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興元年公元304年，甲子年）
春天，正月丙午日，樂廣因為憂心忡忡，去世了。
長沙厲王司馬乂跟大將軍司馬穎打了好幾仗，每次都把司馬穎打敗，前前後後殺了、俘虜了六七萬人。而且司馬乂對皇帝一直恭恭敬敬，禮數周到。但城裡的糧食一天比一天緊張，不過士兵們卻沒有背叛的心思。張方覺得洛陽一時半會兒攻不下來，就想撤回長安。可東海王司馬越擔心這事兒搞不定，癸亥日那天夜裡，他偷偷跟宮裡的將領們一起，把司馬乂抓起來，送到彆的官署去了。
甲子日，司馬越稟告皇帝，讓皇帝下詔免去司馬乂的官職，把他關到金墉城。同時宣布大赦天下，改了年號。城門打開後，宮裡的將士們看到城外敵軍兵力也不咋強，就後悔了，又想著把司馬乂搶出來，繼續抵抗司馬穎。司馬越害怕了，就想殺了司馬乂，斷了大家的念想。黃門侍郎潘滔說：“彆殺，自然會有人收拾他。”於是司馬越就派人偷偷告訴了張方。丙寅日，張方從金墉城把司馬乂帶走，到了軍營，把司馬乂用火烤死了。張方的士兵們看到這場景，都忍不住掉眼淚。
這之後，公卿大臣們都跑到鄴城向司馬穎請罪。大將軍司馬穎進了京城，之後又回到鄴城鎮守。皇帝下詔任命司馬穎為丞相，還讓東海王司馬越兼任尚書令。司馬穎派奮武將軍石超等人，帶著五萬士兵，駐紮在京城的十二個城門口。宮裡那些他看不順眼的人，司馬穎都給殺了，還把宮裡原來的衛兵全都換了。他又上表推薦盧誌當中書監，把盧誌留在鄴城，讓他參與丞相府事務。
河間王司馬顒把軍隊駐紮在鄭地，給東邊的軍隊助威。聽說劉沈起兵了，他就趕緊回到渭城鎮守，還派督護虞遵夔在好畦迎戰。結果虞遵夔吃了敗仗，司馬顒害怕了，退回長安，急忙召張方回來。張方從洛陽搶了一萬多官家和私人的奴婢，往西撤。軍隊裡沒吃的，就把人殺了，混著牛馬肉一起吃。
劉沈渡過渭水，駐紮下來，跟司馬顒交戰，司馬顒老是輸。劉沈派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帶著五千精兵去偷襲長安，打進城門後，一路拚殺，都到司馬顒的營帳前了。可惜劉沈的後續部隊來晚了，馮翊太守張輔看到他們沒有後援，就帶兵從側麵攻擊，把衙博和皇甫澹殺了，劉沈的軍隊就這麼敗了，隻能收拾剩下的士兵撤退。張方派他的將領敦偉夜裡去襲擊劉沈，劉沈的軍隊被嚇得大亂，劉沈帶著手下往南跑，結果被追上抓住了。劉沈對司馬顒說：“朋友之間的恩情輕，君臣之間的大義重。我不能違抗天子的詔令，不能隻看勢力強弱就苟且偷生。我起兵那天，就料到自己會死，就算被剁成肉醬，我也心甘情願。”司馬顒氣得不行，先拿鞭子抽他，然後把他腰斬了。新平太守，江夏的張光之前經常給劉沈出主意，司馬顒把他抓起來質問，張光說：“劉雍州要是聽了我的主意，您哪能有今天！”司馬顒覺得他挺有膽量，就拉著他一起喝酒聊天，還上表推薦他當右衛司馬。
羅尚逃到江陽後，派人向朝廷上表說明情況。皇帝下詔讓羅尚暫時統領巴東、巴郡、涪陵，負責征收軍糧賦稅。羅尚派彆駕李興去找鎮南將軍劉弘借糧食，劉弘的下屬覺得運輸道路又遠又難走，而且荊州自己也缺糧，就隻想給羅尚五千斛零陵米。劉弘說：“天下都是一家人，彼此沒什麼區彆。我現在給他糧食，就不用擔心西邊的事兒了。”於是給了羅尚三萬斛米，羅尚靠這些糧食才得以生存。李興想留下來當劉弘的參軍，劉弘直接把他的手版奪過來，打發他走了。劉弘又派治中何鬆帶兵駐紮在巴東，作為羅尚的後援。那時候，到荊州的流民有十多萬戶，他們出門在外，又窮又困，好多人當了盜賊。劉弘給他們分了大量田地和種子，選拔有才能的人，根據他們的能力安排職務，流民們這才安定下來。
二月乙酉日，丞相司馬穎上表，請求廢掉皇後羊氏，把她關在金墉城，還把皇太子司馬覃廢為清河王。
陳敏跟石冰打了幾十場仗，石冰的人馬是陳敏的十倍，但陳敏每次出擊都能獲勝，最後和周玘一起在建康攻打石冰。三月，石冰往北逃跑，投奔封雲，結果封雲的司馬張統把石冰和封雲都殺了，然後投降。揚州和徐州就此平定。周玘和賀循解散了自己的隊伍，回家去了，也不提功勞和賞賜的事兒。朝廷任命陳敏為廣陵相。
河間王司馬顒上表，請求立丞相司馬穎為皇太弟。戊申日，皇帝下詔，封司馬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的職位不變，同時大赦天下。皇帝的車馬、服飾、用具等都搬到了鄴城，一切製度都仿照魏武帝曹操那時的舊例。任命司馬顒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實當太尉。劉實因為年紀大，堅決推辭，不肯接受任命。
