賢明的君主振作起來，漢朝的國運還說不定呢。可惜啊，趕上漢朝衰敗，又碰上桓帝、靈帝的昏庸殘暴：他們庇護壞人，比對親人還好；殺害忠良，比對待仇人還狠。積累了眾多有識之士的憤怒，激起了天下人的怨恨。於是何進召外兵，董卓趁機作亂，袁紹這些人又跟著製造禍端，搞得皇帝四處流亡，宗廟變成廢墟，王室覆滅，百姓受苦，漢朝的命運徹底沒救了。不過，那些占據州郡擁兵自重的人，雖然互相吞並，但還都打著尊漢的旗號。像曹操那麼暴躁強硬，又立下那麼大的功勞，他早就有不把皇帝放眼裡的心思了，可到死都不敢廢掉漢朝自己稱帝，難道是他不想嗎？還不是因為顧忌名聲道義，自己克製著。由此可見，教化怎麼能輕視，風俗怎麼能忽視呢！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
評論
這段史料如同一幅濃縮的曆史畫卷，勾勒出漢末三國時期權力博弈、君臣關係與時代風氣的多重麵相。從呂蒙病重時孫權的真情流露，到曹魏內部的戰略決策，再到司馬光對教化風俗的深刻反思，字裡行間皆蘊含著亂世中的生存智慧與治世之道。
君臣相得的溫情與權謀
孫權對呂蒙的態度，堪稱亂世中君臣關係的典範。當呂蒙病重時，孫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甚至“穿壁瞻之”，見其能進食便喜，食不下則夜不能寐，這份關切超越了單純的主仆關係。呂蒙去世後，孫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塚三百家”，更在與陸遜的對話中給予其極高評價，稱其“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尤其肯定其“圖取關羽，勝於子敬”的功績。這種既有真情實感又包含政治考量的君臣互動，展現了孫權作為領導者的馭下之道——既以情感籠絡人心，又以功績定其價值。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虞翻對降將於禁的嚴苛態度。當於禁與孫權並行時，虞翻怒斥其“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甚至“抗鞭欲擊”。這一細節既反映了當時士人對氣節的看重，也暗示了亂世中“忠義”作為道德標尺的重要性。而孫權“嗬止之”的舉動，則體現了其作為統治者的務實心態——在政治博弈中，對降將的寬容往往比單純的道德批判更具現實價值。
戰略決策中的遠見與短視
曹魏集團在荊州問題上的決策，展現了不同政治人物的戰略眼光。曹操在關羽新破後，欲遷徙荊州殘民及屯田者，司馬懿卻提出反對：“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複還。”這一建議最終被曹操采納，避免了激化矛盾、喪失民心的風險。司馬懿的遠見在於他認識到“荊楚輕脆易動”的地域特性，懂得在戰亂之後需以安撫為主，而非強硬遷徙。
徐晃在樊城之戰中的功績被曹操盛讚“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這一評價背後是曹魏集團對軍事勝利的極度渴求。而曹操對桓階的厚賜，則體現了其對謀士群體的重視。這種賞罰分明的機製，正是曹魏能夠在亂世中保持競爭力的重要原因。
權力更迭中的名分與現實
孫權向曹魏稱藩的舉動，揭示了亂世中權力遊戲的本質。他“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表麵上是臣服，實則是為自身爭取戰略空間。曹操看穿其用心，直言“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卻仍接受其稱藩並表封其為“票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這種相互利用的政治默契，展現了雙方在實力製衡下的理性選擇。
曹操麵對群臣勸進時所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更是耐人尋味。這句話既暴露了其篡漢的野心，又顯示出他對輿論和名分的敬畏。在“漢祚已終”的背景下，曹操仍不敢貿然稱帝，正如司馬光所言，是“畏名義而自抑”，這從側麵印證了傳統倫理對權力合法性的約束作用。
教化風俗：治亂興衰的根本
司馬光在文末的評論，將曆史視野提升至製度與文化層麵。他強調“教化，國家之急務也；風俗，天下之大事也”，並以東漢為例，說明光武、明、章三帝“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造就了“忠厚清修之士見慕於眾庶，愚鄙汙穢之人見棄於鄉裡”的良好風氣。即使到了桓、靈亂世，仍有袁安、楊震等大臣“麵引廷爭”，郭泰、範滂等士人“立私論以救其敗”，這種“忠義奮發，視死如歸”的精神，正是教化傳承的力量。
反觀漢末之亂，司馬光認為根源在於“貴戚擅權，嬖幸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導致風俗敗壞、綱紀崩塌。這一反思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軍事勝利與權力博弈或許能決定一時的興衰，但真正支撐國家長治久安的，是深入人心的教化與良好的社會風氣。
這段史料所呈現的，不僅是具體的曆史事件，更是亂世中的生存邏輯與治世智慧。從君臣關係到戰略決策，從權力博弈到文化傳承，每一細節都在訴說：在秩序崩塌的時代，人性的光輝與製度的理性，始終是文明延續的希望所在。而司馬光對教化風俗的強調，更跨越千年，為後世提供了審視治亂興衰的永恒標尺。
喜歡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請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書更新速度全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