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七月，秦王苻堅去洛陽溜達了一圈。
代國的世子拓跋寔娶了東部大人賀野乾的女兒，後來拓跋寔去世，他老婆懷著遺腹子，甲戌這天生了個大胖小子。代王什翼犍高興壞了，直接在國內放了一波大赦，給孩子取名涉圭也就是後來的拓跋珪）。
大司馬桓溫覺得梁、益兩地亂賊太多，而周氏家族在當地一直很有威望，於是在八月任命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管益、梁二州的軍事，還兼任益州刺史。這周仲孫是周光的兒子，也算將門之後了。
前秦這邊，任命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讓他鎮守武始。
王猛因為潞川之戰立了大功，就向苻堅推薦鄧羌當司隸校尉。結果苻堅下詔書說：“司隸校尉這官管著京城一帶，責任太重，可不是用來優待名將的。當年光武帝不給功臣安排具體政務，那才是真把他們當回事兒。鄧羌有廉頗、李牧那樣的本事，我還打算讓他去搞征伐呢，北邊打匈奴，南邊掃揚、越，這才是他的活兒，司隸校尉那職位哪配得上他！給他升個鎮軍將軍，地位特進。”
九月，秦王苻堅回了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在上邽去世，苻堅又讓李儼的兒子李辯當了河州刺史。
冬天十月，秦王苻堅去了鄴城，在西山打獵，嗨了十多天都不想回去。有個藝人叫王洛，直接拉住馬韁繩勸他：“陛下您可是萬民的靠山，現在天天打獵不回家，萬一出點意外，太後和天下人咋辦啊！”苻堅一聽，立馬停獵回宮。王猛趁機說：“打獵確實不是啥要緊事，王洛這話可得記牢了。”苻堅賞賜王洛一百匹帛，讓他當“官箴左右”相當於貼身勸諫官），從這以後再也不打獵了。
另一邊，大司馬桓溫仗著自己有本事、地位高，心裡早就憋著當皇帝的念頭，曾摸著枕頭歎氣：“男人要是不能流芳百世，那也得遺臭萬年啊！”有個會看相的術士叫杜炅，桓溫就問他自己能混到啥位置，杜炅說：“明公您功勞大到蓋過宇宙，地位已經是臣子的頂流了。”桓溫聽了老大不開心。他本來想先在河朔立點功，攢攢人氣，回頭好接受九錫大臣能拿到的最高禮遇，一般都是篡位前奏）。結果枋頭之戰輸得慘，威望直接跌穀底。後來打下壽春，他問參軍郗超：“這下能洗刷枋頭的恥辱了吧？”郗超說：“還差得遠呢。”過了陣子，郗超在桓溫那兒留宿，半夜對他說：“明公就沒點彆的想法嗎？”桓溫說：“你有話就直說唄？”郗超道：“您擔著天下重任，現在都六十歲了，上次大動作還搞砸了，不整個前無古人的大功勞，根本鎮不住人心啊！”桓溫問：“那咋整？”郗超說：“您要是不搞伊尹、霍光那套廢立皇帝），就沒法建立絕對權威，鎮住全國。”桓溫本來就有這心思，一聽這話簡直說到心坎裡，立馬和郗超定了計劃。因為當時的皇帝平時挺老實，沒犯啥錯，不好直接下手，他們就從私生活上找突破口，造謠說“皇帝早就有陽痿，他的男寵相龍、計好、朱炅寶這些人，天天在宮裡陪著，結果兩個美人田氏、孟氏生了三個兒子，這是想立自己的娃當太子，要變天呐！”還偷偷把這話在民間傳開，當時的人也分不清真假。
十一月癸卯這天，桓溫從廣陵回姑孰，中途在白石屯兵。丁未那天，他去了建康，找褚太後打暗號，想廢了皇帝，立丞相會稽王昱，還把擬好的詔令草稿給太後看。當時太後正在佛堂燒香，內侍報告說：“外麵有急奏。”太後出來，靠著門框看了幾行，就說：“我早就懷疑這事兒了！”看到一半停住，拿筆加了句：“我這未亡人真是倒黴，碰上這麼多糟心事，想起活著的和死去的，心裡跟割肉似的。”
