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王敦聽說甘卓起兵，心裡特彆害怕。甘卓哥哥的兒子甘卬是王敦的參軍，王敦就派甘卬回去跟甘卓說：“您這麼做，從臣子的氣節來說，我不會怪您。隻是我家裡的事兒太急了，沒辦法才這樣。我想您還是把軍隊撤回襄陽吧，咱們以後重新交好。”甘卓這人雖然仰慕忠義，但生性多疑，做事不夠果斷。他把軍隊駐紮在豬口，想著等各方一起出兵，結果磨蹭了好幾十天，一直沒往前推進。王敦占領建康後，就派朝廷使者拿著騶虞幡去讓甘卓撤軍。甘卓聽說周顗、戴淵死了，流著淚對甘卬說：“我一直擔心的，就是今天這種情況。而且要是能讓皇上平安，太子也沒事兒，我在王敦上遊，他也不敢輕易危害國家。但要是我直接占據武昌，把王敦逼急了，他肯定會劫持天子，讓天下人都絕望，所以還不如撤回襄陽，再想想以後的辦法。”說完就下令撤軍。都尉秦康和樂道融勸甘卓說：“現在咱們分兵截斷彭澤，讓王敦的上下遊軍隊沒法相互接應，他的人馬自然就散了，一戰就能把他抓住。將軍您發動了義兵卻中途停止，我覺得這做法可不行。而且將軍您手下的士兵，各有各的想法，都想往西回去，恐怕到時候想走也走不了。”甘卓不聽他們的。樂道融日夜哭著勸諫，甘卓還是不聽，樂道融又憂愁又氣憤，最後就去世了。甘卓這人平時性格寬厚溫和，這時候卻突然變得固執起來，直接就回襄陽了，整個人心神不寧，舉止也失常了，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快不行了。
王敦讓西陽王司馬羕做太宰，給王導加授尚書令，任命王廙為荊州刺史。他隨意更改百官和各地軍事長官，被調任、降職、罷免的人數都數不過來，有時候早上剛決定的事兒，晚上就又變了，完全按自己的心意來。王敦打算回武昌，謝鯤對他說：“您到都城以來，一直稱病不朝見天子，所以雖然建立了功勳，但實際上人心還是有些不服。現在要是去朝見天子，讓君臣之間的矛盾化解，那大家就都心悅誠服了。”王敦問：“你能保證不出變故嗎？”謝鯤回答：“我最近去朝見皇上，皇上一直盼著能快點見到您，宮裡和朝廷都很平靜，肯定不會有問題。您要是去朝見，我願意跟在您身邊。”王敦生氣地大聲說：“就算殺了你們幾百人，對時局又能有什麼影響！”最終還是沒去朝見天子就走了。這年夏天四月，王敦回到武昌。當初，宜都內史天門人周級聽說譙王司馬承起兵，就派哥哥的兒子周該偷偷到長沙，向司馬承表達心意。魏乂等人攻打湘州很猛烈，司馬承派周該和從事邵陵人周崎從小路出去求救，結果都被巡邏的人抓住了。魏乂讓周崎對城裡喊話，就說大將軍已經攻克建康，甘卓回襄陽了，外麵沒救了。周崎假裝答應，到了城下卻大喊：“援兵馬上就到，大家加油堅守！”魏乂就把他殺了。魏乂嚴刑拷打周該，一直到他死，周該都沒說出周級派他來的事兒，周級這才躲過一劫。
魏乂等人攻打越來越猛，王敦又把在朝廷拿到的官員書信，讓魏乂用箭射到城裡給司馬承看。城裡的人知道朝廷守不住了，都很失落難過。雙方僵持了快一百天，劉翼戰死，士兵們死傷無數。癸巳日，魏乂攻下長沙，司馬承等人都被抓住了。魏乂要殺虞悝，他的子弟們對著他痛哭。虞悝說：“人早晚都會死，現在我們全家都成了忠義之鬼，又有什麼可遺憾的呢！”
魏乂用囚車把司馬承和易雄押送到武昌，司馬承的佐吏們都跑光了，隻有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換了衣服扮成仆人，跟著司馬承，一直不離開他身邊。魏乂看桓雄相貌舉止不凡，心裡害怕就把他殺了。韓階和武延卻更加堅定了跟從司馬承的決心。荊州刺史王廙按照王敦的意思，在半路上把司馬承殺了，韓階和武延把司馬承的靈柩送到都城，安葬之後才離開。易雄到了武昌，神情慷慨激昂，一點都不害怕。王敦派人拿著他之前發的檄文，數落他的罪過，易雄說：“這些事兒確實是我做的，隻可惜我地位低、力量小，沒辦法拯救國家的危難。今天能為這事兒死，本來就是我願意的！”王敦被他正義的言辭嚇到了，就放了他，讓他回住處。大家都來祝賀他，易雄笑著說：“我哪能活下去！”不久之後，王敦就派人偷偷把他殺了。
