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紀二十一，從公元351年辛亥年）到公元354年甲寅年），共四年。
永和七年公元351年，辛亥年）
春天，正月丁酉這天，發生了日食。
苻健的左長史賈玄碩等人，請求按照劉備稱漢中王的舊例，上表推舉苻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於、秦王。苻健生氣地說：“我難道就隻配當秦王嗎！而且東晉的使者還沒回來，我的官爵可不是你們能決定的。”但沒過多久，他又偷偷讓梁安暗示賈玄碩等人給上尊號，自己再三推辭之後，才答應了。丙辰這天，苻健登上天王、大單於的位子，定國號為大秦，實行大赦，改年號為皇始。他追尊父親苻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子強氏為天王後，兒子苻萇為太子，苻靚為平原公，苻生為淮南公，苻覿為長樂公，苻方為高陽公，苻碩為北平公，苻騰為淮陽公，苻柳為晉公，苻桐為汝南公，苻廋為魏公，苻武為燕公，苻幼為趙公。任命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兼任車騎大將軍、雍州牧，封為東海公；苻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負責保衛苻健和太子居住的宮殿；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人薑伯周為尚書令，梁楞為左仆射，王墮為右仆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強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薑伯周是苻健的舅舅；強平是王後的弟弟；呂婆樓本來是略陽氐族的首領。
段龕請求把青州歸附東晉。二月戊寅這天，東晉朝廷任命段龕為鎮北將軍，封齊公。
魏國皇帝冉閔圍攻襄國一百多天，趙國皇帝石祗形勢危急，就去掉了皇帝的稱號，改稱趙王。他派太尉張舉向燕國求救，還答應把傳國玉璽送去，又派中軍將軍張春向姚弋仲求救。姚弋仲派他兒子姚襄率領兩萬八千騎兵去救趙國，還告誡姚襄說：“冉閔不仁不義，把石氏家族都給滅了。我受過石氏的厚待，理當為他們報仇，隻是我又老又病，沒法親自去。你的才能比冉閔強十倍，要是不把他抓回來，就彆來見我了！”姚弋仲也派使者把這事告訴了燕國，燕國皇帝慕容俊派禦難將軍悅綰率領三萬兵馬前去會合。
冉閔聽說慕容俊要救趙國，就派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人常煒出使燕國。慕容俊讓封裕去質問常煒：“冉閔不過是石氏家養大的，卻忘恩負義造反，怎麼敢擅自稱帝？”常煒說：“商湯流放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從而興起了商、周的大業；曹操是被宦官養大的，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最後卻奠定了魏國的基業。如果不是天命，怎麼能成功呢！照這麼說，你又何必問這些呢！”封裕又問：“有人說冉閔剛稱帝的時候，鑄造自己的金像來占卜成敗，結果金像沒鑄成功，這是真的嗎？”常煒說：“我沒聽說過。”封裕說：“從南方來的人都這麼說，你為什麼要隱瞞呢？”常煒說：“那些奸偽的人想要假托天命來迷惑眾人，才會借助祥瑞、依靠占卜來抬高自己。我們魏國君主手握符璽，占據中州，接受天命有什麼可懷疑的呢；怎麼會舍棄真實的天命，反而去依靠金像來決定成敗呢！”封裕又問：“傳國玉璽到底在哪裡？”常煒說：“在鄴城。”封裕說：“張舉說在襄國。”常煒說：“殺胡人的時候，在鄴城的人幾乎都死光了；就算有漏網的，也都躲在溝裡呢，他們哪知道玉璽在哪兒！那些求救的人，什麼大話都敢說，更何況一個玉璽呢！”
慕容俊還是相信張舉的話，就在常煒旁邊堆起柴草，讓封裕私下勸誘他說：“你再好好想想，彆白白送死化為灰燼！”常煒一臉嚴肅地說：“石氏貪婪殘暴，曾經親自率領大軍攻打燕國國都。雖然沒打下來就回去了，但他們一心想著要滅掉燕國。所以他們往東北運送物資糧草、聚集武器裝備，可不是為了幫助燕國，而是想消滅燕國。我們魏國君主消滅石氏，雖然不是為了燕國，但作為臣子，聽到仇敵被滅，從道義上來說應該怎麼做呢？你們不但不感激，反而替石氏指責我們，這不是很奇怪嗎！我聽說人死了，骨肉埋在土裡，精魂升入天際。承蒙您的好意，趕快添柴點火，讓我能到天帝那兒去申訴就夠了！”慕容俊身邊的人請求殺了常煒，慕容俊說：“他不怕犧牲自己來維護他的君主，是個忠臣啊！而且冉閔有罪，和他這個使者有什麼關係呢！”就讓常煒出去到館舍休息。夜裡，慕容俊派常煒的同鄉趙瞻去慰問他，還說：“你為什麼不說實話呢？大王生氣了，想把你流放到遼、碣那邊，怎麼辦呢？”常煒說：“我從成年以來，對普通百姓都不會說謊，更何況是君主呢！違背本心去迎合彆人，我做不到。我隻會實話實說，就算被扔到東海裡，我也不逃避！”說完就麵向牆壁躺下，不再和趙瞻說話。趙瞻把這些都告訴了慕容俊，慕容俊就把常煒囚禁在龍城。
