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三年公元315年，乙亥年）
春天正月，徐馥把吳興太守袁琇給殺了，聚集了幾千人，想擁戴周劄當老大。周劄聽說後，嚇了一跳，趕緊告訴義興太守孔侃。周勰知道周劄跟自己想法不一樣，就不敢輕舉妄動。徐馥的手下害怕了，反過來攻打徐馥，把他給殺了，孫弼也死翹翹了。周劄的兒子周續也聚眾響應徐馥，左丞相司馬睿就商量著派兵去討伐。王導說：“現在少發兵根本搞不定這些反賊，多發兵呢，咱老巢又空虛。周續同族的弟弟、黃門侍郎周莚，這人忠誠果敢又有謀略，就讓他一個人去，肯定能把周續乾掉。”司馬睿覺得有道理，就聽了他的。
周莚日夜趕路，到了郡裡，正要進去，在門口碰到周續，就跟周續說：“咱一起去孔府君那兒，有點事兒商量。”周續不想去，周莚硬拉著他一起。坐下後，周莚對孔侃說：“府君咋能讓賊人坐這兒呢？”周續衣服裡一直藏著刀，立馬拔刀威脅周莚，周莚大聲命令郡裡負責傳令的吳曾把周續給殺了。周莚還想順便把周勰也收拾了，周劄不同意，最後把事兒都推到堂兄周邵身上，把周邵給殺了。周莚連家都沒回，也沒去看望老媽，直接就走了，他老媽急急忙忙在後麵追。司馬睿就讓周劄當了吳興太守，周莚做太子右衛率。因為周氏在吳地那是豪門望族，很有聲望，所以司馬睿也沒深究，還是像以前一樣安撫周勰。
朝廷下詔讓平東將軍宋哲駐紮在華陰。
成國的國主李雄立任氏為皇後。
二月丙子日，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馬睿為丞相、大都督，總管內外軍事，南陽王司馬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兼任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並州、冀州、幽州三州軍事。劉琨推辭，不接受司空這個職位。
南陽王司馬模兵敗後，都尉陳安跑到秦州投奔司馬模的世子司馬保，司馬保讓陳安帶一千多人去討伐反叛的羌人，對他特彆好。司馬保的手下張春嫉妒陳安，就在司馬保麵前說陳安的壞話，說陳安有不軌之心，讓司馬保除掉他，司馬保沒答應。張春就私自派刺客去刺殺陳安。陳安受傷後，趕緊騎馬跑回隴城，還派人給司馬保送東西，一直沒斷過。
朝廷下詔，給拓跋猗盧升官，封為代王，允許他設置官府和屬官，管轄代郡、常山二郡。拓跋猗盧向劉琨要並州從事、雁門人莫含，劉琨就把莫含派過去了。莫含不想去，劉琨就勸他：“咱並州又弱，我又沒啥本事，能在胡人、羯人中間生存下來，全靠代王幫忙。我不惜一切，把大兒子送去當人質來侍奉他，就盼著能給朝廷洗刷恥辱。你要是想當忠臣，咋能隻看重咱倆共事這點小情分，卻忘了為國家犧牲的大節呢？你去侍奉代王，做他的心腹，這可是整個並州的依靠啊。”莫含聽了，就去了。拓跋猗盧特彆看重他，經常和他商量大事。
拓跋猗盧執法特彆嚴，要是有人犯了法，有時候整個部落都得跟著被殺。老老少少手牽手一起走，有人問：“乾啥去呀？”回答說：“去送死。”居然沒有一個人敢逃跑躲藏的。
王敦派陶侃、甘卓等人去討伐杜弢，前前後後打了幾十仗，杜弢的將士死了不少，他就向丞相司馬睿請求投降，司馬睿沒答應。杜弢給南平太守應詹寫了封信，說以前他倆一起討伐樂鄉，那可是同甘共苦的交情。後來在湘中，自己是怕死才求生，所以聚集了些人。要是看在以前交情的份上，能幫他說句公道話，讓他能向盟主誠心歸降，加入正義之師，說不定往北能平定中原，往西能拿下李雄，以此來贖以前的罪過，那他就算死了，也跟活著沒啥兩樣！應詹就把這封信呈給司馬睿，還說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名聲挺好，是被鄉親們逼的。現在他悔悟了，願意改邪歸正，應該派人去接納他，好讓江、湘一帶的百姓能消停點。司馬睿就派前南海太守王運去接受杜弢投降，赦免他造反的罪過，讓他當巴東監軍。杜弢接受任命後，那些將領還是不停地攻打他。杜弢氣得不行，就把王運殺了，又反了，還派手下將領杜弘、張彥把臨川內史謝擒給殺了，接著拿下了豫章。三月，周訪攻打張彥，把張彥給斬了，杜弘逃到臨賀。