魏乂急著找鄧騫，鄉親們都替鄧騫擔心，鄧騫卻笑著說：“他這是想用我呢，他剛拿下這個州，殺了好多忠良，所以想找我來平息眾人的不滿。”於是就主動去見魏乂。魏乂高興地說：“您就像古代的解揚一樣啊。”還任命他為彆駕。
朝廷下詔讓陶侃兼任湘州刺史，王敦卻上奏讓陶侃回到廣州，給他加授散騎常侍。
甲午日，前趙的羊皇後去世，諡號是獻文。
甘卓家裡人都勸他防備王敦，甘卓不聽，還把士兵都解散去種地，誰要是勸他，他就生氣。襄陽太守周慮暗中按王敦的意思，騙甘卓說湖裡魚很多，勸他把身邊的人都派出去捕魚。五月乙亥日，周慮帶兵到甘卓寢室偷襲，把他殺了，還把他的頭送給王敦，連他的幾個兒子也都殺了。王敦任命從事中郎周撫都督沔北的各項軍事，代替甘卓鎮守沔中。周撫是周訪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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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得誌之後，變得越來越殘暴傲慢，各地進貢的東西大多都進了他的府裡，將相和地方長官也都出自他的門下。他把沈充和錢鳳當成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隻聽他們倆的話，被他們誣陷的人沒有一個能活下來。他又讓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當自己的得力幫手。沈充等人都凶狠險惡、驕橫放縱，大肆修建府第，侵占彆人的田地房屋，在集市上搶劫，明眼人都知道他們早晚會失敗。
秋天七月，後趙的中山公石虎攻下泰山，抓住徐龕送到襄國。後趙王石勒把徐龕裝在袋子裡，從百尺高的樓上扔下去摔死了，還讓王伏都等人的妻子兒女把徐龕的肉割下來吃了，又把投降的三千士兵都活埋了。
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待了三年，手下有幾萬人。因為戰爭一直沒停，老百姓都沒東西吃，隻能挖野鼠、捉蟄燕來充饑，後來被後趙逼迫，就退到合肥駐紮。尚書右仆射紀瞻覺得郗鑒名聲好、品德高，適合在朝廷任職，就上疏請求征召他。於是朝廷就征召郗鑒，任命他為尚書。徐州、兗州之間的很多塢堡都向後趙投降了，後趙安排官員去安撫他們。
王敦自己兼任寧、益二州都督。
冬天十月己醜日，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去世。王敦任命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的軍事，鎮守淮陰；任命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的軍事，兼任荊州刺史；任命武昌太守丹楊人王諒為交州刺史，還讓王諒去抓捕交州刺史修湛和新昌太守梁碩，把他們殺掉。王諒把修湛騙來，然後殺了他。梁碩就起兵在龍編包圍了王諒。
祖逖去世之後，後趙多次侵犯河南，攻下襄城、城父，還包圍了譙城。豫州刺史祖約抵擋不住，就退到壽春駐紮。後趙於是占領了陳留，梁、鄭一帶又陷入動蕩不安。
十一月，任命臨穎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日，荀組去世。
朝廷撤銷司徒一職，把相關事務並入丞相府。王敦把司徒原來的屬官都留在丞相府。
皇帝又憂慮又氣憤，結果生病了。閏月己醜日，皇帝駕崩。司空王導接受遺詔輔佐朝政。這位皇帝恭謹節儉有餘，但英明果斷不足，所以大業還沒恢複，內部就先發生了禍亂。庚寅日，太子登基做皇帝，大赦天下，尊稱自己的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十二月，趙主劉曜把他的父母安葬在粟邑，還大赦天下。陵墓周長兩裡，高一百尺，大概動用了六萬人，修了一百天才完成。乾活的人晚上接著乾，點著油脂做的蠟燭，老百姓都苦不堪言。遊子遠勸諫，劉曜根本不聽。
