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紀六，從公元301年辛酉年）到公元302年壬戌年），共二年。
永寧元年公元301年，辛酉年）
春天正月，朝廷任命散騎常侍安定人張軌為涼州刺史。張軌覺得當時天下大亂，心裡早就有了占據河西地區自保的想法，所以主動請求去涼州任職。那時候，涼州境內盜賊橫行，鮮卑人也時不時來侵擾。張軌到任後，把宋配、汜瑗當成主要謀士，帶著人把那些盜賊和鮮卑人打得落花流水，在西部地區威名遠揚。
相國司馬倫和孫秀指使牙門趙奉假傳晉宣帝司馬懿的神靈旨意，說：“司馬倫應該早點進入西宮當皇帝。”散騎常侍義陽王司馬威，是司馬望的孫子，一直以來都愛巴結司馬倫。司馬倫就讓司馬威兼任侍中，派他去威逼皇帝，搶走皇帝的玉璽印綬，還偽造了一份禪讓詔書。又讓尚書令滿奮拿著符節，捧著玉璽印綬，把皇位禪讓給司馬倫。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人率領著全副武裝的士兵衝進宮殿，向負責宮廷警衛的三部司馬說明情況，還拿威勢和獎賞嚇唬利誘他們，沒人敢違抗。張林等人則在各個宮門屯兵把守。正月初二，司馬倫坐著皇帝專用的車駕進入皇宮，正式登基稱帝，還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建始。原來的皇帝從華林園西門出來，搬到金墉城居住，司馬倫派張衡帶兵看守他。
正月初三，司馬倫尊原來的皇帝為太上皇，把金墉城改名為永昌宮，把皇太孫貶為濮陽王。立自己的大兒子司馬荂為皇太子，封兒子司馬馥為京兆王，司馬虔為廣平王，司馬詡為霸城王，這幾個兒子都擔任侍中並掌管兵權。任命梁王司馬肜為宰衡，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還給予他和三司同等的禮儀待遇，義陽王司馬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他跟著他們一起搞事的黨羽，都當上了卿、將等高官，越級提拔的人數都數不過來。就連奴仆和士兵，也都被封了爵位。每次上朝的時候，滿座都是頭戴貂蟬冠的官員，當時的人為此編了個諺語說：“貂尾不夠用，狗尾來湊數。”這一年，天下推舉上來的賢良、秀才、孝廉都不用經過考試，各郡國上報的計吏以及十六歲以上的太學生都直接任命為官吏；在大赦當天在職的郡守縣令都被封侯；各郡的主要屬官都被推舉為孝廉，各縣的主要屬官都被推舉為廉吏。國家倉庫裡儲存的東西，都不夠用來賞賜這些人。要封侯的人太多，鑄造印章都來不及，有的就用白板寫上封號來代替。
當初，平南將軍孫旗的兒子孫弼、侄子孫髦、孫輔、孫琰都去攀附孫秀，還和孫秀認作同族，短短一個月時間就都當上了高官，聲名顯赫。等到司馬倫稱帝，這四個人都被封為將軍，還封了郡侯，孫旗也被任命為車騎將軍，並且開府設置僚屬。孫旗覺得孫弼他們接受司馬倫的官爵太過分了，肯定會給家裡招來災禍，就派小兒子孫回去責備他們，可孫弼等人根本不聽。孫旗沒辦法，隻能痛哭流涕。
正月初十，司馬倫殺了濮陽哀王司馬臧。孫秀獨攬朝政大權，司馬倫發出的詔令，孫秀經常擅自更改、決定取舍，甚至自己用青紙寫詔書，有時候早上剛發布的詔令，晚上就改了，朝廷百官像流水一樣頻繁更換。張林一直和孫秀合不來，又因為自己沒被允許開府而心懷怨恨，就偷偷給太子司馬荂寫了封信，說：“孫秀獨攬大權，不得人心，而且那些所謂的功臣都是些小人，把朝廷攪得亂七八糟，可以把他們都殺了。”司馬荂把這封信拿給司馬倫看，司馬倫又給孫秀看。孫秀勸司馬倫把張林抓起來殺了，還滅了他三族。孫秀對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這幾個人很忌憚，因為他們各自手握重兵，占據一方。於是孫秀就把自己的親信黨羽都派去給這三位王爺當參佐，還封司馬冏為鎮東大將軍，司馬穎為征北大將軍，都給予開府儀同三司的待遇，想以此來安撫他們。
李庠這人既勇猛又很得人心，趙廞心裡漸漸開始猜忌他，但沒表現出來。長史蜀郡人杜淑、張粲就勸趙廞說：“將軍您才剛起兵，就把重兵交給李庠在外掌管，他畢竟不是咱們自己人，難保不會有異心。這就好比把武器交到彆人手裡，回頭人家可能就反打咱們，您得早點想辦法。”正好這時候李庠勸趙廞稱帝，杜淑、張粲就趁機跟趙廞說李庠大逆不道，於是趙廞就把李庠拉出去斬了，還連帶殺了他十幾個子侄。當時李特、李流都帶兵在外，趙廞派人去安撫他們說：“李庠說了不該說的話，按罪當死。但兄弟之間的罪過不相互牽連。”又任命李特、李流為督將。李特、李流心裡怨恨趙廞，就帶兵回到綿竹。
