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梁武帝修建了同泰寺，又新開了大通門和它相對，這倆名字反著讀還挺押韻的。梁武帝從早到晚去寺廟，都從這個門進出。辛未日，梁武帝到寺廟舍身出家；甲戌日，才回到宮裡，然後宣布大赦天下，還改了年號。
北魏齊州廣川的百姓劉鈞聚集了一幫人造反，自己封自己為大行台；清河的百姓房須也自己封自己為大都督，占領了昌國城。
夏天，四月，北魏將領元斌之去討伐東郡，把趙顯德給殺了。
己酉日，柔然的頭兵可汗派使者到北魏進貢，還主動提出要幫忙討伐各路反賊。北魏這邊擔心他們反複無常，就下詔說天氣太熱了，讓他們等後麵的命令。
北魏蕭寶寅打了敗仗，相關部門建議判他死刑，皇帝下詔免去他的官職，讓他成為普通老百姓。雍州刺史楊椿生病了，請求辭職，朝廷又任命蕭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同時還是西討大都督，從潼關往西的地方都歸他指揮。楊椿回到家鄉，他兒子楊昱準備去洛陽，楊椿就對他說：“現在雍州刺史的人選，論能力確實沒人比蕭寶寅更合適，但他的上級輔佐官員，朝廷應該派自己的心腹重臣去，怎麼能讓他自己任命呢！這可是朝廷考慮不周的地方。而且蕭寶寅並不把當刺史當成多大的榮耀，我看他得到這個州之後，高興得過分了，處理賞罰等事務，都不按常規製度來，恐怕他有彆的心思。你現在去京城，要把我的這個想法告訴皇帝和太後，也跟宰相說說，讓他們另外派長史、司馬、防城都督去，想要安定關中，這三個人很關鍵。要是不派，肯定會有大麻煩。”楊昱當麵把這些話告訴了北魏皇帝和太後，他們都沒當回事。
五月丙寅日，成景俊攻打北魏的臨潼和竹邑，把這倆地方都拿下了。東宮直閣蘭欽攻打北魏的蕭城和厥固，也都攻克了，蘭欽還殺了北魏將領曹龍牙。
六月，北魏都督李叔仁去討伐劉鈞，把他給平定了。
秋天，七月，北魏陳郡的百姓劉獲、鄭辯在西華造反，還改年號叫天授，他們和湛僧智暗中勾結。北魏任命行東豫州刺史譙國人曹世表為東南道行台去討伐他們，讓源子恭代替曹世表當東豫州刺史。將領們覺得反賊人多勢眾，官軍力量薄弱，而且都是之前戰敗後逃散又重新集結起來的，都不敢出戰，隻想守住城池自保。曹世表當時背上長了個大腫包，病得厲害，讓人用轎子抬著出來，叫來統軍是雲寶，對他說：“湛僧智之所以敢深入咱們地盤當強盜，是因為劉獲、鄭辯在當地很有聲望，能給他當內應。聽說劉獲帶兵準備去迎接湛僧智，離這兒也就八十裡地；現在咱們出其不意，一戰就能打敗他，劉獲一完蛋，湛僧智自己就會逃走。”於是挑選了一些士兵和馬匹交給是雲寶，傍晚出城，等到天亮的時候就趕到了，對劉獲發起攻擊，把他打得大敗，然後又把剩下的黨羽都收拾了。湛僧智聽說後，就灰溜溜地跑了。鄭辯和源子恭關係不錯，就逃到源子恭那兒藏起來，曹世表把將領和官吏們召集起來，當麵責備源子恭，然後把鄭辯抓起來殺了。
北魏相州刺史樂安王元鑒和北道都督元衍一起去救信都。元鑒覺得北魏現在麻煩事多，就起了壞心思，於是占據鄴城叛變，投降了葛榮。
己醜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以前，侍禦史遼東人高道穆奉命到相州辦事，前任刺史李世哲生活奢侈放縱，不守法紀，高道穆就查辦了他。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軌當時在朝中掌權，高道穆的哥哥高謙之家裡的奴仆狀告主人，李神軌就把高謙之抓起來關進了廷尉大牢。大赦令馬上要頒布的時候，李神軌跑去跟太後說，要先把高謙之弄死，朝中大臣都覺得高謙之挺冤的。
彭群、王辯圍攻琅邪，從夏天一直打到秋天，北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劭派司馬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長史劉仁之帶兵去攻打彭群、王辯，把他們打敗了，彭群還戰死了。元劭是元勰的兒子。