後趙的濮陽景侯張賓去世，後趙王石勒哭得特彆傷心，說：“難道上天不想讓我成就大業嗎？為什麼這麼早把我的右侯奪走啊！”程遐接替張賓做右長史。程遐是世子石弘的舅舅，石勒每次和程遐商議事情，要是意見不合，就會歎氣說：“右侯丟下我走了，卻讓我和這種人一起做事，這不是太殘酷了嗎！”說完就會哭一整天。
張茂派將軍韓璞帶領人馬奪取隴西、南安的地盤，設立了秦州。
慕容廆派他的世子慕容皝去襲擊段末柸，打進令支，搶了一千多戶百姓，然後就回去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聚焦東晉初年王敦之亂的關鍵階段，勾勒出一幅亂世權力博弈的眾生相。從忠義之士的悲壯殉國到權謀者的冷酷算計，從決策失誤的曆史遺憾到人性弱點的赤裸暴露，這段記載不僅是權力鬥爭的實錄，更蘊含著深刻的曆史教訓。
優柔寡斷者的悲劇：甘卓之死的警示
甘卓的命運是這段曆史中最令人扼腕的注腳。作為手握重兵的荊州刺史，他本是製衡王敦叛亂的關鍵力量，起兵之初曾讓王敦“大懼”，卻最終落得身首異處的結局。其悲劇根源在於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性多疑少決”。在豬口駐軍時，他本可與各方義軍形成呼應，卻因“稽留累旬不前”錯失戰機；王敦控製建康後，他又輕信“旋軍襄陽，當更結好”的謊言，在都尉秦康與樂道融“分兵斷彭澤”的良策麵前固執己見。樂道融“晝夜泣諫”直至“憂憤而卒”，未能喚醒這位猶豫不決的將軍。
甘卓的決策失誤並非單純的軍事判斷問題，更是政治立場的搖擺不定。他既“慕忠義”想維護晉室，又畏懼王敦勢力不敢全力抗爭；既擔心“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又幻想“還襄陽更思後圖”。這種首鼠兩端的心態使其喪失了戰略主動權，最終陷入被動。更可悲的是，他在撤軍途中“意氣騷擾，舉動失常”，從“本寬和”到“忽更強塞”的性情突變，實則是內心矛盾與恐懼的外在表現，難怪“識者知其將死矣”。
甘卓之死的終極教訓在於：亂世之中，政治抉擇容不得折中猶豫。當他“悉散兵佃作”，對家人的勸誡“輒怒”時，已將自己置於毫無防備的死地。襄陽太守周慮的突襲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真正殺死他的，是其在忠義與苟安之間的反複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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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之士的群像：亂世中的精神燈塔
與甘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批以生命踐行忠義的誌士，他們構成了亂世中最耀眼的精神光芒。周崎受譙王承之命求救，被捕後假意應允勸降，卻在城下大呼“援兵尋至，努力堅守”，用生命傳遞希望；周該“考至死，竟不言其故”，以沉默守護秘密，保全了家族；虞悝麵對死亡毫無懼色，坦言“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複何恨”，展現出視死如歸的氣節。
在這些忠義之士中，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的事跡尤為感人。當譙王承被捕後“佐吏皆奔散”，唯有三人“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桓雄因“姿貌舉止非凡人”遭忌憚被殺，韓階、武延卻“執誌愈固”，始終不離不棄，直至護送靈柩完成葬禮。這種超越生死的忠誠，在亂世中更顯珍貴。
易雄的慷慨赴死同樣令人動容。被押至武昌後，他麵對王敦的質問毫無懼色，直言“今日之死，固所願也”，其“意氣忼慨，曾無懼容”的氣節讓王敦也一度忌憚。即便暫時獲釋，他也清醒地預知“吾安得生”，最終從容就義。這些忠義之士用生命詮釋了“士可殺不可辱”的精神傳統，成為黑暗曆史中的一抹亮色。
權謀者的邏輯：王敦集團的統治困境