趙廞的牙門將涪陵人許弇請求當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堅決不同意，許弇一怒之下，在趙廞辦公的閣樓下親手殺了杜淑和張粲，杜淑、張粲的手下又把許弇殺了。這三個人可都是趙廞的心腹，經此一事，趙廞的勢力就開始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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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廞派長史犍為人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率領一萬多人截斷北麵的道路，駐紮在綿竹的石亭。李特秘密集結了七千多人的兵力，趁夜偷襲費遠等人的軍營，還放火燒營，費遠的軍隊八九成都被燒死了，李特接著就進攻成都。費遠、李苾以及軍祭酒張微，趁著夜色砍開城門逃走，趙廞手下的文武官員也都跑光了。趙廞隻能帶著妻子兒女坐著小船逃跑，到了廣都，被他的隨從殺了。李特進入成都後，縱容士兵大肆搶掠，還派使者到洛陽，向朝廷陳述趙廞的罪狀。
當初，梁州刺史羅尚聽說趙廞造反，就上表說：“趙廞向來沒什麼雄才大略，蜀地的人也不擁護他，他的敗亡指日可待。”朝廷下詔任命羅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讓他率領牙門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多人進入蜀地。李特等人聽說羅尚要來，心裡特彆害怕，就派李特的弟弟李驤在路上迎接，還獻上各種珍貴的玩物。羅尚很高興，任命李驤為騎督。李特、李流又帶著牛肉和酒到綿竹犒勞羅尚，王敦、辛冉就勸羅尚說：“李特這些人就是一夥盜賊，應該趁著這次聚會把他們都殺了；不然的話，肯定會後患無窮。”羅尚沒聽他們的。辛冉和李特以前就認識，他對李特說：“老朋友見麵，不是好事就是壞事啊。”李特聽了這話，心裡更加猜疑恐懼。三月，羅尚到達成都。汶山的羌人造反，羅尚派王敦去討伐，結果王敦被羌人殺了。
齊王司馬冏打算討伐趙王司馬倫，但還沒行動，正好離狐人王盛、潁川人處穆在濁澤聚眾起事，老百姓紛紛響應，每天都有上萬人加入。司馬倫派他的將領管襲擔任齊王軍司，去討伐王盛、處穆，把他們殺了。司馬冏趁機抓住管襲，也把他殺了，然後和豫州刺史何勖、龍驤將軍董艾等人一起起兵，還派使者去告訴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常山王司馬乂以及南中郎將新野公司馬歆，並且向各地的征、鎮、州、郡、封國發布檄文，宣稱：“逆臣孫秀迷惑趙王，我們要一起出兵討伐。有不服從命令的，就滅他三族。”
使者到了鄴城，成都王司馬穎召集鄴縣令盧誌一起商量對策。盧誌說：“趙王篡位叛逆，人神共憤，殿下您要是能招攬天下英才，順應民心，憑借正義去討伐他，老百姓肯定不用召喚就自己來了，都會擼起袖子爭著往前衝，肯定能成功！”司馬穎聽從了他的建議，任命盧誌為諮議參軍，還讓他補任左長史。盧誌是盧毓的孫子。司馬穎任命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人作為前鋒，各地紛紛響應。等部隊到了朝歌，人數已經達到二十多萬。石超是石苞的孫子。常山王司馬乂在他的封國，和太原內史劉暾各自率領人馬作為司馬穎的後續部隊。
新野公司馬歆收到司馬冏的檄文，不知道該站哪邊。他的寵臣王綏說：“趙王和您關係親近而且勢力強大，齊王和您關係疏遠又勢力弱小，您應該跟著趙王。”參軍孫洵卻大聲對眾人說：“趙王凶狠叛逆，天下人都該一起討伐他，還管什麼關係親疏、勢力強弱！”司馬歆聽了這話，就決定跟隨司馬冏。
【內核解讀】
永寧元年公元301年）的這段曆史，如同一幕濃縮的權力悲劇，將西晉末年的政治混亂、人性掙紮與社會危機展現得淋漓儘致。從邊疆格局的悄然變動到中央權力的血腥博弈，從地方勢力的崛起覆滅到宗室諸王的兵戎相見，這段記載揭示了專製皇權下權力遊戲的殘酷邏輯，也為西晉的最終崩潰埋下了伏筆。
邊疆自保：亂世中的生存智慧
張軌主動求任涼州刺史的舉動，在西晉末年的亂世中頗具戰略眼光。當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涼州並非安穩之地，但張軌卻“陰在保據河西之誌”，這一決策背後是對中原局勢的清醒判斷——中央政權已無力掌控全局，邊疆地區將成為亂世中的生存孤島。他到任後“以宋配、汜瑗為謀主，悉討破之”，迅速穩定河西局勢，既展現了卓越的治理能力，也開啟了後來前涼政權的雛形。這種“亂世避地”的選擇，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與地方豪強的常見生存策略，反映了中央權威衰落時邊疆勢力崛起的必然趨勢。
