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燈，但光得有人守。
這句話我寫在公開信裡，也刻進了自己的骨頭裡。
可當b7區那扇熟悉的鐵門出現在眼前時，我的心還是猛地一沉——門鎖已經熔成了一團扭曲的金屬，像被烈火舔舐過的殘骸。
玻璃碎了一地，踩上去發出細碎而刺耳的聲響。
三盞長明燈，兩盞熄了，隻剩下一盞孤零零地亮著，在滿屋狼藉中搖曳如將儘的呼吸。
牆上用黑漆噴著一行字：“偽神下台，真光當燃。”
觸目驚心。
我站在門口沒動，風從破窗灌進來，吹起地上幾張燒焦的紙片。
其中半片殘燈罩還嵌著一張泛黃的尋人啟事——是我五年前親手貼的第一張，父親失蹤後的第七天，我蹲在這間屋裡，一筆一劃寫下他的名字、年齡、衣著特征，貼上照片，然後整夜守著這盞燈，等一個不會回來的人。
如今，連這盞燈都被砸了。
我沒有報警。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一旦警笛響起，媒體就會蜂擁而至，鏡頭對準的是“前主席遭遇襲擊”，而不是“夜燈屋被毀”。
他們會把這場破壞變成一場鬨劇，或是英雄落難的悲情戲碼。
而我要的，是讓這件事沉下來，沉進每個人心裡。
十分鐘後，安保顧問趙先生到了。
他穿著黑色夾克，肩線筆直，眼神掃過現場時沒有一絲波動。
戴上手套，一句話沒說，開始拍照、取樣、檢查監控線路接口。
我知道他在想什麼——這不是普通的泄憤行為。
監控硬盤被撬走，手法專業；縱火點選在燈座下方，溫度控製精準，隻為毀物不引發大火；牆上的標語，字體經過刻意處理，留不出筆跡特征。
這是衝著象征意義來的。
而這間屋，偏偏是最不該被碰的那一間。
“是誰？”我終於開口。
安保顧問趙先生沒抬頭，隻低聲說了句：“查了備用電源記錄，斷電時間精確到秒。外行做不到。”
我攥緊了拳頭。
移交職務才七天，聯盟去中心化才剛起步，就有人迫不及待要撕開裂口。
他們不是在燒一間屋子，是在試探我們有沒有脊梁。
輪值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很快在雲端召開。
屏幕一個個亮起，創新專家孫先生第一個發言：“必須立刻啟動‘螢火響應協議’！百名誌願者同步點亮燈火，用行動告訴所有人——我們不怕。”
“情緒化重建等於變相認輸。”評估師張先生冷冷打斷，“我們現在缺的不是燈光，是判斷。三百七十一例模仿塗鴉，十七個分站收到威脅，ip分布全球六個節點。這不是自發行為，是係統性瓦解。”
爭論僵持不下。
我正要說話，畫麵突然閃爍，係統彈出紅色預警框：【新增威脅情報：美洲、東南亞、歐洲區域出現同步異常活動，初步判定為組織化網絡策應】。
培訓師劉先生的聲音輕輕響起，卻像釘子一樣紮進每個人的耳朵：“他們在測試我們——誰來按下啟動鍵？林致遠走了，輪值委員會能扛住嗎？還是說……我們已經成了沒有舵的船？”
會議室陷入死寂。
就在這時，安保顧問趙先生忽然關閉了我的麥克風，悄然遞來一張折疊的紙條。
我打開——隻有短短一行字：
ip溯源終點：李維漢海外基金會旗下安保公司，注冊地開曼群島。
手指瞬間發冷。
他沒動我，他在瓦解“我們”。
原來如此。
他不需要打倒我，隻要讓這座由信任與微光築成的塔，自己鬆動、崩塌。
他曾說過一句話：“製度不過是人的影子，影子沒了，光還在嗎？”
可這一次，我想讓他看看——光，未必需要一個持燈者。
我沒有申請調用主席權限，也沒有召集特彆會議。
第二天清晨，我以排班員身份向係統提交了一份《b7區複原方案》，標題樸素得近乎笨拙：《種一盞燈》。
方案內容很簡單：不用捐贈物資，不搞儀式重啟，也不對外發布聲明。
隻做一件事——邀請過去五年曾在b7區留下故事的三百二十六位訪客，每人帶回一撮灰燼，種一株耐寒的燈芯草。
創新專家孫先生看到方案時幾乎跳起來：“太慢了！三個月才能見綠！我們要的是回應，不是園藝！”
我說：“那就三個月。我們要讓人記住，修複比毀滅更費時間。”
令人意外的是，委員會全票通過。
當晚，我獨自回到空蕩的b7區。
清理完最後一塊碎玻璃，我在屋子中央架起那台老舊的投影儀——它曾記錄下無數個夜晚的低語與淚水。
按下播放鍵，畫麵開始晃動：一位老人顫抖著念完給亡妻的家書；一個小女孩趴在桌上畫全家福，爸爸的位置空著；還有那個流浪歌手，五音不全地唱著跑調的《歸途》，卻被一群人輕聲跟唱……
光影斑駁，映在焦黑的牆上，像一場未完成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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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夜色濃重，風穿過殘破的窗框，發出細微嗚咽。
我坐在那裡看了一整晚。
第三夜，我值通宵班。
淩晨一點，門外傳來腳步聲。
很輕，但節奏穩定，像是習慣黑夜的人。
門被推開一條縫，一個人影站在外麵，穿著便服，肩上背著戰術包。
我沒起身，隻是望著那束逆光中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