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初六年公元225年，乙巳年）
春天二月，皇帝下詔書任命陳群為鎮軍大將軍，讓他跟著禦駕監督各路軍隊，兼管尚書台事務；任命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在許昌，負責處理後方的文書工作。三月，皇帝前往召陵，開通了討虜渠；乙巳日，又回到許昌。
並州刺史梁習去征討軻比能，把他打得大敗。
蜀漢這邊，諸葛亮帶著大軍去討伐雍闓等人，參軍馬謖送了他幾十裡路。諸葛亮說：“咱們雖說一起謀劃這事好些年了，現在你再給我整點好主意唄。”馬謖說：“南中地區仗著他們那兒又遠地勢又險，不服咱們很久了。就算今天把他們打敗，明天他們又得造反。現在您正打算傾儘全國之力北伐對付強大的魏國，他們要是知道國內兵力空虛，造反肯定更快。要是把他們全殺光來除後患，這不符合咱仁義之師的作風，而且也不能急著這麼乾。用兵這事兒，收服人心才是上策，攻城是下策，靠心理戰取勝是上策，靠武力拚殺是下策，您就想法子讓他們真心歸服就行。”諸葛亮覺得這主意不錯，就采納了。馬謖，是馬良的弟弟。
辛未日，皇帝又打算帶著水軍去征討吳國，大臣們紛紛議論。宮正鮑勳勸說道：“咱們朝廷的軍隊多次出征都沒取得啥大成果，主要是因為吳、蜀兩國就跟嘴唇和牙齒似的，互相依存，又有山水險阻，很難把他們拿下。去年皇上坐的龍舟在江上晃蕩，被困在南岸，皇上身處險境，大臣們都嚇得魂飛魄散，那時候國家差點就完了，這可是得記一輩子的教訓啊。現在又要讓士兵們長途跋涉去打仗，每天耗費超多錢財，國內都被折騰得空虛了，還讓那幫狡猾的敵人看咱們笑話，我實在覺得這不行。”皇帝一聽就火了，把鮑勳降職成治書執法。鮑勳，是鮑信的兒子。夏天五月戊申日，皇帝到了譙縣。
吳國丞相、北海人孫劭去世了。當初，吳國要設立丞相，大家都覺得張昭合適，吳王卻說：“現在事兒這麼多，丞相這職位事兒多責任重，這可不是優待張昭的好辦法。”等到孫劭去世，大臣們又推舉張昭，吳王說：“我難道是舍不得給子布張昭字子布）這個職位嗎！丞相要處理的事兒太繁雜，而張昭性子又剛烈，要是他提的建議我不聽，肯定得產生怨恨和矛盾，這對他也沒啥好處。”六月，任命太常顧雍為丞相，兼管尚書台事務。顧雍這人話不多，做事總是恰到好處，吳王曾經感歎說：“顧先生不說話則已，一說話肯定說到點子上。”到了大家喝酒作樂的時候，旁邊的人都怕自己喝多了失態，因為顧雍肯定會看在眼裡，所以都不敢放開了玩。吳王也說：“顧公在座，讓人都玩不痛快。”可見大家有多怕他。顧雍剛開始兼任尚書令的時候，被封為陽遂鄉侯；他封侯之後回到官署，家裡人都不知道，後來聽說了都驚呆了。等他當了丞相，選拔任用文臣武將，都是根據他們各自的才能來安排，沒有偏向誰或者刻意疏遠誰。他經常私下了解民間情況和政務該怎麼處理，然後悄悄報告給吳王。要是建議被采納了，他就歸功於吳王；要是沒被采用，他也絕對不會說出去。吳王因此特彆看重他。不過在朝堂上發表意見的時候，他言辭神色雖然很恭順，但堅持的觀點都很正確；國家軍政大事的得失，如果不是當麵跟吳王說，他從來不會在彆處談論。吳王經常讓中書郎到顧雍那兒去谘詢事情，如果顧雍覺得這事兒行得通，值得討論，就會跟中書郎反複研究，還會準備酒食招待；要是覺得不行，顧雍馬上就臉色嚴肅起來，一聲不吭，也不招待中書郎。中書郎回去告訴吳王，吳王就說：“顧公要是高興，那就說明這事兒靠譜；他要是不說話，就說明這事兒還得再琢磨琢磨。我得好好想想。”吳國江邊的將領們，都想立功表現自己，經常提出一些作戰的好主意，打算搞偷襲啥的。吳王就去問顧雍的意見。顧雍說：“我聽說兵法講究不貪圖小利，這些將領提的建議，都是想給自己撈功名，不是為了國家。陛下應該製止這種行為，要是不能起到顯示國威、打擊敵人的作用，就彆聽他們的。”吳王就照做了。
利成郡的士兵蔡方等人造反，殺了太守徐質，推舉同郡的唐谘為首領。皇帝下詔讓屯騎校尉任福等人去討伐，把他們平定了。唐谘從海路逃到吳國，吳國任命他為將軍。
秋天七月，皇帝封皇子曹鑒為東武陽王。