權力鬨劇：篡位者的短暫狂歡
趙王司馬倫與孫秀的篡位鬨劇，堪稱西晉政治荒誕性的集中體現。從“詐傳宣帝神語”的迷信操作，到威逼奪璽、偽造禪詔的程式化表演，再到稱帝後的瘋狂封賞，每一步都暴露了權力欲的失控。“貂不足，狗尾續”的諺語生動描繪了這場封賞鬨劇的荒謬——“下至奴卒，亦加爵位”“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甚至出現“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的窘境。這種無底線的權力變現，不僅耗儘了府庫儲備，更徹底摧毀了西晉的官僚體係公信力。
孫秀專權後的“朝行夕改”，則揭示了非正統政權的致命缺陷：缺乏穩定的權力基礎，隻能靠不斷洗牌維持統治。張林與孫秀的內鬥、孫秀對三王的猜忌，證明這個靠陰謀上位的政權從誕生起就充滿了分裂基因。殺濮陽王臧的舉動，更是突破了宗室鬥爭的最後底線，徹底撕下了“禪讓”的虛偽麵紗，為後來的諸王討逆提供了道義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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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裂變：巴蜀之亂的連鎖反應
趙廞與李特的巴蜀之爭，是西晉地方失控的典型案例。趙廞對李庠的“浸忌”到最終誅殺，反映了外來勢力與本土豪強的不可調和矛盾。杜淑、張粲的挑唆與許弇的複仇，則展現了地方政權內部的脆弱性——核心集團的分裂足以瞬間摧毀整個統治架構。李特從依附趙廞到起兵反戈，既是權力鬥爭的必然結果，也預示著流民勢力在亂世中的崛起。
羅尚入蜀後的局勢發展更具戲劇性。王敦、辛冉“因會斬之”的建議被拒，反映了中央派與地方勢力的博弈；而李特“深自猜懼”的心態，預示著雙方信任的徹底破裂。王敦討羌被殺的細節，看似偶然，實則暴露了西晉軍事體係的腐朽——連地方少數民族叛亂都無力平定，更遑論應對大規模流民起義。巴蜀地區的持續動蕩，成為西晉末年全國性混亂的縮影，也開啟了“五胡亂華”的先聲。
宗室內戰：八王之亂的升級號角
齊王冏的起兵討逆，標誌著“八王之亂”進入白熱化階段。從政治策略看，冏的檄文精準擊中了司馬倫政權的合法性軟肋——“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的定性，既將矛頭指向權臣，又為宗室內部留有餘地，體現了政治鬥爭的話術技巧。成都王穎采納盧誌“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的建議，則顯示出部分宗室仍懂得借助民意與道義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各方勢力的選擇：新野公歆在“親強疏弱”與“天下共誅”之間的搖擺，反映了地方藩王的投機心態；常山王乂與劉暾的後繼響應，顯示出宗室內部反對篡位的共識已初步形成；成都王穎“眾二十餘萬”的號召力，則暴露了司馬倫政權的孤立無援。這場以“討逆”為名的戰爭，本質上仍是宗室權力的重新分配，但它打破了西晉立國以來的政治平衡，使軍事力量成為決定權力歸屬的唯一標準，為後來更大規模的戰亂埋下伏筆。
曆史啟示：亂世邏輯的集中爆發
這段曆史集中展現了西晉滅亡的三大根源：
一是皇權合法性的崩塌，從“禪讓”鬨劇到宗室相殘，傳統禮法秩序被徹底破壞；
二是權力結構的碎片化，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有效控製，邊疆、宗室、流民等多元勢力各自為政；
三是統治集團的腐朽化，從孫秀的朝令夕改到趙廞的內部失和，掌權者缺乏基本的政治理性與治理能力。
在這場權力遊戲中，沒有真正的贏家：司馬倫篡位僅數月便身死族滅，李特雖一時得勢卻為後來的覆滅埋下隱患，起兵討逆的諸王最終也將陷入自相殘殺的循環。永寧元年的亂局，如同一個失控的多米諾骨牌，推倒了西晉王朝的第一塊基石，而這一切的背後，是專製皇權體製下無法解決的結構性矛盾——當權力失去製約，野心便會吞噬一切，最終將整個國家拖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這段曆史也為後世提供了深刻警示：合法性的構建、權力的製衡與治理的理性，永遠是政權存續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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