趙國並州刺史張平派使者向秦國投降，秦王苻健任命張平為大將軍、冀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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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慕容俊回到薊城。
三月，姚襄和趙國汝陰王石琨各自帶兵去救襄國。冉閔派車騎將軍胡睦在長蘆抵擋姚襄，派將軍孫威在黃丘抵擋石琨，結果兩人都戰敗而回，士兵幾乎死光了。
冉閔想親自帶兵出擊，衛將軍王泰勸諫說：“現在襄國還沒打下來，外麵的救兵卻像雲彩一樣聚集過來，如果我們出去迎戰，一定會腹背受敵，這太危險了。不如堅守營壘，挫敗他們的銳氣，再慢慢觀察他們露出破綻，然後出擊。而且陛下您親自到陣前，如果有個閃失，那大事就完了。”冉閔本來打算聽從王泰的建議，這時道士法饒進言說：“陛下圍攻襄國一年了，一點功勞都沒有，現在敵人來了，又躲避不戰，以後還怎麼指揮將士呢！而且太白星進入昴宿，這預示著要殺掉胡人的君主，此戰必定百戰百勝，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啊！”冉閔一聽，捋起袖子大聲說：“我決定出戰了，誰敢阻攔就斬首！”於是他率領全部人馬出戰，和姚襄、石琨交戰。正好悅綰帶著燕兵趕到，離魏軍還有幾裡地的時候，他把騎兵散開，拖著柴草揚起塵土，魏軍遠遠望見，心裡十分恐懼。姚襄、石琨、悅綰從三麵攻擊，趙王石祗又從後麵衝擊，魏軍大敗，冉閔隻帶著十幾個騎兵逃回鄴城。投降的胡人栗特康等人抓住大單於冉胤和左仆射劉琦，向趙國投降，趙王石祗把他們殺了。胡睦以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將士，一共死了十多萬人。冉閔悄悄回到鄴城，沒人知道。鄴城的人十分震驚恐慌，謠言說冉閔已經死了。射聲校尉張艾建議冉閔親自到郊外舉行祭祀儀式，來安撫民心。冉閔聽從了他的建議，謠言這才平息。冉閔把法饒父子處以車裂之刑，追贈韋謏為大司徒。姚襄回到灄頭，姚弋仲因為他沒抓住冉閔，氣得打了他一百杖。
【內核解讀】
永和七年公元351年）的這段曆史，如同一幅濃縮的十六國亂世畫卷，政權更迭的倉促、軍事博弈的殘酷、意識形態的交鋒在字裡行間交織，展現出魏晉南北朝時期“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動蕩底色。透過這段記載，我們既能看到權力遊戲的永恒邏輯，也能窺見亂世中個體命運的浮沉與時代發展的必然軌跡。
政治表演：權力合法性的構建與解構
苻健稱帝的過程堪稱古代權力交接的“標準劇本”。左長史賈玄碩最初提議效仿劉備稱漢中王的舊例，為苻健謀求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等頭銜時，苻健先是以“晉使未返”為由怒斥拒絕，轉頭卻密令梁安暗示臣下“上尊號”，經過“再三辭讓”才“勉為其難”接受。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實則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名正言順”邏輯的典型體現——通過“推讓”的儀式性表演，將權力獲取包裝成“眾望所歸”的結果，而非個人野心的實現。
這種政治表演的背後，是對權力合法性的迫切追求。苻健追尊父親苻洪為武惠皇帝，立妻強氏為王後，封諸子為公爵，同時任命苻雄、苻菁等宗室核心成員掌握軍權，以呂婆樓等氐族酋領擔任要職，構建起一套以血緣、部族為紐帶的權力網絡。這種結構設計既延續了魏晉以來的門閥政治傳統，又保留了少數民族的部族共治特征，反映出十六國時期“胡漢雜糅”的政治生態。
相比之下，段龕以青州內附東晉的選擇，則展現了亂世中地方勢力的生存智慧。在冉閔、苻健、慕容俊等多方勢力角逐的背景下，段龕通過“內附”名義尋求東晉的冊封鎮北將軍、齊公），本質上是借助正統象征東晉雖偏安江南，但仍被視為華夏正朔）提升自身合法性，為割據青州爭取緩衝空間。這種“挾外援以自重”的策略，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豪強的常見生存手段。