漢國宣布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建元。
漢國東宮延明殿突然下起“血雨”，太弟司馬乂心裡膈應，就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咋回事。崔瑋和許遐就勸司馬乂：“皇上以前立您為太弟，就是為了安撫人心罷了，他早就想立晉王了，王公大臣們也都順著他的意思，紛紛歸附晉王。現在又讓晉王當相國，那排場和威風，比東宮還厲害，啥事兒都得經過他，各個王爺也都有自己的軍隊，就跟晉王穿一條褲子似的。您這形勢可不妙啊，彆說當皇帝了，說不定哪天就有性命之憂，不如早點想辦法。現在東宮四衛的精兵不少於五千人，晉王這人輕浮，派個刺客就能解決他。大將軍天天往外跑，他的軍營可以趁機偷襲拿下；其他王爺都還小，要搞定他們也不難。隻要您有這個想法，兩萬精兵分分鐘就能到手，大搖大擺地打進雲龍門，那些負責保衛皇宮的士兵，誰不反戈一擊來迎接您啊！大司馬也不用擔心他會搗亂。”司馬乂沒聽他們的。東宮舍人荀裕跑去告發崔瑋、許遐勸司馬乂謀反，漢主劉聰就把崔瑋、許遐關進詔獄，找了個彆的借口把他們殺了。還派冠威將軍卜抽帶兵監視東宮，不許司馬乂參加朝會。司馬乂又擔心又害怕，不知道咋辦，就上表請求當個老百姓，還請求把兒子們的封號都撤了，一個勁兒誇晉王，說讓晉王當繼承人挺好。卜抽把這表壓下，沒給劉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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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國青州刺史曹嶷占了齊、魯一帶所有郡縣，自己坐鎮臨菑，手下有十多萬人馬，還在黃河邊設置了防禦工事。石勒上奏說：“曹嶷有獨占東方的野心，我請求去收拾他。”漢主劉聰怕石勒滅了曹嶷後，自己就管不住石勒了，沒答應。
劉聰把中護軍靳準的兩個女兒靳月光、靳月華納為妃子，還立靳月光為上皇後，劉貴妃為左皇後，靳月華為右皇後。左司隸陳元達極力勸阻，說：“一下子立三個皇後，這不符合禮法啊。”劉聰不高興，就封陳元達為右光祿大夫，表麵上很尊崇他，實際上是把他權力給奪了。太尉範隆等人一看，都請求把自己的職位讓給陳元達，劉聰沒辦法，又讓陳元達當禦史大夫、儀同三司。後來靳月光行為不檢點，陳元達就上奏告發她，劉聰沒辦法，隻能把靳月光廢了，靳月光又羞又氣，自殺了，劉聰心裡可恨陳元達了。
夏天四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有人盜墓，把漢國的霸陵、杜陵還有薄太後陵都給挖了，挖出好多金銀財寶。朝廷因為缺錢花，就下詔把剩下的財寶都收歸內府。
辛巳日，又一次大赦天下。
【內核解讀】
公元315年，正值西晉王朝分崩離析、南北政權割據對峙的動蕩時期。這一年的曆史記載，如同打開了一幅亂世畫卷，政治權謀、軍事衝突、人性掙紮在字裡行間交織，為我們觀察魏晉南北朝的社會變遷提供了生動切片。
南方士族的權力博弈：周氏家族的命運起伏
吳興周氏的叛亂風波，堪稱東晉建立前夕士族政治的典型縮影。徐馥起兵欲奉周劄為主，折射出當時地方豪強在中央權威崩塌後的政治野心。而周劄的反應——從“大驚告官”到最終接受吳興太守任命，展現了士族階層在亂世中“既想自保又想獲利”的矛盾心態。
王導建議派周莚平叛的決策，儘顯門閥政治的運作邏輯。他精準把握了周氏家族內部的權力關係，用“以周製周”的策略避免了大規模軍事行動，既平定了叛亂，又維護了士族集團的整體利益。周莚“晝夜兼行”“殺續不反顧”的果決，與其“不歸家省母”的冷酷形成對比，揭示了亂世中個體在家族責任與政治忠誠間的艱難抉擇。
東晉政權對周氏的“不窮治”政策，更凸顯了門閥政治的本質——皇權對地方豪族的妥協。這種“撫勰如舊”的處理方式，雖暫時穩定了局勢，卻也為日後士族專權埋下伏筆，成為東晉“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早期預演。
