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紀十，從公元262年壬午年）到公元264年甲申年），共三年。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壬午年）
秋天八月，乙酉日，吳國皇帝冊立朱氏為皇後，她是朱公主的女兒。戊子日，又立兒子為太子。
蜀漢的大將軍薑維打算出兵打仗，右車騎將軍廖化就說：“這軍隊要是不停下來歇歇，一直折騰，最後肯定得把自己給坑了，說的就是薑維你啊。論智謀，你不比敵人強，論兵力，又比敵人少，還連年用兵，沒個滿足的時候，這怎麼能長久呢！”冬天十月，薑維帶兵入侵洮陽，鄧艾跟他在侯和打了一仗，把薑維打敗了，薑維沒辦法，隻好退到遝中駐紮。
一開始，薑維在蜀漢算是個外來的，卻受到了重用。他連年興兵打仗，可一直也沒立什麼大功。這時候，黃皓在朝廷裡掌握大權，跟右大將軍閻宇關係特彆好，還暗地裡琢磨著把薑維給廢了，讓閻宇上位。薑維知道這事兒後，就跟蜀漢皇帝說：“黃皓這人又奸詐又專橫，這麼下去，國家非被他搞垮不可，趕緊把他殺了吧！”蜀漢皇帝卻不當回事兒，說：“黃皓就是個跑腿的小臣，以前董允對他恨得牙癢癢，我也老為這事兒生氣，你犯不著為他上心！”薑維一看，黃皓那勢力盤根錯節的，怕自己話說多了惹麻煩，就趕緊恭恭敬敬地告辭出來了。蜀漢皇帝後來還讓黃皓到薑維那兒去道歉。薑維這下心裡又害怕又犯嘀咕，從洮陽回來後，就請求到遝中去種麥子，都不敢回成都了。
吳國皇帝任命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禦史大夫。以前，濮陽興當會稽太守的時候，對當時還在會稽的吳國皇帝特彆好；左將軍張布曾經是會稽王身邊的督將，所以吳國皇帝一即位，這倆人就特彆受寵，掌握了大權。張布負責宮廷事務，濮陽興主管國家軍政大事，他倆靠著阿諛奉承、耍小聰明，相互勾結，搞得吳國人都特彆失望。
吳國皇帝喜歡讀書，想跟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衝一起探討學問。張布覺得韋昭、盛衝說話太直，怕他們進宮陪著皇帝講學的時候，說出自己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兒，就一個勁兒地勸皇帝彆這麼做。吳國皇帝說：“我這些年讀書，各種書也都大致看了個遍，就是想跟韋昭他們一起溫習溫習以前學過的知識，這能有啥壞處呢！你就是怕韋昭他們說臣下的壞話，所以才不想讓他們進宮。這些事兒，我自己心裡都有數，不用等韋昭他們說了我才明白。”張布一聽，嚇得趕緊謝罪，還說怕耽誤了國家大事。吳國皇帝又說：“國家大事和讀書學習，這是兩碼事兒，不會互相妨礙的。我這麼做沒什麼不對的，你卻覺得不合適，所以我才跟你解釋一下。真沒想到你現在掌權了，還對我這樣，這可太不應該了！”張布趕緊上表磕頭認錯。吳國皇帝說：“我就是跟你開導開導，你至於磕頭嘛！像你這麼忠誠，遠近的人都知道，我今天能有這地位，都是你的功勞。《詩經》裡說：‘開頭都做得很好，但很少有人能堅持到最後。’堅持到最後確實不容易，你可得堅持住啊！”但吳國皇帝怕張布心裡還是疑神疑鬼的，最後還是順著張布的意思，取消了跟韋昭他們講學的事兒，不讓韋昭等人進宮了。
譙郡有個叫嵇康的，文章寫得那叫一個華麗，喜歡談論老子、莊子的學說，還崇尚奇特的行為，行俠仗義。他跟陳留的阮籍、阮籍哥哥的兒子阮鹹、河內的山濤、河南的向秀、琅邪的王戎、沛地的劉伶關係特彆鐵，這幾個人號稱“竹林七賢”。他們都崇尚虛無的思想，對傳統禮法那是一點兒都不在乎，整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對世間的事兒都不怎麼上心。