軍事博弈：戰略短視與命運轉折
冉閔圍攻襄國的百日之戰，是這段曆史中最具戲劇性的軍事衝突，其興衰轉折深刻印證了“戰略決策決定戰爭走向”的鐵律。麵對襄國城內的石祗政權和城外姚襄、慕容俊的聯軍，冉閔陷入了經典的“圍城打援”困境。衛將軍王泰的勸諫切中要害：“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這一主張符合孫子兵法“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的作戰思想，本可成為破解困境的良策。
然而，道士法饒以“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的讖語蠱惑，最終點燃了冉閔的冒進之心。“攘袂大言”的衝動決策取代了理性分析，導致魏兵在姚襄、石琨、悅綰、石祗的四麵夾擊下慘敗，十餘萬將士陣亡，大單於冉胤、司空石璞等核心重臣被殺，冉魏政權元氣大傷。這場失敗的本質，是個人英雄主義對軍事規律的蔑視——冉閔或許忘了，戰場上的勝負從來不是靠“百戰百克”的口號決定，而是取決於戰略布局、兵力調度與時機把握。
姚弋仲對其子姚襄的嚴苛要求“不梟擒以來，不必複見我也”），則折射出少數民族領袖的務實作風與複仇邏輯。在“冉閔屠滅石氏”的背景下，姚弋仲將軍事行動與“複仇”倫理綁定，既凝聚了部族力量，又為出兵尋找了道義支點。而慕容俊派遣悅綰“曳柴揚塵”製造兵勢的戰術，生動展現了心理戰在古代戰爭中的運用——通過虛張聲勢動搖敵軍軍心，以最小代價達成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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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交鋒：正統性話語權的爭奪
冉魏與前燕的外交辯論，堪稱一場沒有硝煙的“正統性爭奪戰”。燕主慕容俊派封裕詰問常煒：“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這一質問直指冉閔政權的合法性軟肋——作為石氏養子，顛覆石趙後自立，在儒家倫理中屬於“以下犯上”。常煒的回應則巧妙援引曆史典故：“湯放桀，武王伐紂”“曹孟德養於宦官，卒立魏氏之基”，將冉閔的行為包裝成“天命所歸”的革命，而非單純的叛亂。
關於“鑄金像卜成敗”與“傳國璽所在”的辯論，進一步揭示了亂世中“符瑞”符號的政治價值。常煒的反駁一針見血：“奸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托蓍龜以自重”，戳破了封建時代以“祥瑞”“讖語”包裝權力的虛偽性。而他堅持“傳國璽在鄴”的立場，本質上是在維護冉魏政權的正統象征——傳國璽作為“天命所歸”的物質載體，其歸屬權直接關係到政權的合法性認知。
慕容俊最終釋放常煒並讚其“忠臣也”，看似矛盾的行為實則暗藏深意：既彰顯了自身“容人之量”的政治姿態，又通過優待敵方使臣，反襯冉閔“殺胡”政策的殘暴，為前燕日後進取中原積累道義資本。這種“誅心為上”的政治智慧，成為慕容氏能夠從遼東崛起、最終入主中原的重要原因。
曆史啟示：亂世中的生存邏輯與文明困境
這段曆史片段中，幾乎每個關鍵節點都暗含著深刻的曆史啟示。苻健的“政治表演”揭示了權力合法性的構建規律——在製度尚未成熟的亂世，儀式感與象征意義往往比實際權力更能凝聚人心；冉閔的慘敗印證了“理性決策高於個人意誌”的治國鐵律，任何將國家命運寄托於“讖語”“直覺”的行為，終將付出慘痛代價；常煒的“寧死不欺”則展現了亂世中知識分子的氣節堅守，在道德失序的時代，這種“直情儘言”的精神更顯珍貴。
從宏觀視角看，永和七年的曆史動蕩是魏晉南北朝“大分裂”時代的縮影：中央權威崩塌後，地方勢力與少數民族政權激烈角逐，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整個社會陷入“以力取勝”的叢林法則。但正是在這種混亂中，胡漢文化開始深度交融——苻健重用漢族士族薑伯周、王墮）與氐族酋領，冉閔的“殺胡”與慕容俊的“容漢”形成對比，最終推動了北方民族的融合進程。
曆史總是在重複中前進。永和七年的權力博弈、軍事決策與意識形態之爭，在後世的王朝更迭中不斷上演，但其背後的規律始終未變：尊重規律者興，違背規律者亡；以民為本者存，窮兵黷武者滅。這段看似遙遠的曆史，實則是一麵鏡子，照見了權力的本質、人性的複雜與文明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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