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1年升平五年，辛酉年）
春天一月，朝廷來了波大赦天下，大家都鬆了口氣。
劉衛辰跑去搶了前秦邊境五十多名老百姓，當奴婢獻給前秦。苻堅可不樂意了，狠狠責備他，讓他把人都放回去。這劉衛辰一氣之下，直接跟前秦翻臉，轉頭抱了代國的大腿。
東安簡伯郗曇去世。二月，朝廷讓東陽太守範汪掌管徐、兗、青、冀、幽五州軍事，還兼任徐、兗二州刺史。
平陽有人帶著全郡投降前燕。前燕派建威將軍段剛當太守，還讓督護韓苞帶兵一起守平陽。
有個叫丁進的方士，在前燕皇帝慕容俊麵前挺得寵。這家夥想巴結太宰慕容恪，就攛掇慕容恪去殺太傅慕容評。慕容恪一聽，火冒三丈，直接上奏把丁進抓起來砍了。
高昌掛了，前燕河內太守呂護收編了他的人馬，還派使者來東晉投降，東晉封呂護為冀州刺史。這呂護打算拉著晉兵去偷襲鄴城。三月，前燕太宰慕容恪帶著五萬大軍，冠軍將軍皇甫真領著一萬兵馬，一起去收拾呂護。燕軍到了野王，呂護龜縮在城裡死守。護軍將軍傅顏著急，想趕緊攻城，覺得這樣能省事兒。慕容恪卻說：“這老狐狸經曆的事兒多著呢，看他那守備，不好一下子攻下來。之前攻黎陽，死了好多精銳，最後也沒打下來，還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呂護這家夥，城裡沒糧草，外麵沒救兵，咱隻要挖深溝、築高壘，穩穩守著，讓士兵們休息休息，再離間他的手下。這樣咱不費啥勁兒，他的處境就越來越難。不出一百天，肯定能拿下，何必為了快點兒贏，讓士兵們白白送死呢！”於是就圍著城不進攻。
夏天四月，桓溫讓他弟弟黃門郎桓豁掌管沔中七郡軍事，還兼任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帶兵拿下許昌，打敗了前燕將領慕容塵。
前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病得不行了，張玄靚和他祖母馬氏去看他。馬氏說：“將軍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孤兒寡母可咋辦呀？想讓林宗接您的班，行不？”宋混說：“我兒子林宗年紀小，擔不起這大任。殿下要是還瞧得起我們家，我弟弟宋澄處理政事比我強，就是性子可能有點兒慢，遇到事兒反應不夠快。殿下要是多督促他，應該沒問題。”宋混又告誡宋澄和幾個兒子：“咱家人受了國家大恩，得拿命報答，彆仗著權勢地位就目中無人。”見到朝廷大臣，也都叮囑他們要忠誠。等宋混去世，連路人都忍不住掉眼淚。張玄靚就讓宋澄當領軍將軍，輔助處理政務。
五月丁巳日，皇帝駕崩，沒留下子嗣。皇太後下令說：“琅邪王司馬丕，那可是中興正統，論聲望、地位，沒人能比得過他，就讓他繼承皇位！”於是百官備好車駕，去琅邪王府接他。庚申日，司馬丕登基，接著大赦天下。壬戌日，改封東海王司馬弈為琅邪王。秋天7月戊午日，把穆帝葬在永平陵，給他上廟號為孝宗。
前燕軍隊把野王圍了好幾個月，呂護派將領張興出城迎戰，結果被傅顏一刀砍了，城裡形勢越來越危急。皇甫真告誡手下將領：“呂護眼看要完蛋，肯定會找防守薄弱的地方突圍。咱這兒士兵不少身體弱的，武器裝備也不咋精良，得小心防備著。”於是讓人多準備盾牌，還親自檢查夜裡巡邏的情況。呂護糧食吃完了，果然趁夜帶著精銳往皇甫真這邊突圍，結果沒衝出去。太宰慕容恪帶兵殺過來，呂護的人幾乎死光了，他自己扔下老婆孩子，逃到滎陽去了。慕容恪安撫投降的百姓，給他們發糧食，還把當地的士人、將帥遷到鄴城，其他人愛乾啥乾啥。還任命呂護的參軍廣平人梁琛為中書著作郎。
九月戊申日，立王妃王氏為皇後，這王氏是王蒙的女兒。穆帝的何皇後改稱穆皇後，住在永安宮。
前涼右司馬張邕看宋澄獨攬大權不爽，起兵攻打宋澄，把他殺了，還滅了他全家。張玄靚讓張邕當中護軍，叔父張天錫當中領軍，一起輔助朝政。
張平去攻打前燕的平陽，殺了段剛和韓苞，又去打雁門，殺了太守單男。後來被前秦攻擊，張平又趕緊向前燕道歉求救。前燕覺得這家夥反複無常，沒搭理他，張平就被前秦滅了。
乙亥日，前秦大赦天下。