阮籍當時擔任步兵校尉，他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正跟人下圍棋呢，對手一看這情況，就想不玩了，阮籍卻非要拉著人家把這盤棋下完。下完棋，他一口氣喝了兩鬥酒，然後大哭一聲，直接吐了好幾升血，人也因為過度哀傷，瘦得皮包骨頭。可在守喪期間，他喝酒跟平常也沒啥兩樣。司隸校尉何曾特彆討厭他這樣，還當著司馬昭的麵質問阮籍：“你就是個放縱情感、違背禮教、敗壞風俗的人！現在是忠誠賢能的人掌權，講究名實相符，像你這樣的人，可不能任由你這麼下去！”然後又對司馬昭說：“您一直以孝道治理天下，可現在卻任由阮籍在服喪期間，在您這兒喝酒吃肉，這以後還怎麼給大家做榜樣啊！應該把他流放到邊疆去，彆讓他把華夏風氣給帶壞了。”不過司馬昭很欣賞阮籍的才華，一直護著他。何曾是何夔的兒子。阮鹹一直跟姑姑家的婢女好上了，姑姑帶著婢女要走的時候，阮鹹正陪著客人呢，一看這情況，直接借了客人的馬就去追，最後帶著婢女一起騎馬回來了。劉伶這人特愛喝酒，經常坐著鹿車，隨身帶著一壺酒，還讓人扛著把鐵鍬跟著，說：“我要是喝死了，就直接把我埋了。”當時那些士大夫都覺得他們幾個特厲害，紛紛效仿，把這當成一種灑脫豁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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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會那時候正受司馬昭的寵信，聽說了嵇康的名氣，就跑去拜訪他。嵇康呢，大大咧咧地坐在那兒打鐵，也不跟鐘會客氣。鐘會要走的時候，嵇康問他：“你聽到了啥來的，又看到了啥走的？”鐘會沒好氣地回他：“聽到了該聽的來的，看到了該看的走的！”就這麼著，鐘會心裡對嵇康記恨上了。山濤當時擔任吏部郎，他推薦嵇康接替自己的職位。嵇康就給山濤寫了封信，說自己受不了世俗那一套，還對商湯、周武王這些人有點兒瞧不上。司馬昭聽說這事兒後，特彆生氣。嵇康跟東平的呂安關係很好，呂安的哥哥呂巽誣陷呂安不孝，嵇康還出麵為呂安作證，說沒這事兒。鐘會就趁機在司馬昭麵前說壞話：“嵇康以前就想幫毋丘儉造反，而且呂安和嵇康在世上名氣都挺大，可他們言論放蕩，對社會風氣和教化都有害，應該趁著這個機會把他們除掉。”司馬昭聽了，就把呂安和嵇康都殺了。嵇康以前去拜訪過隱士汲郡的孫登，孫登就跟他說：“你這人啊，才華是有，但見識不夠，在現在這個世道，想不惹麻煩可不容易啊！”
司馬昭一直頭疼薑維老是來搗亂，有個叫路遺的宮廷騎兵主動請求去蜀國當刺客，把薑維給解決了。從事中郎荀勖就勸司馬昭：“您現在可是天下的主宰，應該靠著正義去討伐那些不服從的人，要是用刺客這種手段去對付敵人，這可沒法給天下人樹立榜樣啊。”司馬昭覺得他說得挺對。荀勖是荀爽的曾孫。
司馬昭還想著大規模討伐蜀漢呢，可朝廷裡的大臣大多覺得不行，隻有司隸校尉鐘會一個勁兒地勸他乾。司馬昭就跟大臣們解釋說：“自從平定壽春叛亂以來，咱們已經休戰六年了，這段時間整治軍隊、修繕武器，就是為了對付吳、蜀這兩個敵人。現在吳國地盤大，而且地勢低窪潮濕，攻打起來比較費勁，不如先把巴蜀給搞定。三年之後，借著長江順流而下的優勢，水陸一起進攻吳國，這就跟當年晉國滅虢國再取虞國一樣，是個好機會。算起來，蜀漢的士兵有九萬，駐守成都和防備其他地方的至少得四萬，那剩下能打仗的也就五萬左右。現在咱們把薑維牽製在遝中，讓他沒辦法往東支援，咱們直接指向駱穀，從他們防守空虛的地方打進去，去襲擊漢中。就劉禪那糊塗樣，邊境的城池一旦被攻破，成都城裡的男女老少肯定人心惶惶，蜀漢也就離滅亡不遠了。”於是，司馬昭任命鐘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地區的軍事。征西將軍鄧艾卻覺得蜀漢那邊還沒露出啥破綻呢，多次提出反對意見。司馬昭就派主簿師纂去當鄧艾的司馬，跟他說明白這事兒，鄧艾這才接受命令。
薑維知道這事兒後，趕緊上表給蜀漢皇帝：“聽說鐘會在關中整治軍隊，打算進攻咱們，咱們應該趕緊派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帶領各路軍隊分彆守住陽安關口和陰平的橋頭，提前做好防備。”可黃皓迷信巫鬼，覺得敵人肯定不會打過來，就勸蜀漢皇帝彆管這事兒，大臣們也都不知道這情況。
