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和四年公元329年，己醜年）
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和他弟弟尚書左仆射陸玩勸說匡術，帶著苑城投靠西軍；官員們都跑去那邊，推舉陸曄負責宮城的軍事指揮。陶侃安排毛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
右衛將軍齊超、侍中鐘雅和建康令管旆等人計劃帶著皇帝投奔西軍；結果事兒被捅出去了，蘇逸派他的部將平原人任讓帶兵進宮抓齊超、鐘雅。皇帝抱著他們哭唧唧地說：“把我的侍中、右衛還給我！”任讓硬是把人搶走殺了。早先，任讓年輕時就不是啥好鳥，太常華恒當本州大中正時，把他的品級給降了。後來任讓成了蘇峻的手下，借著勢力殺了不少人，但見了華恒卻特恭敬，不敢瞎搞。等到鐘雅、劉超被殺時，蘇逸想連華恒一塊兒乾掉，任讓使勁兒保護，華恒才保住小命。
冠軍將軍趙胤派部將甘苗去曆陽打祖約，戊辰那天，祖約半夜帶著幾百個小弟投奔後趙，他的部將牽騰帶著手下投降了。
蘇逸、蘇碩、韓晃合力攻打台城，燒了太極東堂和秘閣，毛寶登上城牆，射死幾十個人。韓晃對毛寶說：“你號稱勇猛果敢，有種出來單挑啊？”毛寶回懟：“你號稱猛將，有種進來打啊？”韓晃笑了笑就退了。
趙太子熙聽說他老爹趙曜被活捉，嚇得不行，和南陽王趙胤商量往西退守秦州。尚書胡勳說：“現在雖然老板沒了，但地盤還完整，將士們也沒叛變，應該先合力抵抗；實在扛不住了，再跑也不遲啊。”趙胤氣炸了，覺得他擾亂軍心，把他砍了，然後帶著百官逃往上邽，各個地方官也都扔下地盤跟著跑，關中徹底亂成一鍋粥。將軍蔣英、辛恕帶著幾十萬小弟占了長安，派人向後趙投降，後趙派石生帶著洛陽的兵過去接管。
二月，丙戌日，各路大軍進攻石頭城。建成長史滕含攻打蘇逸，把他揍得滿地找牙。蘇碩帶著幾百個猛人，渡過淮河迎戰，溫嶠把他乾掉了。韓晃等人慫了，帶著手下到曲阿投靠張健，結果城門太窄擠不出去，互相踩踏，死了上萬人。西軍抓住蘇逸，哢嚓了。滕含的部將曹據抱著皇帝跑到溫嶠的船上，大臣們見到皇帝，磕頭哭著請罪。殺了西陽王司馬羕，還有他兩個兒子司馬播、司馬充，孫子司馬崧以及彭城王司馬雄。陶侃和任讓是老熟人，想保他一命。皇帝說：“這家夥殺了我的侍中、右衛，不能饒！”於是把任讓殺了。司徒王導進入石頭城，讓人拿他以前的符節，陶侃笑著說：“蘇武的符節好像不是這樣的哦。”王導臉都紅了。丁亥日，大赦天下。
張健懷疑弘徽等人對自己不忠，把他們全殺了，帶著水軍從延陵準備進吳興。乙未日，揚烈將軍王允之跟他乾仗，把他打得大敗，抓了一萬多男女。張健又和韓晃、馬雄等人帶著輕裝部隊往西逃到故鄣，郗鑒派將軍李閎追擊，在平陵山追上，把他們全砍了。
這時候皇宮都燒成灰了，就把建平園當皇宮。溫嶠想遷都到豫章，三吳的土豪們請求遷到會稽，兩撥人吵來吵去沒個結果。司徒王導說：“孫仲謀、劉玄德都說過：‘建康這地方，是出帝王的風水寶地。’古代的帝王，不會因為窮富就遷都。隻要咱們勤儉節約，還怕日子過不好？要是不搞好農業，再好的地方也得變廢墟。再說北邊的敵人跟遊魂似的，就等著找咱們的茬，一旦咱們露怯，跑到蠻越那地方去，從名聲到實際都不劃算，這主意不咋地。現在就該穩住彆浪，大家自然就安心了。”於是就沒遷都。任命褚翜為丹楊尹。當時兵火之後，人口財物都沒了，褚翜把散亡的人聚集起來，京城才安定下來。
壬寅日，把湘州並入荊州。
