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前秦老大苻登安排竇衝當大司馬，負責隴東片區軍事，還兼雍州牧；讓楊定當左丞相，總管全國軍事，兼任秦、梁二州牧；楊壁則負責隴右軍事，兼南秦、益二州牧，約好一起攻打後秦。另外還聯係了河西軍區的楊政和河東軍區的楊楷，讓他們帶兵到長安集合。這倆人都是河東人，當年前秦的苻丕戰敗後，他們收攏了幾萬流民，楊政占了河西，楊楷據守湖、陝之間，後來派人向前秦表忠心，苻登就順水推舟給了他們這些官銜。
燕國的樂浪悼王慕容溫當冀州刺史時，翟遼派了個叫故堤的丁零人假裝投降，混到慕容溫身邊當親信。乙酉這天，故堤突然刺殺了慕容溫，連帶著長史司馬驅也殺了，然後帶著兩百多守兵投奔西燕。遼西王慕容農在襄國設伏攔截，把這些人全逮了，就故堤跑了。
十一月，枹罕的羌族首領彭奚念投靠乞伏乾歸，被封了北河州刺史。
說起來，晉孝武帝剛開始親政時，還挺有帝王範兒，權力抓得牢。但後來就放飛自我了，整天喝酒泡妞，把國事全扔給琅邪王司馬道子。這司馬道子也不是省油的燈，倆人天天摟著喝酒唱歌，朝政不管不顧。還瘋狂信佛，花錢大手大腳，身邊全是些奶媽、和尚尼姑之類的人。這幫人趁機搞權錢交易，官爵亂封，司法也一團糟。尚書令陸納看著皇宮歎氣：“好好的家，被這幫小兔崽子折騰壞了！”左衛將軍許營上書吐槽：“現在朝廷裡的辦事員、衛兵，甚至連隨母姓的仆役，本來沒什麼出身，都能當郡守縣令，還有的在宮裡掛職。和尚尼姑、奶媽們也拉幫結派，收受賄賂就敢當官管事，搞得政策混亂，無辜的人遭殃，搶劫成風。當年陛下讓大家提意見，結果意見一堆，一條沒采納。佛本來是多清高的存在，現在的和尚尼姑連基本的五戒都守不住，還談什麼精妙佛法？偏偏有人就信這套，還搜刮百姓搞‘布施’，這哪是布施，分明是搶錢！”結果這奏折石沉大海。
司馬道子權傾朝野，到處都是巴結他的人。孝武帝心裡不爽，但表麵上還得捧著。侍中王國寶靠著拍馬屁在司馬道子麵前得寵，煽動大臣們提議讓司馬道子當丞相、揚州牧，還想給他“假黃鉞”的特權。護軍將軍車胤懟道：“這是周成王對周公才有的待遇，現在陛下掌權，能跟成王比嗎？相王司馬道子）又不是周公！”然後裝病不簽字。這事讓孝武帝暴怒，但反而覺得車胤有骨氣。
中書侍郎範寧、徐邈是孝武帝的親信，經常提意見糾錯，還敢罵奸臣。王國寶是範寧的外甥，範寧特彆討厭他拍馬屁，勸孝武帝把他開了。陳郡的袁悅之受司馬道子寵信，王國寶讓他通過尼姑妙音給太子他媽陳淑媛遞話：“王國寶特靠譜，值得信任。”孝武帝知道後，借彆的事把袁悅之砍了。王國寶嚇尿了，跟司馬道子一起陷害範寧，把他貶到豫章當太守。範寧臨走前上書：“現在邊境沒打仗，國庫卻空了。古代老百姓一年服役不超過三天，現在簡直沒一天休息，搞得有人生了孩子都不養，光棍寡婦不敢結婚。國家要完啊，這情況比‘厝火積薪’還危險！”還說：“中原人跑到江南這麼久，早該落地生根了，得按居住地登記戶口土斷）。還有，人都愛攀比奢侈，再有錢也不夠花，得提倡節儉。現在十六歲就算全勞力，十三歲算半勞力，這哪是給孩子乾活，簡直是坑百姓！建議二十歲算全丁，十六歲算半丁，這樣人才能好好活著。”孝武帝采納了不少。
範寧到了豫章，派十五個屬官下去查地方治理，連出差的小吏都要問當地官的好壞。徐邈給他寫信：“你辦事公正，效率高，底下人自然不敢亂來，何必讓屬官跑遍鄉裡聽閒話？這不僅沒用，還會給他們搜刮民脂民膏的機會。自古以來，想當‘耳目’的大多是小人，先靠小忠小信獲得信任，最後乾大壞事，搞得是非顛倒，你可得小心！選幾個靠譜的頭目管著下屬，再派公正的人監督，好壞自然清楚，哪用得著到處打聽？當年馬皇後都不搞這些，你一個大男人還不懂？”
十二月，後秦老大姚萇讓東門將軍任瓫假裝投降，騙苻登說願意開門放他進城。苻登差點就信了，征東將軍雷惡地正好在外帶兵，聽說後趕緊騎馬回來勸：“姚萇這老狐狸的話能信？”苻登才作罷。姚萇聽說雷惡地去見苻登，歎氣：“這羌人一去，事兒黃了！”苻登其實也怕雷惡地太能打，雷惡地察覺到了，乾脆投降後秦，被封了鎮軍將軍。
前秦任命安成王苻廣為司徒。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勾勒出公元4世紀末中國南北分裂、政權更迭頻繁的動蕩圖景。北方十六國相互攻伐、權謀交織，南方東晉王朝則陷入內部腐朽與權力博弈，展現出亂世中政治、軍事與社會的複雜麵相。
北方政權的混戰與生存博弈