蜀漢諸葛亮到了南中地區，一路打仗都挺順利。諸葛亮從越巂進入，殺了雍闓和高定。派庲降督益州人李恢從益州進入，門下督巴西人馬忠從牂柯進入，把各個縣城的敵人都打敗了，然後又和諸葛亮會合。孟獲收拾雍闓的殘部來抵擋諸葛亮。孟獲向來在少數民族和漢人中都很有威望，諸葛亮下令要活捉他。抓到之後，諸葛亮帶著他在軍營裡轉了轉，問他：“你覺得我這軍隊咋樣？”孟獲說：“之前不知道你們的虛實，所以才敗了。現在承蒙您帶我看了軍營，如果就這水平，那打敗你們可太容易了。”諸葛亮一笑，放他回去，讓他再打。就這樣，抓了他七次又放了他七次，最後諸葛亮還要放他走，孟獲不走了，說：“您簡直是天神下凡啊，我們南方人再也不造反啦！”諸葛亮於是到了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這四個郡都平定了，諸葛亮就任用當地的首領當官。有人勸諸葛亮彆這麼做，諸葛亮說：“要是留外地人在這兒當官，就得留軍隊，軍隊留下了又沒糧食吃，這是第一個麻煩；加上少數民族剛被打敗，父兄死傷不少，留外地人又不留軍隊，肯定得出亂子，這是第二個麻煩；還有，少數民族之前多次有反叛、殺害官員的罪行，他們自己也覺得罪孽深重，要是留外地人，他們始終不會信任，這是第三個麻煩。現在我想既不留兵，又不運糧，還能讓這裡基本穩定，少數民族和漢人都能相安無事，所以才這麼做。”於是，諸葛亮把孟獲等當地有才能的人都收為自己的下屬官員，還把當地的金、銀、丹砂、生漆、耕牛、戰馬等物資征收上來，供給國家軍事使用。從這以後，一直到諸葛亮去世，少數民族再也沒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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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皇帝帶著水軍從譙縣順著渦水進入淮河。尚書蔣濟上奏說水路不好走，皇帝沒聽。冬天十月，皇帝到了廣陵舊城，在江邊檢閱軍隊，士兵有十多萬，軍旗綿延幾百裡，一副要渡江攻打吳國的架勢。吳國那邊也加強兵力，嚴防死守。當時天氣特彆冷，江麵結冰，戰船沒法開進長江。皇帝看著波濤洶湧的江麵，感歎道：“哎呀，老天爺這是故意要把南北隔開啊！”於是就決定撤軍。孫韶派將領高壽等帶著五百名不怕死的士兵，在皇帝回去的必經之路上趁夜偷襲，把皇帝嚇了一大跳。高壽等人搶了皇帝的備用車和羽蓋就撤回去了。這時候，好幾千艘戰船都被凍住，動彈不得，有人提議留下一些士兵屯田。蔣濟覺得：“這兒東邊靠近湖泊，北邊挨著淮河，要是發大水的時候，敵人很容易來侵擾，不適合屯田駐軍。”皇帝聽了他的建議，立刻啟程回去。回到精湖的時候，湖水快乾了，皇帝把戰船都留給蔣濟處理。戰船在幾百裡的河道上排開，蔣濟就又挖了四五條水道，把船都趕到一塊兒；還提前堆好土壩截斷湖水，等後麵的船都到齊了，一下子打開土壩，把船都放進淮河，這才順利返回。
十一月，東武陽王曹鑒去世。
十二月，吳國番陽的反賊彭綺攻占了好幾個郡縣，手下有幾萬人。
評論
黃初六年公元225年）是三國鼎立格局初步穩定後，各方勢力調整戰略、積蓄力量的關鍵一年。這一年裡，魏、蜀、吳三國在軍事部署、政治決策和民族治理上的選擇，不僅影響著各自的興衰走向，更折射出亂世中“戰略遠見”與“人心向背”的核心價值。
曹魏：軍事擴張的執念與內部隱憂
魏文帝曹丕在這一年延續了對東吳的軍事高壓政策，但頻繁用兵背後暴露出戰略僵化與內部矛盾。
軍事決策的冒進與代價：曹丕不顧宮正鮑勳“中國虛耗”“黠虜玩威”的勸諫，執意發動對吳舟師征伐。鮑勳的諫言直指曹魏的核心問題——吳蜀唇齒相依、憑險據守，強行征伐隻會導致國力虛耗，且往年伐吳已有“龍舟飄蕩、聖躬蹈危”的教訓。但曹丕的憤怒與貶斥，反映出帝王權威對理性決策的壓製。最終，魏軍因嚴寒“舟不得入江”，還遭吳軍夜襲奪走副車羽蓋，數萬戰船因水儘滯留，險些陷入險境。這場失敗印證了鮑勳的預判：忽視地理限製與國力現實的軍事冒險，終將得不償失。
權力布局的深意：曹丕對陳群、司馬懿的任用暗藏玄機。以陳群“錄行尚書事”隨駕，司馬懿“留許昌督後台文書”，既強化了對軍權的掌控，也為司馬懿日後崛起埋下伏筆。這種“前線征戰+後方穩固”的布局，體現了曹魏對權力平衡的重視，但也暴露了宗室力量不足、依賴外姓重臣的隱患。
邊疆治理的成效：與對吳作戰的失利形成對比的是，並州刺史梁習大破鮮卑軻比能，利成郡叛亂被迅速平定。這表明曹魏在北方邊疆治理和內部平叛上仍有較強實力，但其資源過度傾斜於對吳戰爭，反而削弱了整體國力。