三月，壬子日，評定平定蘇峻的功勞，任命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授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為江陵公；其餘的人被封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的一大堆。卞壼和他的兩個兒子卞眕、卞盱，桓彝、劉超、鐘雅、羊曼、陶瞻，都追贈諡號。路永、匡術、賈寧，都是蘇峻的黨羽；蘇峻還沒敗的時候，路永等人就離開蘇峻歸順朝廷，王導想給他們封官。溫嶠說：“路永這幫人都是蘇峻的核心小弟，最早跟著搞事，罪過沒比這更大的了。後來雖然反悔了，但也贖不了之前的罪；能保住小命就不錯了，還能給他們好處？”王導才作罷。
陶侃覺得江陵太偏遠，就把鎮守地移到巴陵。朝廷商議想留溫嶠輔佐朝政，溫嶠因為王導是先帝任命的人，堅決推辭回自己的藩鎮；又因為京城荒涼殘破，物資供應不上，就留下物資儲備和器具，然後回武昌了。
皇帝逃出石頭城的時候，庾亮見到皇帝，磕頭磕得咚咚響，哭得抽抽噎噎，皇帝下詔讓庾亮和大臣們一起登上禦座。第二天，庾亮又趴在地上謝罪，請求辭職，想帶著全家跑到深山老林裡去。皇帝派尚書、侍中拿手詔安慰他說：“這是國家的災難，不是舅舅你的錯啊。”庾亮上奏自己檢討：“祖約、蘇峻放肆作亂，罪過都是我引起來的，就算把我碎屍萬段，也不夠謝罪的。朝廷還有啥理由把我當人看，我自己也沒臉做人了！希望陛下就算寬恕我，保全我的小命；也該把我扔一邊，讓我自生自滅，這樣天下人也能知道點勸善戒惡的道理。”皇帝下優待的詔書不答應。庾亮又想逃到山裡去，從暨陽往東跑；皇帝下詔讓有關部門把他的船扣了。庾亮就請求到外地鎮守效力，出任都督豫州、揚州的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兼宣城內史，鎮守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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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溫嶠討伐蘇峻的時候，發檄文給各地的軍政長官，讓他們帶兵來救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手握兵權卻不來，也不給軍糧，隻派了督護帶著幾百人跟著大軍湊數，朝廷內外沒人不覺得奇怪和感歎。等到蘇峻被平定，陶侃上奏說卞敦阻礙軍事行動，觀望不救國家危難，請求用囚車把他押到廷尉那裡治罪。王導認為戰亂之後，應該寬大處理，調卞敦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卞敦托病不去，又征召他為光祿大夫、兼少府。卞敦又擔憂又慚愧，就死了，追贈他原來的官職，加授散騎常侍，諡號為敬。
臣司馬光說：“庾亮以外戚身份輔佐朝政，首先引發禍端，國家破滅君主危難，自己卻逃跑苟活；卞敦位居地方軍政長官，兵力糧食都充足，朝廷被顛覆，卻坐觀成敗。作為臣子的罪過，還有比這更大的嗎！既不能按法律嚴懲，又用寵信和俸祿回報他們，晉朝沒有章法，也就可想而知了。承擔這個責任的，難道不是王導嗎！
【內核解讀】
鹹和四年公元329年）的這段曆史，如同一場濃縮的政治悲喜劇，既展現了亂世中的忠義與背叛，也暴露了東晉政權初創期的製度缺陷與治理困境。透過這段記載，我們能清晰看到權力博弈中的人性掙紮、官僚體係的運行邏輯以及王朝興衰的深層密碼。
亂世中的忠義微光
在蘇峻之亂的戰火硝煙中，總有一些人物的選擇閃爍著人性光輝。陸曄、陸玩兄弟勸說匡術歸附西軍，為朝廷保留了重要據點，展現了關鍵時刻士大夫的政治判斷力；毛寶在台城攻防戰中"登城射殺數十人"，與韓晃的"互懟"更顯武將風骨，麵對叛軍的挑釁，他以"君名健將，何不入鬥"的反問，既守住了軍事防線，更守住了精神氣節。