北方各政權的關係呈現出“合縱連橫卻轉瞬即破”的特點。前秦主苻登試圖通過分封官職任命竇衝為大司馬、楊定為左丞相）構建反後秦聯盟，這種基於利益的聯合看似聲勢浩大，卻因缺乏穩固基礎難以持久。雷惡地從反對苻登輕信姚萇詐降，到因苻登猜忌轉而降秦的過程，深刻暴露了亂世中將領的生存困境——忠誠在權力猜忌麵前不堪一擊，個人選擇往往成為保全性命的無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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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遼派丁零故堤詐降刺殺燕冀州刺史溫的事件，堪稱十六國時期“詐降戰術”的典型案例。這種不擇手段的權謀鬥爭，反映出當時政權間“無信不立卻無信可守”的畸形生態。而慕容農在襄國截擊叛軍的勝利，又體現了軍事博弈中反應速度與執行力的重要性，亂世中的軍事勝利往往取決於瞬間的決斷與行動。
乞伏乾歸收納彭奚念並任命其為北河州刺史的舉措，則展現了少數民族政權擴張勢力的常用策略——通過吸納地方部族首領，以官職換取其歸附，實現對區域的間接控製。這種“以夷製夷”的治理模式，既是當時多民族雜居環境的必然選擇，也為後續的民族融合埋下伏筆。
東晉王朝的內部腐朽與改革嘗試
東晉孝武帝的統治軌跡堪稱“明君潛質的墮落史”。從“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到“溺於酒色，委事道子”，這種轉變不僅是個人意誌的衰退，更折射出皇權缺乏有效製約的致命缺陷。帝王沉溺享樂、權臣司馬道子）嗜酒誤政的雙重腐朽，直接導致了“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的政治亂象。
許營的上疏堪稱揭露時弊的“盛世危言”。他指出的三大問題極具代表性：一是選官製度崩壞，“仆隸婢兒取母之姓者”竟能擔任地方要職，打破了傳統的鄉邑品第選拔標準；二是僧尼乳母等特殊群體乾預朝政，形成利益集團；三是佛教發展偏離本義，僧尼“五誡粗法尚不能遵”卻“侵漁百姓”。這些批判精準擊中了東晉社會的病灶，卻因“疏奏不省”而石沉大海，反映出統治集團對危機的麻木不仁。
範寧的改革主張則展現了清醒士大夫的擔當。他提出的“土斷”政策以居住地確定戶籍）直指流民管理的核心問題，有利於加強中央對人口的控製；建議將全丁年齡從16歲提高到20歲，半丁從13歲提高到16歲，更是關注民生疾苦的務實之舉，試圖緩解過度勞役對人口繁衍的破壞。孝武帝“多納用之”的態度，說明統治集團內部仍有改革共識，隻是受製於既得利益集團而難以徹底推行。
權力博弈中的人性百態
這段曆史中的人物選擇深刻反映了權力場的生存邏輯。王國寶通過“讒佞有寵”獲得司馬道子信任，又試圖通過後宮路線致書陳淑媛）鞏固地位，最終引發孝武帝震怒，展現了投機者“機關算儘太聰明”的結局。車胤拒絕簽署推舉司馬道子進位的奏疏，則體現了傳統士大夫“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成為汙濁政壇中的一抹亮色。
徐邈寫給範寧的書信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智慧。他反對“邑至裡詣”的頻繁巡查，主張通過“慎選綱紀”“任用良吏”建立製度性監督，這種“重製度輕耳目”的治理理念，即使在今天仍具啟示意義。他警示“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精準點出了親信政治的危險性——小忠小信往往成為大奸大惡的偽裝。
陸納“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的感歎，道儘了有識之士對王朝衰落的痛心。當一個政權的核心決策者沉溺享樂、官員群體追逐私利、改革建議無人采納時，其衰落便成為曆史的必然。東晉的腐朽與北方的戰亂相互映照，共同構成了魏晉南北朝“亂世輪回”的典型樣本。
曆史啟示：製度與人性的永恒博弈
這段史料揭示的核心問題超越了時代局限：權力缺乏製約必然導致腐朽，製度崩壞必然引發混亂，而人性中的貪婪與短視則會加速這一過程。北方政權的軍事博弈與南方王朝的政治腐朽，本質上都是“製度失效”後的無序競爭。範寧、徐邈等人的改革嘗試雖未成功，卻留下了寶貴的治理經驗——唯有建立合理的製度框架、堅守基本的政治倫理，才能在複雜的權力場中實現長治久安。
在今天看來，這段曆史不僅是王朝興衰的記錄，更是關於權力、人性與製度的深刻教材。它警示我們：任何政權若忽視民生疾苦、縱容權力濫用、拒絕合理改革，終將重蹈“纖兒撞壞好家居”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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