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在那個時候，涼國和宋軍在武始大澤那兒攪和到一塊兒，還為去世的領導辦喪事。閏月的時候，宋軍到了姑臧這地兒。涼王張祚呢，就想著把張瓘的弟弟張琚和他兒子張嵩抓起來乾掉。這哥倆聽說了，立馬在集市上招募了好幾百人，扯著嗓子喊：“張祚這貨太不靠譜，我哥的大軍都到城東啦，誰要是敢動手，滅他三族！”然後就打開西門，把宋軍放進來了。領軍將軍趙長這些人害怕被治罪，就跑到宮裡把張重華的老媽馬氏拉出來，擁立涼武侯張玄靚當老大。易揣他們帶著兵衝進宮殿，把趙長等人抓起來殺了。張祚拿著劍站在殿上，大喊大叫，讓身邊的人使勁兒乾仗。但這張祚平時太不得人心了，根本沒人願意為他拚命，結果就被士兵給砍了。宋軍把他腦袋砍下來，到處展示，還把屍體扔在路邊，城裡的人都歡呼萬歲。最後就用平民的規格把他埋了，還殺了他兩個兒子。張混、張琚讓張玄靚當了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還大赦天下，又恢複使用建興四十三年這個年號。這時候張玄靚才七歲呢。
張瓘到了姑臧，把張玄靚捧成涼王，自己就當了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還讓宋混做尚書仆射。隴西有個叫李儼的，占著自己的地盤，不聽張瓘的命令，還用東晉那邊的年號，好多人都去歸附他。張瓘就派手下將領牛霸去收拾他，還沒到地兒呢，西平人衛綝也造反了，牛霸的軍隊一下子就被打散，跑回來了。張瓘又派弟弟張琚去打衛綝，把衛綝打敗了。酒泉太守馬基起兵響應衛綝，張瓘派司馬張姚、王國去把馬基給殺了。
冬天十月的時候，東晉讓豫州刺史謝尚監管並、冀、幽三個州，鎮守壽春。
鎮北將軍段龕給燕國老大慕容俊寫了封信，用表親的禮儀跟他說話，還不承認他稱帝這事兒。慕容俊一下子就火了，十一月的時候，派太原王慕容恪做大都督、撫軍將軍，讓陽騖當副手，去揍段龕。
秦國這邊，讓辛牢當尚書令，趙韶當左仆射，尚書董榮當右仆射，中護軍趙誨當司隸校尉。
十二月，高句麗王高釗派使者到燕國，送了人質，還上了貢品，就為了把老媽接回去。慕容俊答應了，派殿中將軍刁龕把高釗的老媽周氏送回高句麗。還封高釗為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樂浪公，王的稱號照舊。
上黨有個叫馮鴦的，把燕國的太守段剛趕走了，占了安民城，自己稱太守，還派使者向東晉投降。
秦國丞相雷弱兒這人性格直爽，覺得趙韶、董榮這倆貨把朝政攪得亂七八糟，經常在朝堂上公開批評他們，一看到這倆人就氣得咬牙切齒。趙韶、董榮就在秦王苻生麵前說雷弱兒壞話，苻生就把雷弱兒和他的九個兒子、二十七個孫子都殺了。這下羌族的人都開始有二心了。苻生雖然還在守喪期，但是吃喝玩樂一點沒耽誤，上朝的時候還帶著刀弓，看著大臣們。錘子、鉗子、鋸子、鑿子這些能傷人的家夥，都放在身邊。他即位沒多久，從後妃、公卿到仆人，一共殺了五百多人，砍小腿、折肋骨、鋸脖子、剖腹取胎的事兒，那是經常發生。
燕國老大慕容俊覺得段龕勢力還挺強，就跟太原王慕容恪說：“要是段龕派兵在黃河邊守著，咱們過不去，就直接把呂護收拾了回來。”慕容恪就先派了些輕裝部隊到黃河邊，準備好船，看看段龕啥想法。段龕的弟弟段羆，又勇猛又有腦子，跟段龕說：“慕容恪這人可會打仗了，而且人家兵多，要是讓他們過了黃河，打到城下，到時候就算咱們想投降，估計都沒機會了。哥你就堅守城池，我帶精銳部隊在黃河邊抵抗，要是運氣好打勝了，哥你再帶著大軍跟上，肯定能立大功。要是打輸了，還不如早點投降，起碼還能混個千戶侯。”段龕不聽他的。段羆一直堅持勸，段龕煩了，就把段羆給殺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勾勒出十六國時期涼、燕、秦等政權的混亂圖景，既是權力更迭的“修羅場”，也是人性弱點與時代困境的集中爆發。從現代視角看，其中的權力邏輯、治理漏洞與個體選擇，至今仍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涼國：權力失控下的“速朽循環”
