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掛斷後，我站在窗前，看著外麵漸暗的天色。
城市像一張巨大的網，燈光是它的脈絡，而信息，才是真正的血液。
我們剛剛觸到了敵人的神經末梢
謝明遠的動作很快。
不到兩個小時，他就鎖定了那輛進入宏宇大廈的媒體車——《都市觀察》欄目組的公務用車，登記駕駛員為周濤，從業十二年，主攻社會紀實類報道。
他曾憑一篇《釘子戶的黃昏》拿下年度新聞獎，報道中沒有煽情，隻有鏡頭下那些被推土機碾碎的老屋門框，和一位老人蹲在廢墟前默默燒紙的畫麵。
這個人，不是槍手，是執筆的戰士。
“他不該被當成刀。”我說。
謝明遠皺眉：“可他已經進去了，和‘智策谘詢’的人見了麵，還帶走了幾份文件。”
我搖頭：“見麵不等於合作。我們要分得清，誰是持刀者，誰是被遞刀的人。”
我當即叫來朱誌國——聯盟後勤主管，做事穩重，最擅長以“非對抗方式”打開局麵。
我讓他以聯盟“非遺影像保護項目”協調方的身份，聯係《都市觀察》欄目組，邀請他們參與拍攝“老手藝人口述史”係列紀錄片，特彆強調盲人評彈藝人陳伯的故事。
“就說我們想找有深度、有溫度的媒體合作，不求曝光，隻求真實。”
朱誌國明白我的意思：不突兀，不施壓，用共同價值做引子。
第二天下午，周濤的聯係方式到了。
我約他在社區圖書館見麵，時間定在傍晚六點，正是陳伯錄製口述史的時段。
那天的圖書館很安靜，夕陽透過老式玻璃窗灑進來，照在陳伯花白的頭發上。
他看不見，卻坐得筆直，手裡摩挲著一把舊三弦，聲音低沉而清晰地講述著：“我八歲失明，十三歲學評彈，師父說，記不住詞的，就記不住命。我記了八十年，現在沒人聽了，但我還得說，不說，這段命就斷了。”
鏡頭緩緩推進，周濤站在角落，沒拿筆，也沒開錄音筆，隻是靜靜聽著。
他眼神變了，從職業性的審視，慢慢轉為一種近乎敬畏的專注。
結束後，我請他喝了一杯茶，坐在圖書館後院的老槐樹下。
“你們要發的‘黑幕’，是不是也有人沒告訴你全貌？”我忽然開口。
他一怔，抬頭看我。
我沒有逼問，隻是輕聲說：“你報道過強拆，見過人在廢墟前哭；你也拍過扶貧，知道一張照片能救一個孩子。可這次，他們給你的材料，是不是……太整齊了？”
他沉默了很久。
風穿過樹葉，沙沙作響。
終於，他開口：“有人匿名寄了三份材料，說是內部舉報。說你們挪用善款，打壓不同聲音，甚至……偽造項目成果。還附了照片，會議記錄截圖，看著像真的。”
“但你懷疑？”我問。
他苦笑：“我是記者，不是鍵盤俠。那些截圖，光影不對，邊緣有重影——是p的。而且，舉報信裡情緒太激烈，可數據部分又特彆冷靜，像兩個人寫的。”
我點頭，沒反駁，也沒自辯。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選在圖書館做這個項目嗎？”我望著院中那口老井，“因為這裡沒人吵，但什麼聲音都能聽得清。真相也是，它不怕安靜，怕的是被喧囂蓋住。”
他看著我，眼神複雜。
“我不打算發那篇報道。”他低聲說，“至少，現在不會。”
我沒有慶祝，隻是遞給他一張u盤：“這裡麵是我們這半年所有項目的原始記錄。你可以查，可以問，可以拍。如果最終你覺得我們有問題，我當著陳伯的麵，給你鞠躬道歉。”
他接過，沒說話，但手指微微發緊。
當晚，我召集許靜——聯盟財務顧問。
她是個極嚴謹的女人，連發票上的一個標點都要核對。
“把最近六個月的資金流向，全部拉出來。”我說，“不光是總數，每一筆支出，誰批的，用在哪，受益人是誰，全要清清楚楚。”
她隻問了一句：“公開？”
“全部公開。”我說，“我們不設防，因為我們沒得藏。”
那一夜，許靜帶著團隊熬到淩晨。
最終，一張長達三米的可視化資金圖誕生了：從一筆五百元的老人助聽器采購，到十萬級的社區技能培訓項目，每一分錢都標得明明白白。
我們甚至公開了審核流程的三級簽字記錄。
第二天清楚，聯盟公眾號更新。
標題隻有一句：“我們不怕查，隻怕被誤解。”
配圖是那張資金長圖，底下附言：歡迎監督，歡迎質疑，歡迎來查。
不到三小時，轉發破萬。
幾家獨立自媒體自發跟進：“這才是民間組織該有的樣子。”“對比某些‘權威發布’，這才是真正的透明。”
輿論風向，悄然轉動。
而我坐在辦公室，看著監控屏上“智策谘詢”服務器的訪問日誌——那條“清源行動”的指令發出後，已有多個媒體ip開始調取材料，但至今，沒有一家真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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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等的“爆點”，正在變成“啞彈”。
我靠在椅背上，閉上眼。
這場仗，我們還沒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