八月，北魏派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去攻打鄴城。源子邕行軍到湯陰的時候，安樂王元鑒派他弟弟元斌之趁夜偷襲源子邕的營地，沒成功；源子邕乘勝追擊，包圍了鄴城，丁未日，把鄴城攻下來了，殺了元鑒，還把他的腦袋送到洛陽，元鑒的家族也被改姓為拓跋氏。北魏接著派源子邕、裴衍去討伐葛榮。
九月，秦州城裡的百姓杜粲把莫折念生全家都殺光了，然後自己管理州裡的事務。南秦州城裡的百姓辛琛也自己管理州裡的事務，還派使者到蕭寶寅那兒請求投降。北魏又任命蕭寶寅為尚書令，恢複他原來的封爵。
譙州刺史湛僧智在廣陵包圍了北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北魏將軍元顯伯來救援，司州刺史夏侯夔從武陽帶兵來幫湛僧智。冬天，十月，夏侯夔到了廣陵城下，元慶和直接獻城投降。夏侯夔想把這個功勞讓給湛僧智，湛僧智說：“元慶和是想向您投降，又不是想向我投降，我要是去受降，肯定不符合他的心意。而且我帶的這些人都是臨時招募的烏合之眾，不好用軍紀約束；您治軍一向嚴格，肯定不會有侵害百姓的事，接受投降、安撫歸附的人，您來做最合適了。”夏侯夔就登上城樓，拔掉北魏的旗幟，插上梁朝的旗幟；元慶和帶著士兵出城投降，城裡的官吏和百姓都平安無事，一共俘獲了男女四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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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說：湛僧智這人，那可真是個君子啊！他把自己長時間攻城作戰的功勞，讓給剛到不久的夏侯夔，知道自己的短處，不掩蓋彆人的長處，成功之後不居功，一心為國家考慮，忠誠又沒有私心，這不是君子是什麼！
元顯伯趁夜逃跑了，各路軍隊追擊，斬殺和俘虜了上萬人。皇帝下詔讓湛僧智兼任東豫州刺史，鎮守廣陵。夏侯夔帶兵駐紮在安陽，還派彆的將領去把楚城給屠了，從這以後，義陽往北的道路就和北魏斷絕聯係了。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攻打北魏的渦陽，皇帝下詔讓尋陽太守韋放帶兵去和他們會合。北魏散騎常侍費穆帶兵突然殺到，韋放的營地還沒建好，手下隻有二百多人，韋放摘下頭盔，下馬坐在胡床上指揮，士兵們都拚死作戰，個個以一當百，北魏的軍隊就被打退了。韋放是韋睿的兒子。
【內核解讀】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的下半年，南北政權的命運軌跡愈發清晰：北魏在“叛將迭出”與“中樞昏聵”中加速墜落，梁朝雖借北伐擴大疆域，卻因帝王沉溺信仰、戰略保守難成大業。這段曆史中，帝王的“舍身”與將領的“死戰”、官僚的“私鬥”與君子的“讓功”形成強烈對比，深刻揭示了亂世中“人性與製度”的複雜博弈。
梁武帝的“同泰寺舍身”：信仰包裝下的權力遊戲
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三日後還宮“大赦改元”，這場看似虔誠的宗教儀式，實則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表演。“大通門”與“同泰寺”的“反語相協”，暗示著帝王試圖將宗教符號轉化為統治合法性的密碼——通過“舍身”彰顯“慈悲為懷”，以“大赦”籠絡人心，在“崇佛”的外衣下鞏固皇權。
但這種表演難以掩蓋梁朝的戰略局限。此時北魏內亂已達頂峰，葛榮割據河北，蕭寶寅重掌關中卻心懷異誌，本是梁朝北伐的最佳時機。然而，梁武帝將精力傾注於寺廟而非戰場，雖有湛僧智、夏侯夔等將領奪取廣陵、渦陽等地，卻始終缺乏統一調度的全局規劃。梁朝的勝利多為“趁亂襲取”，未能轉化為對北魏腹地的致命打擊，暴露了“帝王務虛、將領務實”的治理斷層。
北魏的“叛將連鎖反應”：製度潰爛的必然惡果
北魏的崩潰在這一時期呈現“多點爆發”的態勢：樂安王鑒據鄴城叛降葛榮，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自立，相州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官僚體係的貪婪與宗室的不忠形成共振，將這個王朝推向深淵。
