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高密王紘被改封為彭城王，這紘可是雄的弟弟。
到了夏天四月乙未那天，始安忠武公溫嶠去世啦，就葬在豫章。朝廷本來想在元、明二帝陵的北邊給他造個大墓，結果太尉侃上奏說：“溫嶠那可是在聖世超級忠誠，他的勳義連人神都感動了。要是他死了有知覺，肯定不樂意現在搞這些又勞神又費錢的事兒啊！陛下您大發慈悲，就彆移葬啦。”皇帝聽了，就同意了。
接著，朝廷讓平南軍司劉胤當了江州刺史。陶侃和郗鑒都說劉胤沒那當一方大員的本事，可司徒導不聽。有人就跟導的兒子悅說：“現在剛經曆大難，各種規矩都鬆懈啦。從江陵到建康三千多裡，數不清的流民都在江州。江州可是國家南邊的重要屏障，關鍵得很呐。但劉胤這人太奢侈，就這麼躺著應對，就算沒外邊的事兒，也得有內部麻煩。”悅卻說：“這可是溫平南的意思呢。”
秋天八月，趙的南陽王胤帶著好幾萬人從上邽往長安去，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這些郡的戎族和漢族都起兵響應他。胤在仲橋紮營，石生就守著城。後趙的中山公虎帶著兩萬騎兵來救石生。九月，虎在義渠把趙兵打得大敗，胤趕緊跑回上邽。虎乘勝追擊，那路上屍體都堆成一片了。上邽被攻破，虎抓住了趙太子熙、南陽王胤，還有將軍、王公、卿校這些三千多人，全殺了。還把那邊的台省文武官員、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多人遷到襄國；又在洛陽活埋了五郡的屠各族五千多人。之後去河西攻打集木且羌，打贏了，抓了好幾萬，秦、隴地區就全被平定啦。氐王蒲洪、羌酋姚戈仲都投降了虎，虎上奏讓洪監管六夷軍事，戈仲當六夷左都督。還把氐、羌十五萬戶遷到司州和冀州。
之前，隴西鮮卑的乞伏述延住在苑川，吞並了不少鄰居，兵馬可強了。趙滅亡後，述延害怕，就遷到麥田。述延死了，他兒子傉大寒繼位；大寒死了，兒子司繁又繼位。
這江州刺史劉胤呢，越來越傲嬌，整天就知道做生意，賺了上百萬的家財，天天喝酒享樂，政事理都不理。冬天十二月，朝廷下詔讓後將軍郭默當右軍將軍。郭默喜歡在外當邊將，不想在京城當禁衛軍，就跟劉胤說了這情況。劉胤卻說：“這可不是你能操心的。”郭默要去京城報道，找劉胤要點盤纏，劉胤不給，郭默這下可記恨上了。劉胤的長史張滿這些人一直看不起郭默，有時候還光著身子見他，郭默氣得牙癢癢。臘日那天，劉胤送郭默豬肉和酒，郭默當著信使的麵就扔水裡了。正好有官員上奏說：“現在朝廷窮得叮當響，百官都沒俸祿，就指望江州運糧。可劉胤的商船一路不斷，為了私利耽誤公事，趕緊免了他的官吧。”詔書下來，劉胤也不認罪，還忙著給自己辯解。有個僑人蓋肫搶了人家姑娘當老婆，張滿讓他放回去，蓋肫不聽，還跟郭默說：“劉江州不想被免官，暗地裡有彆的想法，和張滿他們日夜商量，就怕郭將軍你一個人，想先把你除掉。”郭默信以為真，帶著手下等天亮城門開了就去襲擊劉胤。劉胤的手下想反抗，郭默喊：“我是奉詔討伐，敢動的滅三族！”就衝進內室，把劉胤拉出來砍了。出來後又抓了劉胤的僚佐張滿等人，誣陷他們謀反，全殺了。還把劉胤的頭送到京城，假造詔書，到處宣揚。搶了劉胤的女兒、小妾還有金銀財寶回到船上，一開始說要去京城，後來就停在劉胤以前的府裡。還想拉攏譙國內史桓宣，桓宣堅決守住，不跟他乾。
這一年，賀蘭部和各位大佬一起擁立拓跋翳槐當代王，原來的代王紇那逃到宇文部去了。翳槐派他弟弟什翼犍到趙當人質求和。
河南王吐延，勇猛但疑心重，被羌酋薑聰給刺了。吐延沒拔劍，叫來他的將領紇扡泥，讓他輔佐自己的兒子葉延，到白蘭去堅守，說完才拔劍死去。葉延又孝順又愛學習，覺得按禮“公孫的兒子可以用祖父的字當姓氏”，就把自己的國家叫做吐穀渾。
【內核解讀】
這段曆史記載展現了東晉初年與後趙時期複雜的政治格局與社會動蕩，其中人物決策的得失與權力博弈的殘酷性尤為突出，可從多個維度進行剖析：
在東晉朝廷的人事任免與權力製衡中，凸顯出決策層的認知分歧與潛在危機。陶侃阻止為溫嶠大修陵墓的諫言，既體現了對逝者務實精神的尊重，也暗含對朝廷財政負擔的考量，其“忠誠著於聖世，豈樂勞費”的論斷，展現了務實政治家的清醒。而司徒導堅持任命劉胤為江州刺史的決策，則暴露了東晉門閥政治中“任人唯親”的弊端。陶侃、郗鑒對劉胤“非方伯才”的評價，以及時人“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的預警，都精準預見了後續危機。劉胤在江州“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的行為，不僅違背地方長官的基本職責，更在“朝廷空竭，百官無祿”的背景下激化了矛盾，其最終被郭默所殺，既是個人品性的悲劇，也是東晉吏治敗壞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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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趙石虎平定前趙殘餘勢力的戰爭，則展現了亂世中軍事征伐的殘酷性與族群遷徙的深遠影響。石虎在義渠大破趙軍後“枕屍千裡”的屠戮，以及坑殺屠各部落、遷徙秦雍大族的舉措，既鞏固了後趙在關中的統治，也埋下了族群矛盾的隱患。將氐、羌十五萬落遷徙至司、冀州的決策，雖短期內削弱了地方割據勢力，卻加速了少數民族與中原地區的融合，為後續氐羌政權在中原的崛起埋下伏筆。蒲洪、姚戈仲的歸降與受封，顯示出石虎對少數民族上層的拉攏策略，但這種依靠武力威懾建立的統治缺乏穩固基礎。
邊疆族群的遷徙與發展構成了這段曆史的另一重要線索。隴西鮮卑乞伏部在苑川的擴張與遷徙，反映了北方少數民族在強權夾縫中的生存智慧。而吐穀渾的得名由來，既體現了少數民族對中原禮製的借鑒“以王父字為氏”），也標誌著新族群認同的形成，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的典型案例。
從整體格局看，這一時期的政治動蕩呈現出三大特征：一是中央權威衰落與地方勢力坐大的矛盾，江州作為“國之南籓”卻因長官失德引發內亂；二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交織，後趙對各族的暴力統治與東晉流民問題相互疊加；三是權力交接中的血腥博弈，無論是後趙對前趙宗室的屠殺，還是郭默以“詔討”名義行私刑，都顯示出亂世中“槍杆子出政權”的殘酷法則。這些曆史片段共同勾勒出東晉十六國時期“禮崩樂壞”與“民族重構”並行的時代圖景，為理解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與融合提供了關鍵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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