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的荊州監軍郭敬跑去攻打襄陽。當時南中郎將周撫負責監管沔北的軍事，就駐紮在襄陽。趙主石勒快馬傳書，讓郭敬先退到樊城駐紮，還叫他把旗幟都藏起來，搞得安安靜靜，就像沒人一樣，還說：“要是對方派人來打探，你就跟他說：‘你們最好好好守著，再過七八天，大批騎兵就到了，到時候你們想跑都跑不了。’”郭敬就派人在渡口來回不停地洗馬，白天黑夜都沒停。去打探的人回去把這情況告訴了周撫，周撫一聽，以為趙兵真的大舉來了，害怕得不行，直接就往武昌跑了。郭敬就順利進了襄陽，中原地區那些流民全都投降了趙；魏該的弟弟魏遐也帶著自己的人馬從石城來向郭敬投降。郭敬把襄陽城給拆了，把城裡的百姓遷到沔北，還把樊城加固作為防守據點。趙就讓郭敬當了荊州刺史。周撫呢，因為這事兒被免了官。
休屠王羌背叛了趙，趙的河東王石生把他打敗了，羌沒辦法，隻好往涼州跑。西平公張駿有點慌了，趕緊把之前扣下的孟毅放回去，還讓自己的長史馬詵去趙稱臣進貢。
朝廷又開始建造新的宮殿。甲辰那天，把樂成王司馬欽改封為河間王，封彭城王司馬紘的兒子司馬浚為高密王。
冬天十月，成國的大將軍李壽帶著征南將軍費黑等人去攻打巴東建平，還真就打下來了。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毋丘奧沒辦法，隻能退到宜都防守。
鹹和六年公元331年，辛卯年）
春天正月，趙的劉征又來攻打婁縣，還搶到了武進，好在郗鑒帶兵把他打跑了。
三月壬戌初一，出現了日食。
夏天，趙主石勒到了鄴城，打算修建新宮殿。廷尉上黨人續鹹拚命勸阻，石勒一聽就火了，要把他砍了。中書令徐光趕緊說：“續鹹的話要是不能用，聽聽也就算了，咋能因為人家說句直話，就把大臣給殺了呢！”石勒歎了口氣說：“當皇帝，連這點事兒都不能自己做主嗎！普通老百姓家裡有點錢，還想著買房子呢，何況我坐擁天下！這宮殿早晚得修，不過先停了吧，也算是成全我這直言敢諫大臣的氣節。”說完還賜給續鹹一百匹絹，一百斛稻子。又下詔書讓公卿以下的官員每年推薦賢良方正的人才，還讓推薦的人可以互相舉薦，好拓寬求賢的路子。在襄國城西修建明堂、辟雍、靈台。
秋天七月，成國的大將軍李壽去攻打陰平、武都，楊難敵頂不住，投降了。
九月，趙主石勒又開始修建鄴城的宮殿，還把洛陽當成南都，設置了行台。
冬天，祭祀太廟的時候，皇帝下詔把祭祀用的胙肉送給司徒王導，還說他不用下拜；王導借口生病不敢接受。當初，皇帝即位的時候年紀小，每次見到王導都要行禮，給王導寫詔書就寫“惶恐言”，中書省起草詔書就寫“敬問”。有關部門就討論：“元旦朝會的時候，皇帝要不要向王導行禮呢？”博士郭熙、杜援覺得：“禮製裡沒有皇帝向大臣行禮的說法，應該不用行禮。”侍中馮懷卻認為：“天子去辟雍，都要向三老行禮，何況王導是先帝的老師！應該行禮。”侍中荀弈說：“元旦朝會是一年中最隆重的朝會，要明確君臣的身份，所以不應該行禮。要是其他時候的小朝會，倒是可以行禮。”皇帝下詔采納了荀弈的建議。荀弈是荀組的兒子。
慕容廆派使者給太尉陶侃寫信，勸他起兵北伐，一起把中原的亂局清理清理。慕容廆的下屬宋該等人一起商量，覺得：“慕容廆在一方立下功勞，職位不高但責任重大，現在的地位和他的功勞不匹配，沒辦法鎮住漢族和少數民族，應該上表請求給慕容廆升官加爵。”參軍韓恒不同意，說：“立了功的人，該擔心的是自己的信義不夠，而不是擔心名聲地位不高。齊桓公、晉文公建立匡複天下的大功，也沒先求天子的禮命來號令諸侯。咱們應該先整治好軍隊，除掉那些壞蛋，等功成名就了，九錫自然會來。這比向君主邀寵，不是更光榮嘛！”慕容廆聽了不高興，就把韓恒派去當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人給陶侃的官府上書，請求封慕容廆為燕王，行使大將軍的職權。陶侃回信說：“功勞大了就升官進爵，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慕容廆雖然還沒能幫朝廷打敗石勒，但也是忠心耿耿。現在你們的信我已經收到，能不能封，什麼時候封，就看朝廷怎麼決定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勾勒出東晉鹹和五年至六年公元330年至331年）的曆史畫卷，其中軍事交鋒的權謀博弈、君主決策的得失權衡與政治格局的動態演變，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的鮮明特征。