己酉這天，桓溫把百官召集到朝堂。廢立皇帝這種事太久沒發生過，誰都不知道該按啥規矩來，百官嚇得直哆嗦。桓溫自己也緊張得臉色都變了，不知道該乾啥。還好尚書仆射王彪之知道這事攔不住，就對桓溫說：“您是輔佐皇家的重臣，得按老規矩來。”然後讓人取來《霍光傳》，分分鐘就把禮儀製度定好了。王彪之穿著朝服站在台階上，一臉淡定，毫無懼色，文武百官的禮儀規範全靠他定，朝廷上下都服了。接著就宣讀太後詔令，把皇帝廢為東海王，讓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繼位。百官進太極前殿，桓溫派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去收皇帝的玉璽綬帶。皇帝戴著白帽子、穿件單衣，從西堂走下來，坐牛車出了神虎門，大臣們跪地送行，個個哭唧唧的。侍禦史、殿中監帶了一百個兵把他送到東海王府。桓溫則帶著百官備好車馬儀仗，去會稽王府迎接新皇帝。會稽王在朝堂換了衣服，戴平頂頭巾、穿單衣，麵朝東哭了一通，然後接受玉璽綬帶，當天就登基了，還改了年號。桓溫腳有點毛病，皇帝特批他坐車進殿。桓溫本來準備了一堆話，想說說廢立的原因，結果新皇帝一接見他，就哭了幾十行眼淚，桓溫嚇得啥也說不出來，直接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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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武陵王司馬曦，喜歡搞軍事，被桓溫盯上了，想把他也廢了，就把這事跟王彪之說了。王彪之勸道：“武陵王是皇室近親，又沒犯啥明麵上的罪，不能因為猜疑心就廢了他。您擁立了新皇帝，應該好好扶持王室，學伊尹、周公那樣留個好名聲；這事兒太大，得再琢磨琢磨。”桓溫說：“這事兒都定了，你彆管了！”乙卯這天，桓溫上表說：“司馬曦招了一堆輕浮好鬥的人，他兒子司馬綜還特殘忍；之前袁真叛亂，他倆也有關係。最近他又疑神疑鬼，再這樣要出亂子。請免了他的官，讓他回封地當王爺去。”朝廷同意了，還把他的世子司馬綜、梁王司馬逢等人的官也給免了。桓溫派魏郡太守毛安之帶著部下在殿中當值守衛，這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
庚戌這天，尊褚太後為崇德太後。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聚焦於公元371年東晉太和六年、前秦建元七年）的曆史片段，串聯起前秦與東晉兩大政權的關鍵事件與人物動態。從政治博弈到個人抉擇，從製度運作到人性顯露，這段記載為我們勾勒出十六國與東晉對峙時期的複雜圖景，其中諸多細節至今仍具曆史啟示意義。
前秦：明君賢臣的治世雛形
前秦在苻堅與王猛的治理下，展現出鮮明的政治理性與製度活力。苻堅作為君主，其行為軌跡呈現出明顯的成長弧線：七月巡幸洛陽、九月返回長安，體現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力；對鄧羌的任用決策尤為精妙——拒絕將名將鄧羌安置在司隸校尉的行政崗位，而是委以征伐重任，既遵循“不以吏事處功臣”的曆史智慧，又充分發揮人才專長，這種“人崗匹配”的用人理念，超越了時代局限。
王洛諫獵事件更凸顯前秦政治生態的健康。伶人王洛以“太後、天下”為念，敢於叩馬直諫；苻堅不僅納諫罷獵，更通過賞賜與晉升強化諫言價值；王猛順勢強化諫言意義，形成“臣諫君納製度固化”的良性循環。這種“從善如流”的政治氛圍，與同時期東晉的權臣專斷形成鮮明對比，為前秦後來統一北方奠定了政治基礎。