任讓的形象則更為複雜。這位早年"少無行"的武將，雖追隨叛軍"乘勢多所誅殺"，卻因太常華恒曾主持其品評，始終對其"恭敬不敢縱暴"，甚至在蘇逸欲加害華恒時"儘心救衛"。這種帶有江湖義氣的"知遇之恩"，在亂世中構成了道德底線的另類支撐，也讓曆史人物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簡單評判。
而鐘雅、齊超為護佑皇帝付出生命，卞壼父子戰死沙場，這些忠義之士的犧牲，成為黑暗亂世中不可磨滅的精神坐標，也為東晉政權保留了重建的道義基礎。
權力遊戲中的失序與荒誕
東晉初年的政治生態，在這段記載中暴露無遺。蘇逸叛軍攻入宮廷時，年幼的晉成帝抱著鐘雅、齊超悲泣"還我侍中、右衛"，卻擋不住任讓的刀斧，皇權的脆弱令人唏噓。而當叛軍被平定後，對罪臣的處置更顯荒誕：陶侃因"有舊"為殺人凶手任讓求情，最終因皇帝堅持才得以正法，這種"人情大於法理"的處理方式，折射出門閥政治下司法公正的缺失。
王導的表現則堪稱典型。當他索要舊符節時被陶侃以"蘇武節似不如是"調侃，"有慚色"的反應背後，是這位政壇老手在亂局中"和稀泥"式生存策略的尷尬。司馬光尖銳指出"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正是因為他主導的"寬宥"政策，讓庾亮、卞敦等失職者逃脫嚴懲，導致"晉室無政"的局麵。這種"維穩優先於追責"的治理邏輯，雖暫時避免了矛盾激化，卻埋下了製度鬆弛、權責失衡的長期隱患。
製度缺陷下的治理困境
蘇峻之亂的平定過程，充分暴露了東晉軍事動員體係的低效。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僅派數百人"隨大軍而已"，卻能在事後僅被調任廣州刺史，這種"有罪不罰"的結果，嚴重侵蝕了朝廷權威。當"位列方鎮，兵糧俱足"的地方長官可以"坐觀勝負"，中央與地方的權力製衡已然失效。
遷都爭議更凸顯了統治集團的戰略短視。溫嶠欲遷豫章、三吳豪強請都會稽，皆從地方利益出發，唯有王導提出"建康王者之宅"的長遠考量，強調"鎮之以靜"的治國理念。這種爭議本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而最終"不複徙都"的決定，以及褚翜"收集散亡"穩定京邑的舉措，才為東晉政權奠定了喘息之機。
曆史鏡鑒：問責機製與政治倫理
司馬光的評論點出了核心問題：當庾亮"首發禍機"卻僅被外放蕪湖，卞敦"坐觀勝負"仍獲追贈諡號，這種"寵祿報罪"的操作，徹底摧毀了政治倫理的底線。現代政治學強調"權責對等"，而東晉初年恰恰缺失這種基本準則——外戚乾政無過，方鎮失職不罰，最終導致"晉室無政"的必然結局。
這段曆史告訴我們：一個政權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平定叛亂的軍事能力，更在於災後重建的製度修複能力；不僅在於忠臣義士的犧牲奉獻，更在於對失職者的追責問責。當"人情"取代"法理"，"維穩"壓倒"公正"，再強大的軍事勝利也難以支撐起長治久安的政治秩序。東晉後來的門閥混戰、偏安一隅，早在鹹和四年這場戰後清算的處置中，就已埋下伏筆。
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鹹和四年的這段往事猶如一麵鏡子，既照見了亂世中的人性光輝，也映出了政治運作的深層規律——唯有堅守權責清晰的製度底線，秉持賞罰分明的治理原則，才能在複雜變局中站穩腳跟，這或許是這段曆史留給我們的最珍貴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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