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國的大司馬劉曜去攻打上黨，八月癸亥日，在襄垣把劉琨的人馬打得落花流水。劉曜還想接著進攻陽曲，漢主劉聰趕緊派人跟他說：“長安還沒拿下呢，這才是當務之急。”劉曜沒辦法，隻好回師，駐紮在蒲阪。
陶侃和杜弢打得不可開交，杜弢派王貢出來叫陣，陶侃遠遠地跟他喊：“杜弢不過是益州的一個小官，挪用公款，老爹死了都不回去奔喪。你本來是個不錯的人，跟著他瞎混啥呢！這世上哪有一輩子當賊的呀？”王貢剛開始還大大咧咧地把腳橫搭在馬背上，聽陶侃這麼一說，臉色都變了，趕緊把腳放下來。陶侃一看有戲，又派人去勸他，還剪下頭發當信物，王貢就投降陶侃了。杜弢的隊伍一下子就散了，他自己也逃跑了，結果死在了半路上。陶侃和南平太守應詹乘勝拿下長沙，整個湘州都平定了。丞相司馬睿按照皇帝旨意，赦免了陶侃他們，還提拔王敦為鎮東大將軍，讓他都督江州、揚州、荊州、湘州、交州、廣州這六個州的軍事，兼任江州刺史。從這時候起，王敦開始自己挑選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員，越來越囂張跋扈。
一開始，王如投降的時候，王敦的堂弟王棱特彆欣賞王如的勇猛，就跟王敦說，想把王如調到自己手下。王敦說：“這號人又狠又野，不好管，你性子急，容不下他，到時候彆給自己惹禍。”王棱不聽，一直堅持要，王敦隻好答應。王棱把王如留在身邊，對他特彆好。結果王如老是跟王敦的其他將領比射箭、起爭執，王棱就拿棍子揍他，王如覺得這簡直是奇恥大辱。後來王敦心裡有了不臣之心，王棱每次都勸他彆這麼乾。王敦討厭王棱跟自己唱反調，就偷偷派人去激王如，讓他殺了王棱。有一次大家喝酒，王如說要舞劍助興，王棱同意了。王如舞著劍慢慢靠近王棱，王棱覺得不對勁，大聲嗬斥他，王如直接衝上去就把王棱給殺了。王敦聽說後，假裝很震驚，然後把王如也抓起來殺了。
早些時候，朝廷聽說張光死了，就任命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督荊州、梁州、益州、寧州四個州的軍事，還讓他當荊州刺史，從武關出發上任。杜曾到襄陽迎接第五猗，還給他侄子娶了第五猗的女兒，一下子聚集了上萬人馬，和第五猗分彆占據漢水、沔水一帶。
陶侃打敗杜弢後，乘勝追擊杜曾，有點小瞧杜曾。司馬魯恬勸他：“打仗之前，得先摸清對方將領的底細。現在您手下這些將領，沒一個比得上杜曾的，可彆輕敵啊。”陶侃不聽，帶兵把杜曾圍困在石城。杜曾的軍隊大多是騎兵，他們偷偷打開城門，衝破陶侃的軍陣，繞到後麵，反過來攻打，陶侃的士兵死了好幾百。杜曾本來打算去順陽，走之前還下馬向陶侃行禮，告辭後才離開。
當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的軍事，駐紮在宛城，杜曾帶兵把他圍住了。荀崧兵少，糧食也快吃完了，就想向老部下、襄城太守石覽求救。荀崧的小女兒荀灌，才十三歲，帶著幾十個勇士，趁夜翻牆突圍，一邊打一邊往前衝，終於跑到石覽那兒。她還替荀崧寫了封信，向南中郎將周訪求救。周訪派兒子周扶帶三千人馬，和石覽一起去救荀崧，杜曾這才撤兵。
後來杜曾又給荀崧寫信，說想討伐丹水的賊寇，給自己將功贖罪，荀崧答應了。陶侃知道後，給荀崧寫信說：“杜曾又凶又狡猾，就是那種傳說中吃自己老媽的‘鴟梟’一樣的人。這家夥不死，這地方就彆想安寧，你可得記住我說的話！”荀崧覺得宛城兵力少，想靠杜曾當外援，沒聽陶侃的。杜曾又帶著兩千多流民去圍攻襄陽，打了幾天沒打下來，隻好又回去了。
王敦有個特彆寵信的吳興人叫錢鳳，這家夥嫉妒陶侃的功勞，老是在王敦麵前說陶侃壞話。陶侃打算回江陵，想著去王敦那兒給自己解釋解釋。朱伺和安定人皇甫方回勸他：“您要是去了，肯定回不來。”陶侃不聽。到了之後，王敦果然把陶侃扣下，還把他降職為廣州刺史，讓自己的堂弟、丞相軍谘祭酒王廙當荊州刺史。荊州的將領官吏鄭攀、馬俊等人去找王敦，上書請求留下陶侃，王敦生氣了，不同意。鄭攀他們覺得陶侃剛立了大功，卻被降職，心裡都氣不過。而且他們覺得王廙這人脾氣不好，很難共事，於是帶著三千人駐紮在溳口，往西去迎接杜曾。王廙被鄭攀等人襲擊，逃到江安。杜曾和鄭攀他們又往北迎接第五猗，一起對抗王廙。王廙帶著各路軍隊去討伐杜曾，結果又被杜曾打敗。王敦懷疑鄭攀是聽了陶侃的指使，氣得披甲持矛，好幾次都想衝進去殺了陶侃，進去又出來，出來又進去。陶侃一臉嚴肅地說：“您這麼果斷的人，應該能決定天下大事，咋這點事兒還猶豫不決呢！”說完起身去廁所。谘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趕緊勸王敦：“周訪和陶侃是親戚，關係好得就像左右手，哪有砍了左手，右手沒反應的道理！”王敦這才消了氣，擺了豐盛的酒席給陶侃送行，陶侃連夜就出發了。