涼王張祚的覆滅，本質是“暴力奪權者終被暴力反噬”的必然。他試圖通過誅殺張瓘親屬鞏固權力，卻忽略了最核心的統治根基——民心。當張琚、張嵩在集市以“滅三族”為威懾招募力量時，數百人響應的背後，是民眾對張祚暴政的集體厭惡；而張祚拔劍督戰時無人效命，更是“失道寡助”的直白體現。
更值得玩味的是涼國的權力傳承邏輯：從張祚被殺，到馬氏被裹挾擁立七歲的張玄靚，再到張瓘進京後“挾幼主掌實權”，本質是“槍杆子決定話語權”的亂世規則。七歲幼主淪為傀儡，大赦天下、恢複舊年號不過是權力洗牌後的“維穩儀式”，卻無法改變涼國內部“強臣爭權”的隱患——後續李儼割據、衛綝造反、馬基響應，本質是權力分散化的必然結果，也印證了“沒有穩定治理體係的政權，再華麗的權力儀式都是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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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國：戰略博弈中的“決策生死線”
慕容俊與段龕的對抗，是“戰略遠見”與“短視自負”的鮮明對比。段龕的致命失誤，在於無視弟弟段羆的理性建議——段羆清晰看透慕容恪“兵多將勇”的優勢，提出“黃河拒敵”的止損策略，既符合“禦敵於國門之外”的軍事邏輯，也為自己留了“戰敗投降”的後路，是亂世中務實的生存智慧。
但段龕不僅拒絕正確戰略，還因“厭煩勸諫”誅殺段羆，本質是“權力自負”扼殺了理性決策。這種“聽不進逆耳忠言”的缺陷，在亂世中直接等同於“自斷臂膀”——他親手除掉唯一能對抗慕容恪的人，等同於為燕國大軍打開了黃河防線的大門。反觀慕容俊，雖有“打不過就撤”的保守預案，卻也懂得讓慕容恪先派輕兵試探敵情，這種“謹慎與靈活並存”的戰略思維，正是燕國能在亂世中立足的重要原因。
秦國：暴政下的“統治自殺式操作”
苻生的統治，是“非理性暴政”摧毀政權根基的典型案例。雷弱兒作為丞相，公開批評趙韶、董榮亂政，本是維護朝堂秩序的正常行為，卻被苻生以“聽信讒言”為由滿門抄斬，不僅自斷肱骨之臣，更引發羌族群體的“二心”——要知道，十六國時期政權的穩定，很大程度依賴於對各民族勢力的平衡，苻生此舉無疑是“主動製造內部矛盾”。
更荒唐的是，苻生在守喪期沉迷享樂，上朝時攜帶刀弓、放置酷刑工具，甚至以“砍小腿、剖腹取胎”為樂，這種“反人性”的統治方式，徹底打破了“君權雖強仍需底線”的政治共識。短短時間內誅殺五百多人，涵蓋後妃、公卿到仆人，本質是“用暴力恐懼替代治理”，而恐懼的儘頭必然是反抗——羌族的離心隻是開始，這種“自殺式暴政”注定無法長久，也為後來秦國的權力更迭埋下伏筆。
亂世中的個體：在“生存”與“道義”間掙紮
這段史料中的個體選擇，折射出亂世中普通人的無奈與困境。張琚、張嵩為自保在集市招募人手，喊出“滅三族”的威懾口號，是“以暴製暴”的生存本能；趙長等人裹挾馬氏擁立幼主，是“怕被治罪”的投機選擇；段羆提出理性建議卻被誅殺，是“忠誠與智慧反遭厄運”的悲劇；高句麗王高釗送質納貢求回母親，是“弱國在強權間妥協”的現實；馮鴦趕走燕太守投靠東晉，是“在多方勢力中擇主而事”的權衡。
這些個體沒有絕對的“善”與“惡”，更多是在“亂世生存法則”下的被動選擇——當秩序崩塌、生命隨時可能被剝奪時，“道義”往往讓位於“自保”，“理想”往往屈服於“現實”。這也恰恰印證了：穩定的秩序、健全的規則，才是人性向善、個體能追求更高價值的前提，而十六國亂世的混亂，正是對“失序代價”最沉痛的注解。
綜上，這段史料不僅是一段曆史記錄，更是一麵鏡子：它照出權力不受約束的瘋狂，照出決策失誤的代價，照出暴政的短命，也照出亂世中個體的掙紮。即便放在現代社會，其中“民心是執政根基”“理性決策是成功關鍵”“權力需要製衡”的核心邏輯，依然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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