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丙寅日，北魏皇帝跑去陰山溜達。
臧質到了尋陽，把官府房子一把火燒了，帶著歌姬小妾往西跑。他讓寵愛的何文敬帶著剩下的兵在前麵開路，到了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忽悠何文敬說：“上頭詔書隻抓主犯，其他人一概不追究，你不如趕緊跑。”何文敬就把大夥扔下自己溜了。臧質之前安排妹夫羊衝當武昌郡守，他就想去投靠妹夫。結果羊衝已經被郡丞胡庇之給殺了，臧質沒地兒去，隻好逃到南湖。在那摘蓮子吃，追兵一來，他就拿荷葉蓋著頭，把自己沉到水裡，隻露出個鼻子。戊辰日，一個叫鄭俱兒的軍官瞧見了，一箭射過去，正中臧質，大夥一擁而上，臧質被砍得腸子都掛在水草上，腦袋被砍下來送到建康。他的子孫也都被拉去砍頭，他的黨羽豫章太守樂安人任薈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也都被殺。杜仲儒是杜驥哥哥的兒子。功臣柳元景等人則按功勞大小得到不同封賞。
丞相義宣逃到江夏，聽說巴陵有軍隊，又掉頭往江陵跑，人都快散光了，就剩下身邊十來個人，走著走著腳疼得走不動，就雇了輛沒篷的車，一路要飯。到了江陵城外，派人去通知竺超民，竺超民帶著儀仗隊和士兵來迎接。當時荊州還有一萬多帶甲的士兵，身邊的翟靈寶提醒義宣要安撫將領們，說“臧質不聽指揮，才導致失敗。現在我們整頓軍隊，修理戰甲，再做以後的打算。以前漢高祖打了一百次敗仗，最後不也成就大業了嘛！”結果義宣一緊張，把話記錯了，說成“項羽打了一千次敗仗”，大夥都忍不住偷笑。魯秀、竺超民等人還想收攏殘兵再拚一把，可義宣已經沒了鬥誌，整個人都懵圈了，躲在屋裡不出來，身邊的心腹也慢慢跑光了。魯秀往北跑，義宣自己沒主意，想跟著魯秀走，就帶著兒子劉慆和五個寵愛的小妾，換上男裝跟著跑。城裡一下子亂套了，刀光劍影的，義宣害怕，從馬上摔下來，隻好步行。竺超民把他送到城外，又給了他一匹馬，自己回城堅守。義宣沒追上魯秀，身邊的人也都跑光了，夜裡又回到南郡的空衙門。第二天，竺超民把他抓起來交給執法官。義宣坐在牢房裡歎氣說：“臧質這個老東西坑死我了！”五個小妾很快被送走，義宣大哭，對獄吏說：“平常日子不覺得苦，今天和她們分開才是真苦啊！”魯秀的人都跑光了，他跑不掉，又往江陵跑，城上的人射箭，魯秀投水死了，屍體被撈上來砍了頭。
皇帝下詔讓右仆射劉延孫去荊、江二州，分辨誰對誰錯，就地進行獎懲，還打算分割這兩個州的地盤，討論設置新州。
當初晉朝南遷，把揚州當成京城附近的重要地區，糧食布帛啥的都靠這兒供應；荊、江二州是軍事重鎮，兵力都集中在這兒，一般都派大將鎮守。這三個州的人口占了江南的一半，皇帝覺得它們勢力太大，心裡不踏實，就想拆分。癸未日，把揚州東邊五個郡劃出來設置東揚州，州府設在會稽；把荊、湘、江、豫州的八個郡劃出來設置郢州，州府設在江夏；撤銷南蠻校尉，把營地遷到建康。太傅義恭建議把郢州州府設在巴陵，尚書令何尚之說：“夏口在荊、江二州中間，正對著沔口，和雍、梁二州相通，是交通要道。這裡一直是軍事重鎮，根基深厚，現成的城池，港口又大，能停很多船，還是設在這裡方便。”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後來荊、揚二州因為拆分元氣大傷，何尚之請求再把二州合並，皇帝沒答應。
戊子日，撤銷錄尚書事這個職位。皇帝忌憚宗室勢力太強，不想權力落在大臣手裡，太傅義恭猜到了皇帝的心思，就主動提議撤銷這個職位。
皇帝讓王公大臣和八座官員給荊州刺史朱修之寫信，讓丞相義宣自己看著辦。信還沒送到，庚寅日，朱修之就進了江陵，把義宣殺了，還殺了他十六個兒子，以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谘議參軍顏樂之等人。竺超民的兄弟按規定也該殺，何尚之進言說：“叛賊都已經逃跑了，隨便一個人就能抓住。要是竺超民反複無常貪圖利益，早就該把他抓了，這樣不僅能免罪，還能得個大義滅親的獎賞。可竺超民根本沒這個想法，從這點看他還算有點良心。而且他為官府保全了城池，守好了倉庫，老老實實等著被抓。現在要是連他兄弟都殺，那就跟其他叛黨沒區彆了，這事還是慎重考慮。”皇帝就赦免了竺超民的兄弟。
秋，七月丙申初一，發生日食。
庚子日，北魏皇子拓跋弘出生；辛醜日，大赦天下，改年號為興光。
丙辰日，又大赦天下。
八月甲戌日，北魏趙王拓跋深去世。