北方政權的生存困境：從劉琨到拓跋猗盧的掙紮
北方戰場的記載，呈現了西晉殘餘勢力與少數民族政權的複雜博弈。劉琨對拓跋猗盧的倚重，反映了中原漢族政權在胡羯壓力下的無奈選擇。他“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的舉措，既是生存策略，也是民族矛盾激化的見證。而莫含的猶豫與最終成行，暗示了當時士人在“忠君”與“務實”間的價值搖擺。
拓跋猗盧“用法嚴”的統治特點，展現了少數民族政權在漢化過程中的治理探索。“舉部就誅無敢逃匿”的記載，雖可能帶有誇張色彩，但也反映出遊牧民族部落聯盟向官僚集權製轉型期的嚴苛特征。這種統治方式雖能短期內凝聚力量，卻也為其政權的不穩定埋下隱患。
陳安與南陽王保的恩怨，則揭示了北方殘餘勢力內部的分裂。張春的嫉妒構陷、陳安的“被創仍貢獻不絕”，展現了亂世中個體命運的脆弱與權力鬥爭的殘酷。這種內耗加速了西晉殘餘勢力的衰落，為石勒等胡族政權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成漢與前趙的內部危機：權力結構的致命缺陷
成漢與前趙漢）的內部事務記載，暴露了少數民族政權在政權建設中的共性問題。李雄立任氏為後，標誌著成漢政權向傳統帝製的轉型；而劉聰的“三後並立”，則體現了皇權膨脹與禮製傳統的衝突。
陳元達的諫言與命運，成為觀察前趙政治生態的窗口。他從“極諫被奪權”到“眾官力保複職”的轉折，反映了官僚集團對皇權的有限製約；而月光皇後因“穢行”被廢自殺事件，不僅展現了後宮乾政的風險，更揭示了劉聰統治的情緒化特征——因私怨“恨元達”的記載，暴露了專製皇權下個人情感對政治決策的致命影響。
前趙“盜發漢陵充內府”的行為，極具象征意義。當一個政權需要靠挖掘祖宗陵墓來維持財政時，其統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已蕩然無存。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不僅加劇了社會動蕩，更摧毀了政權最後的道德根基。
製度崩壞中的人性百態：亂世生存法則的集中體現
通讀這段曆史，最引人深思的是亂世對人性的扭曲與重塑。周莚殺族弟、王敦討杜弢反複無常、靳準獻女固寵等事件，展現了生存壓力下道德底線的不斷後退。杜弢從“益州秀才”到“反叛首領”的轉變，再到“降而複反”的掙紮，反映了知識分子在亂世中的身份焦慮與生存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混亂的時期，仍有製度慣性在維係著社會運轉。從“大赦天下”的頻繁頒布，到官職任免的正常進行，再到對“清望”“忠果”等價值的認可，說明傳統政治文化的生命力並未完全斷絕。這些製度殘留成為日後社會重建的基礎，也為中華文明的延續提供了保障。
曆史啟示：亂世中的權力邏輯與文明韌性
建興三年的曆史片段，揭示了一個深刻規律：在中央權威崩塌後，社會秩序的重建往往依賴於地方勢力與新興力量的博弈均衡。無論是南方士族的妥協共治，還是北方胡漢政權的相互滲透，都在不自覺地探索新的統治模式。
這段曆史也警示我們：權力缺乏製約必然導致腐敗與混亂如劉聰的荒淫）；內部團結是政權生存的關鍵如西晉殘餘勢力的內耗加速滅亡）；文化認同在民族融合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如拓跋猗盧對漢族人才的重用）。
在今天看來，公元315年的動蕩與轉型，既是中華文明的危機時刻，也是文明重塑的契機。正是在這樣的亂世中，傳統政治製度不斷調試，民族文化持續融合，為隋唐盛世的到來積蓄著曆史能量。這段曆史告訴我們：文明的韌性，往往在最艱難的時刻展現得最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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