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紀二,從公元223年癸卯年)到公元227年丁未年),共五年。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癸卯年)
春天正月的時候,曹真派張合把吳國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成功占領了江陵中洲。
到了二月,諸葛亮趕到永安。
曹仁帶著好幾萬步兵和騎兵朝著濡須殺過來,一開始還故意放風說要往東攻打羨溪,朱桓一聽,就分了些兵力過去支援。等這支援的部隊剛出發,曹仁就帶著大軍直接朝著濡須衝過來了。朱桓知道這事兒後,趕緊派人去追召回援羨溪的部隊,可這部隊還沒趕回來呢,曹仁就已經殺到眼前了。當時朱桓手下加上他帶領的士兵,攏共才五千人,將領們一個個心裡都慌得不行,害怕得很。朱桓就給大家打氣說:“咱們都知道,兩軍對壘,輸贏關鍵在將領,可不是看人數多少。你們覺得曹仁帶兵打仗的本事,跟我比起來咋樣?兵法裡說‘敵人兵力是我方兩倍,我方隻有一半’能打勝仗的情況,那說的是雙方都在一馬平川的地方,沒有城池可以防守,而且兩邊士兵的勇猛程度都差不多的情況。但現在曹仁這人,既沒多聰明也沒多勇敢,他帶的那些士兵膽子還特彆小,又大老遠地跑過來,人困馬乏的。咱呢,和各位一起守著高高的城牆,南邊靠著大江,北邊挨著山陵,以逸待勞,咱是主場,他們是客場,這可是百戰百勝的局麵啊。就算曹丕親自來,咱都不用怕,更何況曹仁他們呢!”說完,朱桓就下令放倒軍旗,停敲戰鼓,故意對外裝作兵力虛弱的樣子,好引誘曹仁上鉤。曹仁果然上鉤了,派他兒子曹泰去攻打濡須城,又另外派將軍常雕、王雙等人坐著油船去偷襲中洲。這中洲啊,是朱桓手下士兵家眷住的地方。蔣濟就勸曹仁說:“敵人守著西岸,戰船還在江的上遊,咱們的兵要是進到洲裡,那簡直就是自己往地獄裡鑽,這是找死的節奏啊。”但曹仁根本不聽,自己帶著一萬人留在橐皋,給曹泰他們當後援。朱桓這邊呢,派了其他將領去攻打常雕他們,自己親自抵擋曹泰。曹泰一看形勢不妙,燒了營寨就撤了。朱桓乘勝追擊,不僅殺了常雕,還活捉了王雙,這一仗下來,曹仁這邊被打死、淹死的有一千多人。
話說之前呂蒙病重的時候,吳王孫權就問他:“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誰能接替你啊?”呂蒙回答說:“朱然這人有膽量,又能堅守,我覺得他可以勝任。”這朱然呢,是九真太守朱治姐姐的兒子,本來姓施,朱治把他當兒子收養了,當時朱然擔任昭武將軍。呂蒙去世後,吳王就給了朱然符節,讓他鎮守江陵。等到曹真等人圍攻江陵,打敗了孫盛,吳王又派諸葛瑾等人帶兵去解圍,結果被夏侯尚擊退了。這時候江陵城和外界的聯係就斷了,城裡好多士兵都生了病,能打仗的隻有五千人。曹真他們又是堆土山,又是挖地道,還在城邊修起樓櫓,對著城裡射箭,箭就跟下雨似的,城裡的將士們都嚇得臉色大變。可朱然卻跟沒事人一樣,一點都不害怕,還不停地激勵手下的官吏和士兵,瞅準機會,還攻破了魏軍兩座營寨。魏軍把朱然圍了整整六個月。江陵令姚泰負責守北門,他看到城外敵人兵力強盛,城裡的人又少,糧食也快吃完了,就害怕守不住,想著給魏軍當內應。結果被朱然發現,直接給殺了。當時江水又淺又窄,夏侯尚就想著乘船帶著步兵、騎兵到江中小洲上安營紮寨,還搭了座浮橋,方便南北往來。很多人都覺得江陵城肯定能被攻下來。董昭卻上疏說:“武皇帝曹操那是智勇雙全的人,可他用兵的時候,對敵人都特彆小心,從來不敢像這樣冒險。打仗這事兒,大家都想著進攻,不願意後退,這是人之常情。就算在平地上打仗,沒有險要地形,都已經夠難的了。要是真的深入敵境,那回來的路也得確保順暢啊,打仗有進有退,哪能都隨自己心意呢。現在咱們在江中小洲上安營,這地方太深了;靠浮橋渡江,這太危險了;而且就這麼一條路來回走,這也太窄了。這三點,可都是兵家大忌啊,現在卻偏要這麼做。敵人要是頻繁攻打浮橋,一旦有個閃失,那洲裡的精銳部隊可就沒了,就都得歸吳國了。我一想到這事兒,飯都吃不下,覺都睡不著,可那些討論的人還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一點都不擔心,這不是糊塗嘛!再說了,江水馬上就要上漲了,一旦突然漲起來,咱們拿什麼防禦啊!就算不被敵人打敗,咱也得保證自己周全啊,怎麼能這麼冒險,還不當回事呢!希望陛下您好好考慮考慮。”曹丕聽了,馬上就下詔讓夏侯尚等人趕緊撤出來。結果吳國軍隊從兩頭一起進攻,魏軍隻能從一條道上往回撤,人多擁擠,差點就撤不出來,好不容易才成功渡江。吳國將領潘璋都已經準備好了荻草做的筏子,打算用來燒浮橋,剛好趕上夏侯尚撤退,這才沒燒起來。