在軍事舞台上，趙將郭敬智取襄陽的戰役堪稱經典。他巧妙運用心理戰術，通過“晝夜浴馬於津”的假象製造兵臨城下的恐慌，成功迫使晉軍守將周撫不戰而逃。這種以虛擊實的謀略，既展現了古代戰爭中信息差的關鍵作用，也暴露了東晉邊防將領的心理素質短板。郭敬占據襄陽後毀城遷民、加固樊城的舉措，體現了十六國時期“以遷民弱敵”的戰略思維，卻也造成了中原流民的再度遷徙，加劇了人口流動與政權更迭的連鎖反應。而成漢大將軍李壽南攻巴東、建平的勝利，則顯示出南方政權在局部戰場的擴張野心，與北方趙國的軍事行動形成南北呼應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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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決策藝術在石勒身上得到集中體現。當廷尉續鹹苦諫營建鄴宮時，石勒雖一度動怒，但在中書令徐光的勸諫下迅速自省，不僅停建宮殿以成全直臣氣節，更賜絹賞稻以示嘉獎。這種“納諫停役”的舉動，既彰顯了他作為統治者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十六國時期君主集權與官僚諫議製度的微妙平衡。隨後詔令公卿歲舉賢良、廣開薦引之路的舉措，以及在襄國營建明堂、辟雍、靈台的文化工程，都顯示出石勒試圖通過製度建設與文化認同鞏固統治的努力，與單純依靠軍事征服的政權形成鮮明對比。
政治格局的演變呈現出多維度特征。東晉朝廷內部關於“元會日是否敬司徒導”的爭議，表麵是禮儀之爭，實則折射出皇權與門閥勢力的權力博弈。博士郭熙主張“除敬”與侍中馮懷堅持“儘敬”的分歧，最終以荀弈“元會明君臣體，小會儘禮”的折中方案收場，既維護了皇權尊嚴，又顧及了門閥重臣的實際地位，體現了東晉“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生態。而慕容廆遣使勸陶侃北伐卻因官爵爭議引發僚屬分歧的事件，則暴露了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東晉朝廷的複雜關係——既有共同對抗趙國的潛在可能，又存在權力地位的現實博弈，韓恒“功成九錫自至”的主張與宋該“表請進爵”的建議，本質上是不同政治路線的碰撞。
邊疆關係的變動同樣值得關注。休屠王羌叛趙失敗後投奔涼州，直接導致西平公張駿遣使稱臣入貢，反映出十六國時期邊疆政權“朝秦暮楚”的生存策略。而趙國將洛陽設為南都、置立行台的舉措，則凸顯了其經略中原、鞏固統治的戰略意圖，與東晉朝廷偏安江南的態勢形成鮮明對比。
從製度層麵看，東晉“更造新宮”與趙王勒營鄴宮的舉動，都是政權試圖通過營造都城彰顯正統性的表現；而徙封諸王、續建禮製建築等行為，則反映了亂世中統治者對傳統政治秩序的維護與重構。日食等天象記錄的留存，既體現了古代對自然現象的關注，也暗含了“天人感應”思想對政治決策的潛在影響。
這段曆史深刻揭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時代特質：軍事征服與政治謀略交織，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並存，製度創新與傳統延續共生。無論是郭敬的軍事智慧、石勒的納諫胸襟，還是東晉朝廷的禮儀爭議，都為我們理解這一分裂動蕩卻又充滿變革活力的時代提供了生動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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