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朝廷由下到上的各種底層服務，都由裡甲來承擔，或者說由裡甲製度來保障。
由裡甲承擔的各種服務性義務被稱為役。在明代，役的範圍遠超一般的勞役，譬如為各級政府部分提供仆役，從底層的縣衙一直到京師的六部。具體的項目有門子、弓兵、信使、轎夫、膳夫、喇叭手，甚至獄卒、巡捕這種一般認為公務員的崗位，也是都是從裡甲民眾中僉派的。
從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出，明代為官府服務的人員，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文化水平也極為有限，更重要的是，他們所從事的是一種勞役，而非一個職業，沒有任何職業精神可言，隻是為了應付裡甲的僉派。
這種裡甲以及役法製度的訂立，不是腦門一熱的胡思亂想，而是為了適應農村經濟的具體情況。大規模差役的征用，正好解決了農村閒散勞動力，省的他們無事生非。同時物資征收也使得地方的產品直接作為稅收上交，而不需要經過市場行為換成貨幣，杜絕了奸商賺取差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項開支，特彆是後勤開支，都直接依賴於裡甲的供給，這樣簡化了後勤保障流程，節約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當政府所需的各種服務保持不變，那麼稅收和差役的量是固定的，民眾對於勞役也是可以預期的。隨著王朝穩定發展，政府的職責日趨完善，行政機構日益龐大，所需要的服務種類越來越繁多，量也越來越大，再加上統治階級的需求日益增多，無論是朝廷的必要服務還是貴族的窮奢極欲，都讓差役量大大增加，而農村的經濟發展遠遠跟不上欲望膨脹的腳步，日趨減少的稅收讓勞役的對價越來越少，甚至到要求民眾無償服務。
隨意、無休止地攤派勞役，造成的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逃離本地，另謀出路。縱然明代規定不得隨意離開戶籍所在地，遠行要出具路引一類的憑證，但也無法阻止百姓為了活命的逃亡。
人口減少，勞役依舊，那麼留下來的人將負擔得更多，這進一步加劇人口流失。逃避差役的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承佃官田。官田雖然田賦頗重，但不必承擔差役，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有投效到有差役優免特權的官宦人家，憑借主家的庇佑，逃脫差役之苦。總而言之，最終的一切都是有些田地的小民百姓承擔。
對賦役進行改革，在明代中期便已經開始了，譬如均徭法、金花銀以及一條鞭法。一條鞭法作為一種全國性的製度，代表了十六世紀統治階級試圖實現一種理想社會狀態的一係列措施和行動：紛繁複雜的各種差役完全被取消，裡甲製度不複存在，各種形式的人頭稅都並入到田賦之中。民眾統一支付貨幣來履行納稅義務。
將賦稅與差役分離，將差役攤入田賦之中，朝廷利用征收上來的賦稅，支付貨幣或其他等價物來換取服務。這樣一來，田多者，稅多，田少者稅少，無田者無稅。
若有一技之長，能夠為朝廷提供所需服務，便可賺到一份養家糊口的錢糧，而且還可以把這門手藝傳承下去，成為一項賴以謀生的技能。如此一來，朝廷的服務都有專門的人員提供，服務的質量也能夠得到保證。另外，朝廷所需的各項實物，都通過商品交易從市場上購買，雖然給了奸商謀利的機會，但是無疑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活躍了市場。
將差役攤入田賦之後，再將田賦貨幣化，轉換成統一的貨幣，這樣更便於轉運。貨幣化之後，所消耗的運輸成本可遠遠比實物要小得多，而且不必擔心運輸途中的損耗，從而減少了民眾的繳稅負擔。貨幣賦稅的征收，特彆是白銀征收，需要處理的問題便是火耗，即將碎銀熔煉成銀錠所損失的部分。
隨著海外白銀的不斷流入，市場上流通的白銀日益增多，為賦稅的貨幣化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一條鞭法改革的理想，最終沒有實現，受製於種種因素，各個地方的改革程度深淺不一，究其原因在於明代固有的財政結構不適應徹底的重組。在明代的政治體製下，除了皇帝之外，沒有一個專門的中央機構來管理財政。雖然設立有戶部尚書，但是他隻是負責管理日常事務，執行既定的財政政策。對於收什麼稅、花多少錢，他無權決定，財政管理的大小事務若沒有皇帝的同意，他根本無法行事。
雖然除了皇帝之外，沒有人對財政的運行情況承擔切實的責任，而朝廷中的各種人物，譬如給事中、禦史、各部尚書、侍郎等，卻都可以對財政情況提出意見，並由皇帝進行裁決。然而，這些人，包括皇帝，都沒有財務方麵的專長，對於財政的認識和管理，大多時候都是基於樸素的認知。
因此，儘管有人想到了很好的改革政策，但是缺乏係統的認識，對於可能涉及到各個方麵沒有全麵顧及，導致出現不程度的混亂，甚至最終受到利益受損者的攻訐或誣告，被迫停止改革，進而丟官乃至失了性命。
此外，基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論，明代的財政製度並沒有明確區分國家的收支與皇帝的個人收支的關係，所以皇帝或者宮廷的開銷與朝廷的公共財政密切相關。大臣對於財政的意見，往往指責宮廷支出過多、賞賜過濫。然而，這樣的抗議往往招致皇帝的反感，在辭職威脅、上天示警等手段用儘之後，朝臣也無計可施，財政製度依舊混亂如前。
總的來說，明代賦役製度的改革，不僅僅是財政製度，更涉及到政治體製問題，絕不是一蹴而就，設立一個機構、換幾個官員能夠的解決的，需從長遠考慮。
想了這麼多的東西，朱標覺得事情千頭萬緒，一時間不知從何處下手。不過他心裡清楚，現在還不具備進行賦稅改革的客觀條件，自己手中的權力還不足以對抗利益集團，眼下最重要的是穩住朝廷的局麵，再進一步實現高度集權。然而，擋在皇帝集權路上的最大障礙就是丞相製度，如何名正言順地收攬權力，是朱標今後一段時期的頭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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