皇太弟司馬穎越來越奢侈，寵信的小人掌權，搞得大家都對他很失望。司空東海王司馬越，跟右衛將軍陳眕，還有長沙王原來的將領上官巳等人，商量著要討伐司馬穎。秋天，七月丙申朔日，陳眕帶兵衝進雲龍門，拿著詔書召集三公、百官和宮裡的人，宣布戒嚴，要討伐司馬穎，石超嚇得趕緊逃到鄴城。戊戌日，宣布大赦天下，恢複皇後羊氏和太子司馬覃的地位。己亥日，司馬越帶著皇帝向北出征，司馬越擔任大都督。還征召前侍中嵇紹到皇帝身邊。侍中秦準對嵇紹說：“這次去，生死難測，你有沒有好馬？”嵇紹嚴肅地說：“臣子護衛皇帝，生死都得跟著，要馬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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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越發檄文召集各地兵馬，響應的人特彆多，等部隊到安陽的時候，已經有十多萬人，鄴城那邊聽到消息，都嚇壞了。司馬穎召集手下的官員們商量對策，東安王司馬繇說：“天子親自來征討，您應該脫下戰甲，穿著白色衣服出去迎接，向天子請罪。”司馬穎不聽，派石超帶著五萬人馬去迎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司馬穎去迎接皇帝，司馬穎生氣地說：“你平時號稱懂事，還來投靠我。現在主上被一群小人逼迫，你怎麼能讓我乖乖受死呢！”
陳眕的兩個弟弟陳匡、陳規從鄴城趕到皇帝那裡，說鄴城的人都已經人心惶惶，沒啥防備了。所以司馬越他們也沒太在意防備。己未日，石超的軍隊突然殺到，皇帝的軍隊在蕩陰被打得大敗，皇帝臉頰受傷，還中了三箭，官員和侍從們都跑光了。嵇紹穿著上朝的禮服，下馬登上皇帝的車輦，用身體保護皇帝。士兵們把嵇紹拉到車轅中要砍他，皇帝說：“這是忠臣，彆殺他！”士兵回答：“奉皇太弟的命令，除了陛下，其他人都得殺！”於是就把嵇紹殺了，他的血濺到皇帝衣服上。皇帝掉到草叢裡，還丟了六枚玉璽。石超把皇帝接到自己軍營，皇帝餓得不行，石超給他送了水，旁邊的人又獻上秋桃。司馬穎派盧誌來迎接皇帝。庚申日，皇帝進入鄴城。宣布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建武。旁邊的人想給皇帝洗衣服，皇帝說：“這是嵇侍中的血，彆洗！”
陳眕、上官巳等人帶著太子司馬覃守衛洛陽。司空司馬越逃到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司馬楙不讓他進城，司馬越就直接回東海了。皇太弟司馬穎覺得司馬越在宗室裡威望高，就下令征召他，司馬越沒搭理。前奮威將軍孫惠給司馬越寫信，勸他聯合各地藩王，一起輔佐王室。司馬越任命孫惠為記室參軍，讓他參與出謀劃策。北軍中候苟曦逃到範陽王司馬虓那裡，司馬虓就以皇帝的名義，任命苟曦代理兗州刺史。
【內核解讀】
永興元年公元304年）的曆史記載，如同一幅充滿血色與混亂的畫卷，將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的殘酷與荒誕展現得淋漓儘致。這一年的權力博弈、人性掙紮與製度崩塌，不僅是西晉王朝走向覆滅的關鍵節點，更折射出封建亂世中權力遊戲的本質與代價。
權力漩渦中的背叛與殺戮
這一年的核心敘事圍繞著“八王之亂”的白熱化展開，而權力鬥爭的殘酷性在長沙王司馬乂的結局中體現得尤為刺眼。司馬乂在與大將軍司馬穎的戰爭中屢建奇功，前後斬獲六七萬人，且始終保持對朝廷的禮儀，即便城中糧儘也未失軍心。然而，這樣一位頗具威望的宗室親王，最終卻死於盟友的背叛與政敵的殘忍殺戮。
東海王司馬越的臨陣倒戈極具戲劇性——從“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彆省”的密謀，到因“殿中將士悔之”而急於“殺乂以絕眾心”的轉變，短短數日便暴露了亂世中權力聯盟的脆弱性。而張方“炙而殺之”的酷刑，即便讓“軍士亦為之流涕”，也無法掩蓋這場權力鬥爭的野蠻本質。權力的誘惑足以讓盟友瞬間變成仇敵，讓禮儀道德在暴力麵前蕩然無存。
司馬穎進入洛陽後的一係列操作，則儘顯勝利者的短視與專橫。他誅殺殿中宿衛、替換禁軍、廢黜皇後與太子，看似鞏固了權力，實則將自己推向了孤立無援的境地。這種“斬草除根”式的統治邏輯，恰恰暴露了封建權力結構的致命缺陷——依賴暴力而非民心的權力，終究是空中樓閣。