乙亥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冬天，十一月戊戌日，北魏皇帝去中山，接著又去信都；十二月丙子日，往回走，到靈丘，又到溫泉宮；庚辰日，回到平城。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節選自《資治通鑒》，記錄了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與劉義宣、臧質等宗室叛亂勢力的最終對決，以及戰後宋廷為削弱地方勢力、強化中央集權所做的一係列調整。從現代視角來看，這段曆史折射出權力鬥爭的殘酷性、統治階層的政治智慧，以及製度變革背後的深層邏輯，值得從多個維度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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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博弈中的人性百態：從叛亂者的潰敗看政治素養的重要性
臧質的“末路狂奔”：野心與能力的失衡。臧質作為叛亂核心人物，敗逃時仍攜妓妾、焚府舍，暴露了其格局的狹隘——既無戰略撤退的規劃，也無收攏人心的手段。最終靠蓮實果腹、荷葉片身，卻因鼻子露出水麵被射殺，結局充滿荒誕感。這印證了“野心需以能力為基”：他能煽動叛亂卻無法掌控全局，逃亡中連基本的生存智慧都匱乏，失敗具有必然性。
劉義宣的“鬨劇式垮台”：資質平庸者的權力悲劇。劉義宣作為叛亂名義上的領袖，堪稱“政治低能兒”的典型：關鍵時刻記錯翟靈寶的勸慰之詞，將“漢高百敗”說成“項羽千敗”，瞬間瓦解軍心——可見其既無曆史素養，也無臨場應變能力；兵敗後沉溺於與妾室的“分彆之苦”，對核心權力鬥爭毫無感知，暴露出其對“權力本質”的認知錯位。他的悲劇在於：被臧質裹挾登上權力賭桌，卻缺乏與之匹配的心智與決斷力，最終淪為權力遊戲的犧牲品。
魯秀、竺超民的“掙紮與妥協”：亂世中的生存選擇。魯秀試圖收攏殘兵再戰，竺超民則在送走劉義宣後堅守城池，二者代表了叛亂陣營中“尚有理性”的群體：他們並非徹底的投機者，卻困於陣營選擇的錯誤。魯秀投水而死、竺超民被特赦，結局的差異也暗示了——在權力清算中，“姿態”與“實際行為”比單純的“立場”更重要竺超民保全城池、等待收編的行為，被何尚之解讀為“觀過知仁”）。
宋文帝的“集權術”：以製度重構削弱地方勢力
劉義宣叛亂的本質，是東晉以來“荊、江強，中央弱”的格局延續。宋文帝的戰後操作，堪稱古代版“削藩”教科書：
分割強州，瓦解根基：將揚州浙東五郡劃出設“東揚州”，荊、江等八郡設“郢州”，直接分割了傳統強州的版圖與資源；選擇夏口而非巴陵）作為郢州治所，利用其“通接雍、梁”的地理優勢，強化中央對長江中遊的控製——體現了“以地理製衡地緣”的智慧。
廢除“錄尚書事”，收歸相權：錄尚書事本是宰相級職位，總攬朝政。宋文帝借劉義恭“主動請廢”之機取消該職，實質是削弱宗室與大臣的權力集中度，將決策核心收歸皇帝手中。這一操作既避免了“削權”的正麵衝突，又達到了集權目的，堪稱“政治手腕的典範”。
“旌彆枉直”的清算邏輯：恩威並施的統治術：對叛亂者的清算並非“一刀切”。劉義宣父子、核心黨羽被誅殺，體現“威”；竺超民兄弟因“保全城池”被特赦，體現“恩”。這種“區彆對待”既震懾了潛在的反對者，又為動搖分子留出“悔改空間”，本質是通過塑造“規則預期”來鞏固統治。
曆史鏡鑒：從這段叛亂看南朝政治的結構性矛盾
宗室與皇權的永恒張力：宋文帝既依賴宗室鎮守地方如劉義宣為荊州刺史），又恐懼其尾大不掉，這種“依賴與猜忌”的悖論，貫穿南朝始終。叛亂平定後，文帝進一步削弱宗室權力，卻也為日後“宗室內鬥”埋下伏筆——過度集權與製度性信任缺失，始終是南朝短命的根源之一。
地方與中央的資源爭奪：東晉南遷後，荊、江二州掌控了江南一半的戶口與甲兵，形成“經濟靠揚州，軍事靠荊江”的格局。文帝分割二州，雖強化了中央權威，卻導致“荊、揚因此虛耗”——可見製度變革若隻算“政治賬”而忽視“民生賬”，往往會引發新的問題何尚之請求“複合二州”被拒，也反映了文帝“寧傷國力，不縱地方”的強硬態度）。
結語：權力遊戲的“永恒法則”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啟示在於：權力的本質是“平衡的藝術”。臧質、劉義宣的失敗，源於對權力的貪婪與對平衡的無視；宋文帝的集權成功，卻也因過度傾斜於“控製”而埋下隱患。從叛亂者的荒誕結局到統治者的製度重構，最終都指向一個規律：任何忽視“實力匹配”與“結構平衡”的權力行為，終將被曆史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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