過了十天,江水果然大漲,曹丕對董昭說:“你對這事兒分析得可太到位了!”這時候又趕上鬨瘟疫,曹丕就把各路軍隊都召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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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丙申日,曹丕回到洛陽。一開始,曹丕問賈詡:“我想討伐那些不聽話的,統一天下,先打吳國還是蜀國好呢?”賈詡回答說:“要是想靠武力攻占,那得先注重軍事力量;要是想建立根基,就得崇尚道德教化。陛下您順應天命接受禪讓,統治天下,如果用文德來安撫百姓,等著局勢變化,那平定天下就不難了。吳國和蜀國雖然都是小國,但它們一個靠著山,一個隔著水。劉備有雄才大略,諸葛亮善於治理國家;孫權能看清形勢,陸遜懂得用兵。他們占據著險要的地勢,在江河湖海上劃船作戰,想要一下子消滅他們可不容易。用兵的道理是,先有必勝的把握再開戰,要估量敵人的實力,分析將領的能力,這樣才能萬無一失。我私下覺得,咱們這些大臣裡,沒人能比得上劉備、孫權那邊的對手,就算陛下您帶著天威去攻打,也不見得能有十足的勝算。以前舜帝拿著盾牌和大斧跳舞,有苗部落就歸服了,我覺得現在應該先搞文治,再動用武力。”曹丕沒聽他的,結果最後出兵也沒取得啥成果。
丁未日,陳忠侯曹仁去世了。
之前啊,黃元因為不討諸葛亮喜歡,聽說劉備生病了,害怕以後沒好日子過,就乾脆帶著整個郡造反了,還放火燒了臨邛城。當時諸葛亮往東去看望劉備病情,成都城裡兵力空虛,黃元就更肆無忌憚了。益州治中從事楊洪知道這事兒後,就建議太子派將軍陳曶、鄭綽去討伐黃元。大家都覺得黃元要是不圍攻成都,就會跑到越巂,占據南中地區。楊洪卻分析說:“黃元這人一向凶狠殘暴,又沒什麼恩義信用,他哪有那本事乾這事啊!他頂多就是順著江水往東跑,心裡盼著主上平安,到時候就把自己綁了去請罪;要是情況不妙,那就隻能投奔吳國,求條活路。咱們隻要讓陳曶、鄭綽在南安峽口那兒截住他,準能抓住他。”後來黃元果然兵敗,順著江東逃,陳曶、鄭綽就把他活捉了,然後砍了腦袋。劉備病情越來越嚴重,就任命丞相諸葛亮輔佐太子,讓尚書令李嚴當副手。劉備對諸葛亮說:“你的才能比曹丕強十倍,肯定能讓國家安定,最終成就大事。要是我這兒子能輔佐,你就好好幫他;要是他實在不成器,你就自己看著辦吧。”諸葛亮哭著說:“我一定竭儘全力,儘忠職守,死而後已!”劉備又給太子下詔說:“人活到五十歲就不算短命了,我都六十多歲了,也沒啥可遺憾的,就是放心不下你們兄弟。你們要努力啊,努力!彆覺得壞事小就去做,也彆覺得好事小就不做!隻有賢德才能讓人信服。你爹我德行不夠,不值得你學。你以後跟著丞相做事,要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他。”夏天四月癸巳日,劉備在永安去世,諡號昭烈。丞相諸葛亮護送靈柩回成都,任命李嚴為中都護,讓他留在永安鎮守。
評論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曆史事件評注:三國對峙中的智謀與格局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是三國鼎立格局初步穩定後的關鍵一年,魏、蜀、吳三方的軍事交鋒與權力交替,不僅展現了個體將領的軍事才能,更折射出三國時期戰略博弈的複雜性與曆史走向的偶然性。這一年的戰事與決策,為後續數十年的三國格局埋下了伏筆。
曹魏東線攻勢的得與失
曹魏在這一年發動了對東吳的多線進攻,試圖趁吳蜀夷陵之戰後局勢未穩之際擴大戰果,但其軍事行動呈現出明顯的“虎頭蛇尾”特征。
曹真與張合在江陵中洲的勝利,體現了曹魏軍事實力的優勢。然而曹仁在濡須的軍事行動,卻暴露了其戰略判斷的嚴重失誤。曹仁作為曹魏元老將領,本應具備豐富的作戰經驗,但在濡須之戰中卻連續犯錯:先是中了朱桓的“聲東擊西”之計,分散兵力;後又無視蔣濟的勸阻,執意派常雕、王雙襲取中洲,最終導致損兵折將。朱桓以五千兵力擊潰曹仁數萬大軍,不僅展現了其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更印證了“勝負在將不在眾寡”的戰爭規律。他通過心理動員穩定軍心,利用地理優勢以逸待勞,又以“偃旗鼓”示弱誘敵,一係列操作將戰術靈活性發揮到極致,成為三國時期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此次南征雖有局部勝利,卻未能實現戰略目標。曹真圍攻江陵六月之久,麵對朱然率領的五千殘兵仍未能破城,反而因疫疾與後勤問題被迫撤軍。董昭對夏侯尚“浮橋屯渚”戰術的批評,精準指出了曹魏軍事行動中的冒險主義傾向——違背“兵好進惡退”的基本規律,忽視地理與水文風險,最終陷入被動。這反映出曹丕時期的曹魏軍事決策,已缺乏曹操時代的穩健與謹慎。