【內核解讀】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的曆史記載，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三國末年魏、蜀、吳三方勢力的命運軌跡。這看似平常的一年，實則暗藏著決定天下走向的關鍵伏筆，政權內部的腐朽與掙紮、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共同奏響了三國時代的尾聲序曲。
蜀漢：薑維困局與朝廷潰爛的雙重絕境
蜀漢的衰落在這一年呈現出加速態勢，核心矛盾集中在薑維的軍事困境與朝廷的政治腐敗兩大維度。
薑維作為蜀漢後期的軍事支柱，其處境堪稱悲壯卻又無奈。出身魏國降將的他，始終以“興複漢室”為己任，卻陷入了“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的惡性循環。廖化的警告“兵不戢，必自焚”，不僅是對薑維軍事策略的否定，更道破了小國窮兵黷武的必然結局。侯和之戰的失敗，讓薑維被迫退守遝中，而這場失敗背後，是蜀漢國力的根本性枯竭——常年征戰導致的兵源短缺、物資匱乏，早已讓這個偏安一隅的政權不堪重負。
更致命的打擊來自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宦官黃皓的專權與薑維的生存危機形成了尖銳對立。當薑維請求誅殺黃皓以清君側時，後主劉禪的反應極具諷刺性：他既承認黃皓的問題“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卻又以“趨走小臣耳”為由姑息養奸。這種“知惡而不除”的態度，暴露了蜀漢最高統治者的昏庸與懦弱。薑維最終“求種麥遝中，不敢歸成都”的選擇，不僅是個人的恐懼，更是蜀漢軍事核心與政治中心徹底割裂的象征——前線將領不得不以屯田為名自保，政權的離心力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薑維的困境具有典型的悲劇性：他身負重任卻缺乏足夠的政治支持，堅持北伐卻違背了蜀漢國力的現實，最終在“忠君”與“存國”的矛盾中進退維穀。而黃皓的專權並非孤立現象，它標誌著蜀漢後期官僚體係的全麵潰爛，當一個政權的核心決策被宦官與佞臣操控，其覆滅隻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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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權力異化與君主覺醒的短暫交鋒
東吳在這一年的政治圖景，展現了權力結構異化對政權活力的侵蝕。吳主孫皓即位後的用人決策，暴露了古代皇權政治的致命弱點——以私人恩寵取代製度選拔。濮陽興與張布因早年對孫皓有恩而被委以重任，形成“布典宮省，興關軍國”的權力格局，這種基於私人關係的統治聯盟，必然導致“以佞巧更相表裡”的治理亂象。吳人從期待到失望的轉變，反映了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流失——當民眾意識到統治者優先維護私人利益而非國家公平時，政權的根基便已動搖。
孫皓與張布關於“講論學業”的衝突，堪稱一段耐人尋味的插曲。孫皓渴望與學者韋昭、盛衝探討學問的訴求，本可成為改善政治生態的契機，卻被張布以“恐言己陰過”為由阻撓。這場衝突的本質，是君主試圖突破權臣控製的嘗試與既得利益者維護權力的對抗。孫皓的質問“孤之涉學……亦何所損”，展現了他對知識價值的認知，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感慨，更暗示了他對政權長治久安的思考。但最終“卒如布意，廢其講業”的結局，說明東吳的權力結構已僵化到難以突破的地步——權臣對信息渠道的壟斷，徹底堵死了君主通過知識更新實現自我完善的可能。