徐、兗二州刺史範汪，一直被桓溫看不順眼。桓溫準備北伐，讓範汪帶兵從梁國出發。冬天十月，範汪因為沒按時到達，被擼成老百姓，從此被廢，最後死在家裡。他兒子範寧，特喜歡儒學，性格直爽，他覺得王弼、何晏的罪過比夏桀、商紂還大。有人覺得他說得太誇張。範寧說：“王弼、何晏他們拋棄經典，無視仁義，整天說些沒用的空話，把年輕人都帶壞了，搞得那些士大夫都跟著學壞，禮崩樂壞，中原都淪陷了。他們留下的壞風氣，到現在還在害人。夏桀、商紂也就一時殘暴，頂多把自己國家搞沒了，給後人當個教訓，哪能像王、何二人這樣，把老百姓的思想都帶歪呢！所以我覺得一時的災禍算輕的，世代流傳的禍患才嚴重，自己犯錯事兒小，帶壞眾人的罪過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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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護又反水了，跑去投奔前燕。前燕居然原諒他，還封他為廣州刺史。
前涼的張邕那是越來越膨脹，專權不說，還亂殺人，搞得國內百姓怨聲載道。張天錫的親信敦煌人劉肅對張天錫說：“咱國家這事兒還沒完呢！”張天錫問：“咋說？”劉肅說：“現在張邕進出的架勢，跟之前的長寧侯一模一樣。”張天錫一驚，說：“我早就懷疑他了，一直沒敢說。咋辦？”劉肅說：“趕緊除掉他！”張天錫問：“誰能乾這事兒？”劉肅說：“我就行！”當時劉肅還不到二十歲。張天錫說：“你年紀小，再找個人幫忙。”劉肅說：“趙白駒跟我兩個人就夠了。”十一月，張天錫和張邕一起進宮，劉肅和趙白駒跟著張天錫。在宮門口碰到張邕，劉肅上去砍，沒砍著，趙白駒接著砍，也沒成功。三人趕緊躲進宮中，張邕趁機逃跑，帶著三百多甲士攻打宮門。張天錫爬上屋頂大喊：“張邕這混蛋，又凶又壞，滅了宋氏還不算，還想搞垮我家。你們這些將士，世代都是前涼的臣子，咋忍心拿刀對著我呢！今天要收拾的就張邕一個，其他人一概不追究！”張邕的士兵一聽，全跑光了，張邕沒辦法，隻好自殺，他的家族黨羽也全被消滅。張玄靚任命張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助朝政。十二月，前涼廢除建興四十九年的年號，改用東晉升平年號。東晉下詔封張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前燕又大赦天下。
前秦苻堅讓各地官員推舉孝順友愛、廉潔正直、有學問、會處理政事的人。要是推舉的人靠譜，就給推舉者獎賞，要是不靠譜，就治罪。這下沒人敢亂推舉了，走後門兒這事兒也行不通了，大家都努力上進。就算是皇親國戚，沒本事的也都靠邊站。那時候，朝廷內外官員大多都很稱職，農田都開墾得好好的，倉庫也滿滿當當，連盜賊都沒了。
這一年，歸義侯李勢去世。
【內核解讀】
升平五年公元361年），是東晉、前秦、前燕、前涼等政權並立的十六國時期中具有標誌性的一年。這一年裡，各方勢力圍繞權力更迭、疆域爭奪、內部治理展開了激烈博弈，諸多事件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政治格局，更埋下了後續曆史走向的伏筆。
北方政權的疆域爭奪與戰略博弈
前秦、前燕與代國之間的關係在這一年呈現出複雜的動態變化。劉衛辰作為北方部族首領，試圖通過“獻奴婢”討好前秦，卻因苻堅“責其歸所掠”而叛秦附代，這一事件折射出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之間“臣服反叛”的脆弱關係——部族首領往往以利益權衡決定依附對象，而中原王朝的“德治”訴求與邊疆實際治理需求時常存在矛盾。苻堅的處置雖體現了大國姿態，卻也失去了對邊疆部族的控製，為北方邊境的長期動蕩埋下隱患。
前燕與東晉的軍事衝突則展現了戰略決策的重要性。呂護降晉後欲襲鄴城，前燕太宰慕容恪以五萬大軍征討，麵對部將“急攻”的請求，他堅持“深溝高壘、坐而守之”的策略。慕容恪的決策基於對敵軍的精準判斷：呂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而強攻隻會重蹈“攻黎陽多殺精銳卻不能拔”的覆轍。最終，前燕以“十旬圍守”的代價瓦解敵軍，既減少了兵力損耗，又通過“存撫降民、給其廩食”的安撫政策鞏固了占領區。這種“軍事打擊+政治安撫”的組合策略，體現了前燕在擴張中的成熟治理思路。
而張平襲燕平陽後又因被秦攻擊而向燕求救，卻因“反複無常”遭拒最終被秦所滅，這一結局則警示了政治博弈中“信用”的重要性——在多方勢力交錯的環境中，搖擺不定的投機行為終將失去生存空間。
東晉的權力更迭與內部矛盾
東晉在這一年經曆了皇權交替的關鍵節點。穆帝無嗣而崩，皇太後以“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為由立其為帝，完成了權力的平穩過渡。但皇權更迭背後，是門閥士族與皇族、士族之間的深層矛盾。桓溫作為東晉權臣，借北伐之名進一步擴張勢力，其弟桓豁“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的軍事勝利，實則是桓氏家族鞏固權力的手段。