東吳防禦體係的韌性顯現
麵對曹魏的大舉進攻,東吳展現出極強的防禦韌性,這種韌性既源於將領的出色發揮,也得益於孫權的用人智慧。
朱然在江陵的堅守堪稱奇跡。在“中外斷絕、兵多腫病”的絕境下,他不僅能穩定軍心,更能“伺間隙攻破魏兩屯”,甚至識破並誅殺內應姚泰,其軍事素養與心理素質令人驚歎。這一防禦戰的勝利,印證了呂蒙臨終前對朱然“膽守有餘”的評價,也體現了孫權用人不疑的魄力——在呂蒙推薦後即賦予朱然節鉞,使其能全權指揮江陵防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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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的防禦體係並非單純依靠武力,更蘊含著精密的戰略協同。朱桓在濡須、朱然在江陵的獨立作戰,形成了呼應之勢,迫使曹魏兵力分散。諸葛瑾雖被夏侯尚擊退,但也起到了牽製魏軍的作用。潘璋準備火攻浮橋的預案,則體現了東吳將領對水戰的熟悉與應變能力。這種多層次、多維度的防禦布局,使東吳在麵對曹魏全麵進攻時能夠從容應對。
從人才傳承角度看,呂蒙推薦朱然的舉動,展現了東吳將領群體的戰略眼光。這種良性的人才梯隊建設,為東吳長期割據江東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成為其能在三國夾縫中生存的關鍵因素之一。
蜀漢權力交替的曆史轉折
公元223年對蜀漢而言是充滿危機與變革的一年。劉備在永安病重去世,標誌著蜀漢政權進入“後劉備時代”,而諸葛亮的受托輔政,則開啟了蜀漢曆史的新篇章。
黃元叛亂雖規模不大,卻暴露了蜀漢內部的潛在危機。在劉備病重、諸葛亮東行的權力真空期,地方官員的異動考驗著蜀漢的統治根基。楊洪的精準預判與快速平叛,展現了蜀漢官僚體係的穩定性,也為諸葛亮後續的執政積累了經驗。
劉備白帝城托孤是三國曆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其“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命,既體現了對諸葛亮的絕對信任,也暗含著對蜀漢未來的深遠考量。諸葛亮“鞠躬儘瘁,死而後已”的承諾,則奠定了蜀漢政權此後數十年的政治基調。劉備臨終前對劉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告誡,以及“事丞相如父”的囑托,為諸葛亮後續的輔政提供了合法性支撐。
從戰略角度看,劉備的去世使蜀漢暫時失去了對外擴張的能力,被迫進入戰略收縮期。這一權力交替的平穩完成,避免了蜀漢在夷陵之敗後的進一步崩潰,為諸葛亮後來的“隆中對”戰略調整與北伐事業保留了火種。
三國格局的深層博弈
黃初四年的曆史事件,本質上是三國力量重新洗牌的過程。曹魏雖占據實力優勢,但內部決策失誤與軍事冒險使其未能實現統一目標;東吳憑借地理優勢與人才儲備,成功抵禦了曹魏的進攻,鞏固了割據地位;蜀漢則通過權力平穩過渡,為自身續命奠定了基礎。
賈詡對曹丕“先文後武”的建議,實則點出了三國對峙的本質——此時的吳蜀雖弱,但憑借地理優勢與人才團隊,具備較強的防禦能力,曹魏若強行用兵,難以實現速勝。曹丕未能采納這一建議,導致軍事行動勞而無功,也反映了其急於超越曹操功績的心理。
這一年的曆史還揭示了三國時期的戰爭邏輯:軍事勝利不僅依賴兵力多少,更取決於將領智慧、地理環境、後勤保障甚至疫病等多重因素。曹仁的失敗與朱桓、朱然的勝利形成鮮明對比,證明了“將為兵之膽”的戰爭真理。同時,疫病作為不可忽視的變量,在江陵之戰中直接影響了戰局走向,體現了古代戰爭中“天時”因素的重要性。
總體而言,黃初四年的曆史事件,既是三國前期戰爭的延續,也是後期格局的開端。曹魏的擴張受挫、東吳的防禦成功、蜀漢的權力交替,共同塑造了三國鼎立的穩定態勢,為後續諸葛亮北伐、孫權稱帝等重大曆史事件埋下了伏筆。這一年的興衰得失,至今仍能為後人提供關於戰略決策、人才任用與危機管理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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