東吳的悲劇在於，它既沒有蜀漢“興複漢室”的精神旗幟，也沒有曹魏的製度優勢，卻在權力繼承中陷入了“恩寵政治”的泥潭。當政治運作的核心邏輯從“選賢與能”異化為“私恩回報”，政權的治理效能便會持續衰退，最終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魏晉：製度優勢與文化裂變的時代鏡像
曹魏此時已進入司馬昭專權的魏晉過渡期）在這一年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麵貌，既有戰略布局的清醒，也有文化思潮的裂變。
司馬昭的伐蜀決策體現了卓越的戰略眼光。他精準分析了吳蜀兩國的地緣劣勢“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提出“先定巴蜀，三年之後水陸並進”的滅虢取虞之計，展現了清晰的統一戰略藍圖。更難得的是其決策機製的合理性：麵對鄧艾的異議，他沒有強硬壓製，而是“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通過溝通達成共識，這種尊重專業意見又堅持戰略方向的做法，與蜀吳的內部傾軋形成鮮明對比。荀勖反對“以刺客除賊”的諫言被采納，更體現了曹魏政權試圖以“正義之名”塑造統一合法性的政治智慧——在輿論戰與軍事戰並重的時代，這種價值選擇為其後來的統一奠定了道義基礎。
文化領域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竹林七賢”的活動記錄，揭示了魏晉玄學興起的社會背景。嵇康、阮籍等人“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的行為，表麵是文人風骨的展現，實則是對曹魏政權高壓政治的消極反抗。阮籍居喪飲酒、阮鹹追婢等“越軌”行為，本質上是對僵化禮教的解構；而嵇康“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的言論，則觸及了司馬氏政權的合法性敏感點——當知識分子以“放達”為名表達對現實的不滿，預示著傳統儒家倫理正在經曆前所未有的挑戰。嵇康之死的伏筆鐘會的“深銜之”與司馬昭的“怒之”），揭示了思想自由與政治高壓的深刻矛盾，這種矛盾貫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發展。
曆史啟示：權力、製度與人性的永恒博弈
景元三年的曆史片段，為我們提供了觀察政權興衰的微觀樣本。蜀漢的教訓在於：軍事冒險無法彌補政治腐敗的根基性缺陷，當最高統治者喪失糾錯能力，再好的戰略也會淪為空談；東吳的警示在於：私人恩寵主導的權力結構必然導致治理失效，沒有製度約束的“忠誠”終將異化為利益交換的工具；曹魏晉）的經驗則表明：清晰的戰略目標、合理的決策機製與包容性的文化政策，是政權走向強大的關鍵要素。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年的曆史也展現了人性在權力場中的複雜麵相：薑維的執著與無奈、劉禪的昏庸與懦弱、孫皓的覺醒與妥協、司馬昭的雄才與權謀、竹林七賢的反抗與避世，共同構成了三國末年的社會群像。這些曆史人物的選擇與命運，印證了一個永恒的真理：政權的興衰不僅取決於軍事力量的強弱，更取決於製度設計的優劣、統治者的格局以及社會文化的活力。
景元三年的平靜表象下，三國歸一的曆史車輪已悄然轉動。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一次戰敗、一場諫言、一次衝突、一次殺戮，實則都是曆史規律的具體呈現，最終在次年263年）的魏滅蜀之戰中迎來爆發，為三國時代畫上了階段性句號。這段曆史留給我們的，不僅是王朝更迭的故事，更是關於權力運行、製度建設與人性選擇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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