王敦在控製建康後的一係列舉動，暴露了權謀者的統治邏輯與內在困境。他“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權力的專斷性發揮到極致。對西陽王羕、王導等人的任命，不過是拉攏勢力、鞏固權力的手段；而“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嶽牧皆出其門”的做法，則徹底暴露了其割據自雄的野心。
王敦的統治根基始終建立在暴力威懾而非人心歸附上。謝鯤建議他入朝覲見以安人心，他卻以“正複殺君等數百人，亦複何損於時”的暴言回應，這種對暴力的迷信使其喪失了政治和解的可能。其核心集團“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嶽等為爪牙”，這批人“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完全依靠掠奪與壓迫維持統治，注定走向“識者鹹知其將敗焉”的結局。
值得注意的是王敦集團內部的矛盾隱患。他雖重用親信卻缺乏真正的政治智慧，對不同意見的處理方式唯有殺戮威懾。這種統治模式導致集團內部缺乏彈性與糾錯能力，一旦軍事優勢喪失便會迅速崩潰。而王敦對甘卓、譙王承等異己勢力的殘酷鎮壓，雖暫時消除了威脅，卻也將更多人推向對立麵，為其最終敗亡埋下伏筆。
亂世的連鎖反應：權力真空下的秩序崩塌
這段曆史不僅是東晉內部的權力鬥爭，更展現了亂世中多重勢力博弈的複雜圖景。祖逖死後，“後趙屢寇河南”，豫州刺史祖約無力抵禦，導致“梁、鄭之間複騷然矣”，顯示出東晉在軍事上的被動局麵；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的困境，反映了戰亂中百姓的苦難；後趙石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上撲殺徐龕”“坑其降卒三千人”的暴行，則展現了胡族政權的殘酷統治邏輯。
在中央層麵，晉元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無力駕馭複雜的政治局麵，最終“憂憤成疾”而崩，標誌著東晉初年皇權的脆弱性。“罷司徒，並丞相府”的舉措，使王敦的權力進一步集中，也將東晉推向更深的危機。這種中央權威的衰落與地方勢力的崛起，構成了東晉一朝政治的基本矛盾。
曆史的鏡鑒：性格、選擇與命運的交織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啟示，在於揭示了性格、選擇與命運的內在關聯。甘卓的猶豫遲疑、王敦的剛愎自用、周崎的舍生取義、易雄的慷慨赴死，不同的性格特質導致不同的人生選擇，最終通向迥異的命運結局。在亂世的放大鏡下，人性的光明與幽暗被充分展現，而個體的選擇不僅決定個人命運，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曆史的走向。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段曆史展現了權力合法性的本質——暴力可以奪取政權，卻無法贏得人心；猜忌可以暫時自保，卻會失去盟友；專斷可以逞一時之快，卻終將眾叛親離。王敦之亂雖以王敦暫時得勢告終，但從這段記載中已能清晰看到其敗亡的必然軌跡，而那些為忠義獻身的誌士，雖未能改變即時的戰局，卻以精神力量影響著曆史的記憶與評判。
在這段充滿背叛與堅守、猶豫與決絕、壓迫與反抗的曆史片段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東晉初年的政治亂局，更是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全麵展現。這些鮮活的曆史人物與他們的命運抉擇，為後世提供了永遠的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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