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劉禪登基即位，年僅十七歲。他尊奉皇後為皇太後，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號為建興。劉禪封丞相諸葛亮為武鄉侯，兼任益州牧，大小政事，都由諸葛亮拍板決定。
諸葛亮開始規範官職設置，修訂法律製度，還發布指令給下屬們說：“參與政務的人，要集思廣益，多多聽取忠誠有益的意見。要是總怕得罪人，回避矛盾，不願反複討論，那肯定會出大問題。經過反複探討而得出恰當結論，就好比扔掉破草鞋卻得到了珠玉。然而人很難做到毫無保留，隻有徐元直在這方麵做得很好，從不含糊。還有董幼宰，參與政務七年，哪怕一件事有不到位的地方，他都能反複十次來告知提醒。要是大家能學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像董幼宰那樣勤勉，對國家忠心耿耿，那我諸葛亮就能少犯點錯啦。”
他又接著說：“以前剛開始和崔州平交往，常常聽到他對我得失的看法；後來和徐元直相交，總能得到他懇切的教誨啟發；之前和董幼宰共事，他每次說話都毫無保留；後來和胡濟偉度）共事，他也多次對我諫言勸阻。雖說我這人資質平庸、見識淺陋，不能完全采納他們的意見，但能始終和這四位保持友好融洽的關係，也足以表明我對直言進諫的態度，從不懷疑排斥。”這個偉度，就是諸葛亮的主簿，義陽人胡濟。
有一次，諸葛亮親自校對文書，主簿楊顒直接走進來勸說道：“治理國家是有章法的，上下級職責不能混淆。我給您打個比方，假如有個人，讓奴仆負責耕種，婢女掌管做飯，公雞打鳴報曉，狗負責看家防盜，牛馱重物，馬跑長途。這樣家業就能有條不紊，各方麵需求都能滿足，主人就能輕鬆悠閒，隻管吃喝玩樂。要是哪天主人非得啥事都親力親為，不再信任交付他人，累得自己身體疲憊、精神困頓，最後啥也乾不成。難道是他的智慧還比不上奴婢、雞狗嗎？是他丟掉了當家作主的方法呀。所以古人說‘坐著談論治國大道的，那是王公；親身去做事的，是士大夫。’就像丙吉不過問路上橫死的人，卻操心牛喘氣的事；陳平不願意了解錢糧的具體數目，說‘自有主管的人’，他們這是真正明白自己職責本分的道理。現在您治理國家，卻親自校對文書，累得整天流汗，這不是太辛苦了嘛！”諸葛亮聽後趕忙感謝他。後來楊顒去世，諸葛亮傷心地哭了好幾天。
六月甲戌日，任城威王曹彰去世。甲申日，魏國的壽肅侯賈詡也走了。這期間還發了大水。
東吳的賀齊突襲蘄春，抓走了太守晉宗，得勝而歸。
當初，益州郡的地方首領雍闓殺了太守正昂，通過士燮歸附東吳，還抓住成都的太守張裔送給東吳，東吳便任命雍闓為永昌太守。永昌郡的功曹呂凱、府丞王伉帶領官吏和士兵關閉邊境堅守，雍闓無法前進，就派郡裡的孟獲去引誘煽動各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紛紛響應。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也都起兵反叛響應雍闓。諸葛亮考慮到剛遭遇先帝劉備去世的大事，就采取安撫政策，沒有立即出兵討伐，而是鼓勵百姓務農種糧，閉關休養生息，等百姓生活安穩、糧食充足了，再做打算。
秋天八月丁卯日，朝廷任命廷尉鐘繇為太尉，治書執法高柔接替廷尉之職。當時三公沒啥實際事務，也很少參與朝政，高柔就上奏章說：“三公這樣的輔政大臣，那都是國家的棟梁，百姓都盯著呢。現在把他們安排在三公之位，卻不讓他們參與政事，他們就隻能悠閒養老，很少有人能提出建設性意見，這可不符合朝廷重用大臣的本意，也違背了大臣向皇上進獻可行建議、摒棄不可行之事的職責呀。古代遇到刑罰、政務有疑問的時候，就在槐樹、酸棗樹下商議。從今往後，朝廷要是有疑難問題、重大刑獄案件，應該多向三公谘詢。每逢初一、十五三公上朝的時候，還可以特意請他們入宮，一起討論得失，把事情研究透徹，這樣或許能讓皇上聽到更多有用的聲音，對國家的治理大有好處。”皇帝覺得這建議不錯，就采納了。
辛未日，皇帝到滎陽去打獵，接著又往東巡視。九月甲辰日，抵達許昌。
蜀漢的尚書，義陽人鄧芝對諸葛亮說：“現在皇上年紀小，剛登基，應該派個得力的使者去東吳，重新鞏固兩國友好關係。”諸葛亮說：“我都琢磨好久了，就是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今天終於想到啦。”鄧芝忙問：“這人是誰呀？”諸葛亮說：“就是你呀。”於是就派鄧芝以中郎將的身份去東吳修複友好關係。冬天十月，鄧芝到了東吳。當時吳王還沒和魏國徹底斷絕關係呢，心裡正猶豫，沒馬上接見鄧芝。鄧芝就自己上表請求拜見，說：“我這次來，不光是為了蜀漢，對東吳也有好處。”吳王這才接見他，說：“我其實也挺想和蜀漢交好的，就是擔心你們蜀主年紀小，國家又不大，還麵臨魏國的威脅，自身難保啊。”鄧芝回答說：“吳、蜀兩國，占據四個州的地盤。大王您是當世豪傑，諸葛亮也是難得的人才。蜀漢有險要的地勢，東吳有三江的阻隔。咱們把這兩個優勢結合起來，就像唇齒相依。進，可以一起爭奪天下；退，也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麵，這是明擺著的道理。要是大王您現在歸附魏國，魏國往上會要求您去朝拜，往下會索要太子去當人質，要是您不答應，他們就會打著正義的旗號來討伐，到時候蜀漢也會順著長江東進。這樣一來，江南這塊地可就不再是您的啦。”吳王沉默了好一會兒，說：“你說得對。”於是就和魏國斷絕關係，專心和蜀漢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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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蜀漢後主劉禪冊封妃嬪張氏為皇後。