在地方治理上，前秦堅持“父死子繼”的軍政傳承模式——李儼死後以其子李辯繼任河州刺史，既保證了邊疆穩定，又通過家族紐帶強化地方對中央的認同，這種務實的邊疆政策，有效鞏固了其在西北的統治。
東晉：權臣主導下的政治危機
東晉的曆史進程則被大司馬桓溫的個人野心深度裹挾。桓溫“流芳百世與遺臭萬年”的慨歎，直白暴露了亂世中權力欲對人性的扭曲。枋頭之敗後，其“立功河朔以收時望”的計劃破產，轉而尋求通過“廢立之舉”強化權威，折射出東晉門閥政治的致命缺陷——當個人權力超越製度約束，政治博弈便淪為赤裸裸的實力較量。
郗超與桓溫的密謀，將這種權力遊戲推向高潮。以“床笫之私”構陷皇帝，通過散布謠言動搖皇權合法性，最終迫使褚太後同意廢立，整個過程充滿陰謀算計。值得注意的是，太後“我本自疑此”的表態與補筆“心焉如割”，既反映出深宮對權力鬥爭的敏感，也暗示了東晉皇權的弱勢地位——連太後都需在權臣壓力下妥協。
朝堂之上的廢立儀式更顯荒誕：百官因“曠代無典”而震栗，桓溫本人也“色動不知所為”，最終靠《霍光傳》的典故才完成程序。這種對曆史典章的臨時依賴，暴露出東晉政治製度的脆弱性——當權力突破傳統禮法框架，連權臣都需借助曆史權威掩飾現實野心。
製度對比：兩種政治邏輯的碰撞
前秦與東晉的政治運作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邏輯。前秦通過“君主集權+賢臣輔政+諫言機製”構建起高效行政體係，苻堅與王猛的君臣配合形成“決策執行監督”的閉環，對鄧羌、李辯的任用體現製度化傳承思維；而東晉則深陷“門閥專權+禮法虛設+謠言政治”的泥潭，桓溫的個人意誌主導政治走向，廢立過程中製度淪為工具，傳統禮法僅作為權力鬥爭的遮羞布。
在邊疆治理上，前秦“軍政合一”的刺史製度如李儼父子鎮守河州）有效鞏固了邊疆，而東晉依賴周氏家族鎮守梁益二州，雖屬無奈之舉，卻延續了門閥壟斷地方軍政的積弊，埋下地方割據隱患。
人性啟示：權力場中的選擇與代價
這段曆史中的人物抉擇極具警示意義。苻堅展現了君主“自我克製”的重要性——從遊獵忘返到終身罷獵，體現權力持有者對“欲望邊界”的認知；王猛則詮釋了賢臣的角色定位，既能運籌帷幄，更能借勢引導君主向善；而桓溫的悲劇在於將個人價值完全寄托於權力巔峰，最終陷入“不建不世之勳則無以鎮民望”的邏輯陷阱，走向不擇手段的權力攫取。
代國世子遺腹子涉圭的出生與大赦，看似與主線無關，實則隱喻著亂世中的生命傳承與希望延續。在刀光劍影的政治博弈中，新生命的誕生提醒我們：曆史不僅是權力的遊戲，更是文明的延續。
結語：曆史鏡像中的政治智慧
這段記載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亂世政治的複雜麵相。前秦的成功在於構建了“製度高於個人”的政治生態，東晉的困境則源於“個人淩駕製度”的權力失衡。從苻堅納諫到桓溫廢立，從王猛輔政到郗超獻策，曆史人物的每一次選擇都在書寫著王朝的命運軌跡。
在權力與人性的永恒博弈中，這段曆史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政治的良性運作，既需要“從善如流”的執政者，也需要“敢於直諫”的建言者，更需要“約束權力”的製度框架。而個人在曆史洪流中的定位，終究取決於其選擇的價值坐標——是追求“鎮愜民望”的功業，還是沉迷“威震四海”的權欲，這或許是每個時代都需麵對的永恒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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