亂世中的人性光譜
在普遍的混亂與背叛中，人性的光輝與幽暗形成了鮮明對比。劉沈麵對河間王司馬顒的質問時，那句“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的宣言，在亂世中顯得尤為珍貴。他明知實力懸殊，卻堅持“投袂之日，期之必死”的信念，即便麵對“鞭之而後腰斬”的酷刑也甘之如飴。這種“其甘如薺”的赴死精神，在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中，成為一抹罕見的亮色。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張方的暴行。他“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在軍中乏食時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將戰爭的殘酷推向了反人類的邊緣。這種將人視為“肉食”的行為，徹底撕碎了封建倫理的遮羞布，暴露出亂世中人性之惡的無限可能。
而荊州刺史劉弘的作為，則展現了亂世中難得的務實與擔當。麵對流民問題，他拒絕“以零陵米五千斛”敷衍的短視方案，堅持“天下一家”的全局觀念，以三萬斛糧食支援羅尚；對流亡荊州的十餘萬戶流民，他“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用民生關懷化解潛在的社會危機。這種超越派係之爭的治理智慧，在亂世中更顯可貴。
製度崩塌下的秩序瓦解
永興元年的曆史細節，處處彰顯著西晉製度的全麵崩塌。皇帝在蕩陰之戰中的遭遇極具象征意義——“傷頰，中三矢”“墮於草中，亡六璽”“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昔日九五之尊淪為戰場棄子，連基本生存都成問題，皇權的神聖性早已蕩然無存。而“嵇侍中血，勿浣也”的感慨，更像是對西晉禮製崩潰的無聲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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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權威的瓦解還體現在地方勢力的崛起與離心。羅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範陽王虓“承製以曦行兗州刺史”，地方藩王與將領紛紛“承製”行事，中央任命權名存實亡。這種“各自為政”的局麵，不僅加速了西晉王朝的分裂，更埋下了此後“五胡亂華”的隱患。
值得注意的是，製度崩塌的背後是倫理體係的崩壞。司馬氏宗室之間的相互殘殺叔侄相攻、兄弟相殘），徹底摧毀了儒家“親親尊尊”的倫理根基；官員將領的反複無常如司馬越的背叛、潘滔的構陷），讓“忠君報國”的道德準則淪為空談。當權力成為唯一的價值尺度，整個社會便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曆史的鏡鑒意義
永興元年的曆史亂象，本質上是西晉王朝深層矛盾的總爆發。分封製的弊端宗室權力過大）、選官製度的腐朽門閥壟斷）、民族矛盾的激化流民問題），在“八王之亂”的催化下集中爆發。而這一年的曆史細節，恰恰揭示了亂世的殘酷法則：暴力無法構建長久秩序，背叛終將反噬自身，唯有民生與道義才是政權存續的根基。
司馬穎的“僭侈日甚，嬖幸用事”與劉弘的“擢其賢才，隨資敘用”形成的鮮明對比，早已預示了各自的結局；司馬越的背信棄義與劉沈的寧死不屈，也詮釋了亂世中不同的生存選擇與曆史評價。嵇紹“君臣之義重”的殉道與皇帝“嵇侍中血，勿浣也”的銘記，則在黑暗中留下了一絲文明的微光，提醒著後人：即便在最混亂的時代，人性的光輝與道義的價值也從未真正熄滅。
公元304年的曆史，不僅是西晉王朝的挽歌，更是一麵映照權力本質的鏡子——它告訴我們，依靠暴力與陰謀維持的權力終將崩塌，而那些堅守道義、關懷民生的力量，才是文明延續的真正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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