王敦還把陶侃的兒子陶瞻招來當參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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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交州刺史顧秘死了，州裡的人就讓顧秘的兒子顧壽接管州裡的事務。結果帳下督梁碩起兵攻打顧壽，把他殺了，從此梁碩就獨攬交州大權。王機因為自己是非法占據廣州，怕王敦來收拾他，就想去交州。正好杜弘來投降王機，王敦就想借著王機的手去收拾梁碩。於是把招降杜弘算成王機的功勞，讓他當交州刺史。王機到了鬱林，梁碩就迎接前刺史修則的兒子修湛，讓他代理州裡的事務，阻擋王機。王機進不去，就和杜弘還有廣州將領溫邵、交州秀才劉沈商量，打算再回廣州占據那兒。陶侃到了始興，當地的人都說應該先觀察觀察形勢，彆輕易前進。陶侃不聽，直接到了廣州，結果發現各個郡縣都已經迎接王機了。杜弘派人假裝投降，陶侃看穿了他的計謀，出兵攻打杜弘，把他打敗了，還在小桂抓住了劉沈。陶侃又派督護許高去討伐王機，王機逃跑了，後來病死在路上，許高挖出他的屍體，把腦袋砍了下來。將領們都請求乘勝攻打溫邵，陶侃笑著說：“我名聲都這麼響了，還用得著派兵嗎！寫封信就能搞定。”於是就寫了封信勸降。溫邵害怕了，撒腿就跑，結果在始興被追上抓住了。杜弘也向王敦投降了，廣州這才平定下來。
陶侃在廣州沒啥事兒乾，每天早上就把一百塊磚搬到書房外麵，晚上又搬回書房裡麵。有人問他為啥，他說：“我還想著以後去中原乾大事呢，現在太安逸了，怕到時候扛不住事兒，所以得自己找點事兒鍛煉鍛煉。”
王敦讓杜弘當了將領，對他特彆信任。
九月，漢主劉聰派大鴻臚給石勒送去弓箭，下詔書封石勒為陝東伯，允許他可以自行決定征伐的事兒，還能任命刺史、將軍、地方官，封列侯，到年底把這些情況彙總上報就行。
漢國的大司馬劉曜去攻打北地，朝廷下詔讓麹允當大都督、驃騎將軍去抵抗。冬天十月，任命索綝為尚書仆射，都督宮城的各項軍事。劉曜先攻下馮翊，太守梁肅逃到萬年。劉曜又轉去攻打上郡，麹允隻好放棄黃白城，把軍隊駐紮在靈武，因為兵力薄弱，不敢前進。
晉湣帝好幾次向丞相司馬保征兵，司馬保身邊的人都說：“毒蛇咬了手，壯士就得斷腕。現在胡人賊寇正厲害呢，咱們不如先切斷隴道，看看形勢再說。”從事中郎裴詵反駁道：“現在蛇都咬到頭了，頭能斷嗎！”司馬保這才讓鎮軍將軍胡崧擔任前鋒都督，不過要等各路軍隊集齊了才出發。麹允想帶著皇帝去投奔司馬保，索綝說：“司馬保要是得到了皇帝，肯定會為了自己的私心行事。”於是就沒去。從這以後，長安以西的地方，不再向朝廷進貢，官員們又餓又窮，隻能去采野穀勉強維持生計。
涼州有個士兵叫張冰，撿到一個玉璽，上麵刻著“皇帝行璽”，就把它獻給張寔，手下的官員們都來祝賀。張寔說：“這東西不是臣子能留的。”就派人把玉璽送到長安去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聚焦於西晉末年至東晉初年的亂世紛爭，勾勒出一幅各方勢力博弈、英雄人物起落的曆史畫卷。在政權更迭、戰亂頻發的背景下，人性的複雜、權謀的詭譎與理想的堅守交織上演，為我們理解魏晉亂世提供了生動注腳。
軍事博弈中的戰略抉擇與戰術得失
漢趙政權內部的軍事調度展現了戰略優先級的考量。大司馬曜在擊敗劉琨後欲乘勝進攻陽曲，卻因漢主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的指令轉而屯兵蒲阪。這一決策反映了亂世中核心目標的聚焦原則——在多線作戰時，必須明確主要矛盾，避免力量分散。這種戰略取舍雖暫時擱置局部利益，卻為全局布局奠定基礎。
陶侃與杜弢、杜曾的戰事則凸顯了戰術判斷的重要性。陶侃憑借攻心之術勸降王貢，最終平定湘州，展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智慧。他以“杜弢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的道德批判瓦解敵軍心理防線，又以“截發為信”的鄭重承諾鞏固降者決心，將心理戰運用得恰到好處。然而在對陣杜曾時，陶侃卻因“輕曾之誌”忽視司馬魯恬的勸諫，最終遭遇突襲失利。這正反兩例印證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永恒真理——即便是名將，也需警惕輕敵心態對判斷的乾擾。
杜曾的軍事行動則體現了騎兵戰術在冷兵器時代的優勢。他利用騎兵機動性“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的戰術，完美演繹了“兵貴神速、出奇製勝”的軍事思想；而圍攻荀崧時的久攻不克，又暴露了騎兵攻堅能力的局限，展現了不同兵種在不同戰場環境中的適應性差異。
權力場域中的人性博弈與政治算計