範汪被廢事件則赤裸裸地展現了桓溫的專權。範汪作為徐、兗二州刺史，因“失期”被免為庶人，表麵是軍事失誤，實則源於“素為桓溫所惡”的政治積怨。這一事件標誌著東晉“皇權旁落、士族專權”的格局進一步加深——士族領袖通過軍事指揮權的掌控，可隨意處置地方官員，中央權威被嚴重削弱。
值得關注的是範寧對王弼、何晏的尖銳批判：“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這一觀點雖帶有儒家正統立場的偏激，卻點出了魏晉玄學盛行帶來的社會問題——當士族階層沉迷於清談玄虛，拋棄儒家典章與仁義倫理，必然導致社會價值觀崩塌與治理能力衰退。範寧的批判本質上是對東晉士族“清談誤國”的反思，也為後續東晉的改革訴求埋下了思想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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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涼的權力鬥爭與治理傳承
前涼在這一年經曆了輔政體係的兩次更迭，展現了小國生存的艱難與權力傳承的風險。宋混病重時拒絕讓幼子林宗繼位，轉而推薦“政事愈於己”的弟弟宋澄，同時告誡子弟“無恃勢位以驕人”，並向朝臣強調“忠貞”，其臨終安排體現了以國事為重的治理理念。然而，宋澄掌權僅數月便被張邕攻殺滅族，這一悲劇揭示了前涼權力結構的脆弱性——缺乏穩固的宗法繼承製度與軍事支撐的輔政體係，難以抵禦野心家的覬覦。
張邕掌權後“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最終被張天錫聯合劉肅、趙白駒誅殺，這一反轉則體現了權力鬥爭的殘酷性。張天錫通過宮廷政變奪取權力後，“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表麵上是臣服東晉，實則是借東晉年號鞏固自身統治合法性。前涼的頻繁內鬥消耗了國力，為其後續被前秦所滅埋下了隱患。
前秦的製度革新與崛起伏筆
與其他政權的動蕩形成對比的是前秦的穩步發展。苻堅在這一年推行“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的人才選拔製度，並以“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罪”的獎懲機製確保實效。這一改革打破了魏晉以來門閥壟斷仕途的局麵，使得“士皆自勵”“內外之官率皆稱職”，同時伴隨“田疇修辟，倉庫充實，盜賊屏息”的治理成果。苻堅的人才政策不僅提升了行政效率，更凝聚了統治基礎，為前秦後續統一北方奠定了製度基礎。這種“重實用、輕門第”的用人導向，與東晉“清談誤國”形成鮮明對比，預示了北方政權即將崛起的曆史趨勢。
文化與社會倫理的時代鏡像
這一年的曆史細節中，還隱藏著豐富的社會文化信息。宋混臨終“戒澄及諸子‘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其去世後“行路為之揮涕”，體現了儒家“忠君愛國”倫理在士民心中的深厚影響；而慕容恪拒絕“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強調“不勞而賊勢日蹙”，則反映了軍事倫理中“恤兵”思想的覺醒。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年的諸多事件共同構成了十六國時期的典型特征：政權更迭頻繁、軍事衝突不斷，但在動蕩中，各政權通過製度探索、戰略調整、文化融合逐漸推動曆史向前發展。前秦的製度革新、前燕的戰略成熟、東晉的矛盾積累、前涼的內耗衰退，共同勾勒出一幅“北方漸強、南方漸弱”的格局雛形，為公元4世紀後期前秦統一北方、淝水之戰等重大曆史事件埋下了伏筆。
升平五年的曆史告訴我們：在分裂動蕩的時代，政權的興衰不僅取決於軍事力量，更取決於治理智慧、人才政策與倫理共識——那些能夠平衡擴張與穩定、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政權，終將在曆史競爭中占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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