蕭寶寅的“重掌兵權”與楊椿的“預警”：楊椿離職前警告朝廷，蕭寶寅“得州喜悅特甚，賞罰不依常憲”，恐生異心，建議派遣心腹擔任其僚屬以製衡。但胡太後與魏主“皆不聽”，最終蕭寶寅果然在關中叛亂。這種“無視忠言”的決策模式，印證了北魏中樞已喪失基本的判斷力——當權力被寵臣如李神軌）把持，即便是顯而易見的風險也被刻意忽視。
源子邕的“鄴城之功”難掩全局頹勢：源子邕雖攻克鄴城、斬殺元鑒，卻無法改變“葛榮勢大、關中失控”的整體格局。北魏軍隊的勝利如同“救火隊員的零星撲火”，始終未能撲滅製度潰爛引發的燎原大火。更諷刺的是，平叛功臣往往淪為內鬥犧牲品：高道穆因彈劾李世哲，其兄高謙之便被李神軌誣陷致死，“赦令未出而先賜死”的操作，徹底摧毀了官員的忠誠底線。
亂世中的“人性光譜”：從“讓功君子”到“死戰將領”
在普遍的混亂與背叛中，個體的選擇更顯珍貴：
湛僧智的“讓功”超越私利格局：湛僧智圍困廣陵多日，卻將受降之功讓給夏侯夔，理由是“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且自己的軍隊“烏合之人不可禦以法”，而夏侯夔“持軍素嚴”能安撫百姓。司馬光盛讚其“忠且無私”，在“亂世爭功”的常態中，這種“功成不居”的胸襟尤為難得。這不僅避免了梁朝將領的內耗，更以“安民”為首要目標，展現出超越軍事勝利的治理智慧。
韋放的“死戰”的絕境勇氣：韋放在營壘未立、僅有二百餘人的情況下，“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率部“一當百”擊退費穆大軍。這種臨危不亂的膽識，與北魏“寵貴子孫”將領的“憂怖交懷”形成鮮明對比，印證了“真正的戰鬥力從不依賴人數，而在於將領的意誌與士兵的信念”。
曹世表的“破局”以智勝力的典範：麵對劉獲、鄭辯與湛僧智的內外勾結，曹世表抱病出征，抓住“劉獲欲迎僧智”的戰機，派是雲寶夜襲敵軍，一戰破敵。這種“直擊要害”的戰術，與北魏多數將領的“畏敵保守”形成反差，可惜這樣的人才在北魏已屬鳳毛麟角。
南北對比：“潰爛”與“停滯”的雙輸困境
這一時期的南北政權陷入奇特的“雙輸”：北魏因“製度全麵崩潰”而加速滅亡，梁朝因“戰略保守與帝王務虛”而錯失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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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問題在於“無法凝聚力量”——官僚貪腐、宗室叛降、將領無能，即便有源子邕、曹世表等少數能臣，也被龐大的腐朽體係吞噬；梁朝的問題則是“力量分散”——帝王沉迷宗教，宗室缺乏才乾，將領雖勇卻無全局戰略，北伐始終停留在“邊境拉鋸”層麵。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雙方都存在“人才壓製”的弊端：北魏的高道穆、楊椿因忠言被排擠，梁朝的陳慶之、韋放雖勇卻難獲絕對兵權。當“任人唯親”取代“任人唯賢”，即便是梁朝的局部勝利，也難以改變“南北對峙”的基本格局。
結語：信仰與權謀的虛妄，人性微光的價值
大通元年中後段的曆史，本質是“舊秩序崩塌期”的縮影：北魏的製度潰爛已不可逆，梁朝的“表麵穩定”暗藏危機。梁武帝的“舍身”與北魏的“大赦”，都是試圖以儀式感掩蓋深層矛盾的徒勞；而湛僧智的讓功、韋放的死戰、曹世表的智謀，則在亂世中保留了人性的尊嚴與文明的火種。
這段曆史深刻揭示：政權的存續從來不是靠宗教表演或空頭詔令，而是靠能否吸納人才、賞罰分明、體恤民生。北魏的滅亡與梁朝的局限，都印證了這一點。而那些在亂世中堅守原則、超越私利的個體，雖無法改變時代的走向，卻為後來者提供了“何為真正的力量”的答案——這種力量，無關權謀與虛名，而在於對責任的擔當與對他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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