王敦的崛起與專權是這段曆史的核心線索之一。在平定杜弢後，他“始自選置刺史以下，浸益驕橫”，標誌著地方勢力對中央權力的侵蝕。這種權力膨脹的背後，是東晉初年“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縮影——世家大族憑借軍功與威望逐步掌控實權，為後來的叛亂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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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設計除掉王棱的情節，將權謀鬥爭的殘酷性展現得淋漓儘致。他先是以“此輩險悍難畜”為由拒絕王棱請求，既顯得深謀遠慮，又為日後事變預留餘地；在王棱堅持後順水推舟，埋下禍根；最終借王如之手除掉異己，再以“捕如誅之”掩蓋真相。這套“借刀殺人”“卸磨殺驢”的操作，儘顯政治鬥爭的虛偽與冷血。而王如從“甚加寵遇”到“深以為恥”再到淪為殺人工具的命運，則道儘了亂世中底層武人的悲劇性——他們始終隻是權力遊戲的棋子，從未真正掌握自身命運。
陶侃的仕途起伏同樣折射出政治生態的複雜。他因軍功遭錢鳳嫉妒詆毀，又因王敦猜忌被調任廣州，展現了“功高震主”的曆史定律；而最終因“周訪與侃親姻”的牽製得以保全，則說明在權力博弈中，建立穩固的利益聯盟至關重要。這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政治關聯，構成了東晉門閥政治的基本特征。
亂世中的堅守與抉擇
在道德失序的亂世中，依然可見人性光輝的閃現。荀崧之女荀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逾城突圍夜出”的壯舉，打破了傳統性彆角色的桎梏，展現了危難時刻的勇氣與擔當。她不僅完成突圍求救的軍事任務，更以少年之軀維係了一方安危，成為亂世中最動人的精神符號之一。
陶侃在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的自律行為，則彰顯了理想主義者在逆境中的堅守。“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的自白，道出了真正成功者的自我修養——即便身處閒職，仍以“中原複土”的遠大目標砥礪自我，這種“居安思危、勤以修身”的精神，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敬仰。
張實將“皇帝行璽”遣使歸於長安的舉動，與王敦的驕橫形成鮮明對比。在“胡寇方盛”的亂世中，他堅守“非人臣所得留”的政治倫理，展現了對中央權威的尊重，這種超越個人利益的政治操守，在禮崩樂壞的時代更顯珍貴。
製度困境與時代局限
西晉末年的政權危機在史料中多有體現。湣帝“屢征兵於丞相保”卻遭拖延，反映出中央對地方控製力的喪失。“蝮蛇螫手，壯士斷腕”的爭論，暴露出地方勢力的自保心態與中央需求之間的矛盾——當地方軍閥將局部利益置於全局安危之上時，王朝的崩潰便不可避免。而“自長安以西，不複貢奉朝廷，百官饑乏，采穭以自存”的記載，則直觀呈現了中央政權的衰落景象，為西晉滅亡寫下注腳。
第五猗與杜曾的政治聯姻、杜曾向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的反複，展現了亂世中政治聯盟的脆弱性。各方勢力基於現實利益不斷重組關係，“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成為生存法則。荀崧因“宛中兵少”而輕信杜曾，最終導致襄陽之圍，印證了在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政治妥協往往淪為飲鴆止渴。
曆史啟示與現代回響
這段曆史片段雖距今近兩千年，卻蘊含著超越時空的智慧啟示。陶侃的成功與失敗告訴我們：真正的強者既要善於攻心，也要保持敬畏；王敦的崛起與算計警示我們：權力若無約束，終將腐蝕人心；荀灌的突圍與張實的獻璽則提醒我們：越是亂世，越需要堅守價值底線。
在那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的動蕩時代，每個人都在命運的洪流中做出選擇：有人逐鹿中原，有人苟全性命，有人堅守道義，有人隨波逐流。這些選擇共同構成了魏晉亂世的底色，也為後世留下了無儘的思考——在秩序崩塌的時刻，什麼才是值得堅守的價值？在利益誘惑麵前，如何保持人性的光輝？這些問題，或許正是曆史留給我們的永恒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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