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晨三點，城市早已沉入夢鄉，可我的指尖還留著那通電話的餘溫。
“鄉土誌稿”這四個字像一根燒紅的鐵針，刺進我的太陽穴，又順著血脈遊走全身。
我坐在辦公室的舊皮椅上，窗外夜色濃稠得難以化開，隻有遠處高架橋上偶爾掠過的車燈，像流星劃過荒原。
父親臨終前反複念叨的那句話，此刻在我耳邊炸響：“咱們林家三代人守的不是一本書，是命根子。”
我點開何會長發來的拍賣行鏈接。
高清圖片拍得很考究——泛黃的宣紙封麵，墨跡斑駁，右下角蓋著一枚朱紅大印：“林氏宗祠光緒三十年藏”。
我一眼認出那是爺爺親手刻的印，邊角那一道裂痕，是六十年前暴雨衝垮祠堂時留下的。
它真的出現了。
二十年前那次“文化普查”，村裡老文書突然暴病身亡，緊接著村誌失蹤，父親為此跑了三年信訪，最後隻換來一句“資料遺失，無法查證”。
如今，它竟以三百萬瑞士法郎的價格，出現在日內瓦的拍賣台上，委托方還是一家注冊在開曼群島的“文化遺產信托基金”。
我冷笑一聲，手指猛地砸向桌麵。
李維漢的影子，就在這一頁泛黃的紙上緩緩浮現。
我立刻撥通李網絡追蹤員的號碼。
電話響了兩聲便接通，他的聲音清醒得不像這個時間點該有的狀態。
“已經查過了。”他說，“那個信托基金的ip地址，在三個月內七次接入‘新黎明計劃’內網服務器，最後一次登錄時間，就在村誌上拍前十二小時。”
我閉上眼睛，胸口像壓了塊石頭。
這不是巧合。這是挑釁。
他們不是想賣一本舊書，而是想把我們的根，明碼標價地拍賣給全世界。
天亮前，作戰會議在基金會地下會議室召開。
鄭商業仲裁員穿著筆挺的灰西裝，手裡抱著一疊文件，眼神銳利如刀：“我們要打的不隻是歸屬權，是道德製高點。”
“對方律師一定會說‘善意取得’，主張他們不知來源非法。”他翻開資料，“所以我們得證明——他們早就知情，且故意規避審查。”
我點頭：“音頻呢？”
“準備好了。”鄭先生眼神一沉，“陳世昌五年前在鎮上酒宴上的錄音，他說：‘一本破書換五十萬，誰說村裡沒油水？’當時有人用手機錄了一段，後來轉給了一個在外打工的村民，上周才被我們找到。”
“還有，”他頓了頓，“我們拿到了當年負責普查的檔案員銀行流水，一筆五十萬的匿名轉賬，時間剛好對得上村誌失蹤。”
證據鏈閉合了。
但我知道，法律程序再快，也趕不上一場拍賣的倒計時。
七十二小時後，那本村誌就會被某個匿名買家拍走，從此消失在私人收藏的暗室裡。
“得讓全世界知道這本書記載的是什麼。”我說。
周後勤支援官推了推眼鏡：“我們可以公開部分內容，發起民間響應。”
“不止是公開。”我站起身，目光掃過每個人，“我們要讓這本書記住的人，親手把它抄回來。”
“萬人手抄村誌”行動在當天中午上線。
我們把已數字化的村誌內容拆解成單頁，每一頁都標注出處與背景故事。
有人抄的是遷徙路線圖，有人寫的是祖訓家規，還有一頁，是光緒年間林氏先祖帶領村民抗洪的記述，墨跡斑駁，卻字字如鐵。
公告發出不到四十八小時，微博話題我在遠方抄故鄉衝上熱搜。
海外華人社團自發組織抄寫會，溫哥華的老人用楷書謄錄族譜，巴黎的留學生用法語翻譯節選，甚至有位盲人誌願者，用盲文一針一針“寫”完了整本序言。
第七天，我們收到了十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二份手稿。
它們被整齊打包，寄往日內瓦拍賣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駐外使館，每一份都附著一張小卡片，上麵印著同一句話：
“你們賣的是紙，我們傳的是根。”
輿論徹底反轉。
西方主流媒體開始報道這場“文化覺醒運動”，bbc稱其為“數字時代的文脈抵抗”，《紐約時報》評論：“當一本村誌成為全球華人共同的記憶容器，它的價值早已超越文物本身。”
第七十二小時，國際文化財產仲裁院宣布：暫扣拍賣，啟動歸屬權調查。
我站在基金會的落地窗前，看著新聞直播畫麵中那本靜靜躺在玻璃櫃裡的村誌，手指微微發抖。
贏了？還沒。
這隻是開始。
我打開電腦，調出李網絡追蹤員剛傳來的最新數據——那家開曼信托基金的服務器，最近一次數據上傳，目的地不是日內瓦，而是一個位於東南亞的離岸數據中心。
而且，ip地址的跳轉路徑中，出現了“新黎明計劃”核心防火牆的例外白名單。
他們還在行動。
我盯著屏幕，忽然發現一個細節：村誌掃描件的元數據裡，有一段隱藏水印，是一串時間戳和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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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5日，東經118.42，北緯31.26——正是當年村誌失蹤的夜晚，也是父親最後一次進縣檔案局的日子。
我猛地站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