評論
這段史料聚焦於公元223年蜀漢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的曆史片段，記錄了蜀漢權力交替、曹魏官僚建言、吳蜀關係重構等關鍵事件，字裡行間展現了三國初期各方勢力在權力平衡、治理邏輯與戰略抉擇中的深層思考，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與曆史啟示至今仍具借鑒意義。
蜀漢權力交接：從“托孤”到“治政”的平穩過渡
五月，十七歲的劉禪即位，蜀漢進入“諸葛亮時代”。這段記載首先凸顯了蜀漢權力結構的特殊性——“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模式，既是劉備“托孤”遺命的延續，也是蜀漢在主少國疑背景下的必然選擇。而諸葛亮掌權後的施政舉措，展現了成熟政治家的治理理念：
製度建設優先：“約官職，修法製”的舉措，直擊劉璋時期益州吏治鬆散的積弊，為蜀漢政權夯實製度根基。
開放納諫傳統：諸葛亮在教令中反複強調“集眾思，廣忠益”，以徐庶的“不惑”、董和的“十反”為例，倡導官僚體係內的直言文化。這種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既體現了個人胸襟，更暗含治理智慧——在集權體製下，通過製度化的納諫機製彌補信息盲區，減少決策失誤。
權力邊界意識：楊顒以“作家譬之”的諫言，深刻闡釋了“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的治理原則。諸葛亮“謝之”並為其死“垂泣三日”的反應，展現了他對專業分工、層級權責的尊重，避免了集權走向專斷的危險傾向。這種“集權而不專權”的平衡術，是蜀漢政權在動蕩中保持穩定的關鍵。
曹魏官僚生態：三公職能的理性回歸呼聲
曹魏方麵，高柔針對“三公無事，希與朝政”的現狀上疏，提出“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谘訪三公”的建議，反映了官僚體係對權力運行規範化的訴求。其核心邏輯在於：
權責匹配原則：三公作為“國之棟梁”，若“不使知政”，既浪費政治資源，也違背“獻可替否”的大臣職責。
決策科學化需求：“刑政有疑，議於槐、棘之下”的古製傳統，本質是通過多元參與提升決策合理性，避免因皇權獨斷或部門專權導致失誤。
政治象征意義：三公“民所具瞻”的社會地位，使其參與朝政能增強政策公信力，“光益大化”的表述正點明這層價值。魏帝“嘉納焉”的態度，顯示曹魏政權在製度完善上的進步性。
吳蜀關係重構：戰略同盟的理性抉擇
鄧芝使吳是這段史料的重頭戲，其外交博弈展現了三國地緣政治的核心邏輯：
實力認知基礎：鄧芝開篇即點明吳蜀“四州之地”“重險之固”“三江之阻”的硬件優勢，以及“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的軟件資本，為同盟構建奠定實力認同。
風險收益分析：通過“委質於魏”將導致“入朝”“內侍”的主權喪失，與“共為唇齒”可“並兼天下”或“鼎足而立”的對比，清晰呈現戰略選擇的利弊得失。這種基於現實利益的說服，遠比道德說教更具力量。
時機把握精準：鄧芝出使恰逢吳王“未與魏絕”的狐疑期，“為吳非為蜀”的定位轉換，巧妙化解對方戒備心理，最終促成“絕魏連蜀”的戰略轉向。這一決策不僅穩定了吳蜀邊境，更重塑了三國力量平衡，為後來的長期對峙埋下伏筆。
曆史啟示：動蕩時期的生存與發展邏輯
這段史料所涵蓋的蜀、魏、吳三方動態，共同揭示了亂世治國的核心原則：
權力穩定優先：蜀漢的集權、曹魏的分權調整，本質都是通過優化權力結構實現政權穩定，不同路徑源於不同國情。
製度建設為本：諸葛亮修法製、高柔重三公職能，均指向製度對權力的規範作用，顯示成熟政權的治理共識。
戰略務實為要：吳蜀同盟的重建，摒棄了意識形態偏見，以現實利益為導向，印證了“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的國際關係法則。
人才價值凸顯：從諸葛亮對徐庶、董和的推崇，到為楊顒垂泣，再到鄧芝的外交成功，無不凸顯人才對政權運行的關鍵作用。
從宏觀視角看，公元223年的這些事件，是三國格局從“赤壁之戰後的初步形成”到“夷陵之戰後的重新調整”的關鍵節點。蜀漢通過內部整合穩定政權，曹魏通過製度完善鞏固統治，東吳通過戰略轉向優化外部環境，三方的選擇共同將曆史推向“鼎足而立”的穩定期，也為各自後續的發展路徑定下基調。其中蘊含的權力平衡、製度建設與戰略博弈智慧，至今仍能為現代組織治理提供深刻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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