蜀漢：攻心為上的戰略遠見與民族治理典範
諸葛亮南征是這一年蜀漢最具深遠意義的事件，馬謖“攻心為上”的獻策與諸葛亮的實踐，成為中國古代民族治理的經典案例。
戰略認知的突破：馬謖對南中問題的分析精準而深刻：南中“險遠不服”，若單純依靠軍事鎮壓，隻會陷入“今日破之，明日複反”的循環；尤其在蜀漢即將北伐的背景下，內部空虛可能加速叛亂。他提出的“攻心為上，攻城為下”，跳出了傳統軍事思維的局限，直指治理的核心——讓當地族群從心理上認同蜀漢政權。
實踐中的智慧與包容：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過程，既是軍事威懾的展示，更是心理博弈的過程。通過讓孟獲親觀軍營、反複較量，最終使其心服口服，達成“南人不複反”的效果。平定南中後，諸葛亮堅持“即其渠率而用之”，不派外官、不留駐兵，既避免了資源消耗，又化解了族群對立情緒。他解釋的“三不易”原則留兵無食、無兵生患、族群互疑），體現了對現實矛盾的清醒認知。這種“以夷治夷”的包容策略，不僅穩定了後方，更從南中獲取了金銀、耕牛、戰馬等戰略資源，為日後北伐奠定了基礎。
長遠影響的奠定：諸葛亮的南中治理徹底改變了蜀漢“南中不穩”的被動局麵，“終亮之世，夷不複反”的成果，證明了人心歸附遠比武力征服更可持續。這種戰略遠見，與曹魏的軍事冒進形成鮮明對比。
東吳：政治平衡的智慧與內部整合的深化
孫權在這一年的政治決策，展現了其成熟的馭下之術與務實的治國理念，核心是通過穩定內部來應對外部壓力。
丞相人選的取舍：理性超越情感：孫劭去世後，孫權兩次拒絕眾人推舉張昭為丞相，理由並非“有愛”，而是深刻認識到張昭“性剛”“所言不從”的性格缺陷與丞相“職大事責重”的要求不符。這種“不為虛名所累，唯才是用”的選擇，避免了因人事矛盾引發的內部動蕩。最終選用顧雍，正是看中其“寡言而中”“舉動時當”的特質——顧雍的沉穩、低調與原則性，成為穩定朝政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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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雍的治政風格：以“威”立“信”：顧雍雖“寡言”，卻以“言必有中”贏得信任；雖讓君臣“不樂”，卻以嚴於律己的作風規範朝堂行為。他任人唯賢“心無適莫”，進言時“歸之於上”“終不宣泄”，既維護了君主權威，又保證了決策質量。麵對邊將“邀功掩襲”的提議，他以“兵法戒於小利”勸諫孫權，避免了無謂的軍事消耗。這種“務實、審慎、高效”的治政風格，成為東吳內部穩定的重要支柱。
應對外部壓力的彈性：在曹魏大軍壓境時，東吳“嚴兵固守”，並派高壽夜襲曹丕大營，展現了防禦反擊的能力；同時接納魏地叛將唐谘，擴充自身力量。而彭綺在番陽起兵數萬，雖反映出東吳內部仍有不穩定因素，但並未動搖其根本，顯示出孫權對地方控製力的強化。
曆史啟示：戰略選擇背後的核心邏輯
黃初六年的三國曆史，揭示了亂世中政權興衰的三大關鍵邏輯：
戰略遠見優於短期功利：諸葛亮“攻心平南中”與曹丕“冒進伐東吳”的對比，證明真正的勝利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對核心矛盾的解決——蜀漢通過穩定後方獲得長遠發展空間，曹魏則因短期軍事執念消耗國力。
人心向背決定治理成敗：無論是諸葛亮“服其心”的民族政策，還是顧雍“以嚴立信”的朝堂治理，都指向同一個核心：政權的穩固最終依賴於被治理者的認同，而非單純的武力或權威。
務實包容強於教條僵化：孫權對丞相人選的理性取舍，諸葛亮對南中族群的包容任用，都體現了“因時製宜、因地製宜”的智慧；而曹丕對勸諫的壓製，則暴露了教條化決策的弊端。
這一年的事件如同三麵鏡子，映照出三國格局的深層走向：蜀漢以戰略遠見積蓄力量，東吳以內部穩定鞏固根基，曹魏則因決策失當逐漸顯露頹勢。曆史的天平，已在各方的選擇中悄然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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