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號上的會議室裡，趙新和安保部六人組正在說著子彈生產設備的事。不過這次隻是大家湊在一起閒聊的吹風會，並不是正式會議。
趙新喝了幾口茶水，這才說道：“我就是在下訂單的時候，跟安德魯提了一句。結果他第二天就告訴我，說是有一家公司已經維持不下去了，打算關門，原有的設備準備拍賣處理。他問我要不要。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王遠方一邊吃著趙新帶回來零食，一邊問道：“價格呢？貴不貴？”
劉勝道：“班長，能有就不錯了，還關心什麼價格啊。”
趙亮說道：“你們上次在熊島用了的那些彈殼，我抽空複裝了幾個試了一下，效果還不錯。”
“不急，這次我跟安德魯那邊訂的數量怎麼也夠用一陣子的了。”趙新又撕開一包零食，分發給眾人，這才說道：“另外，連通西拉河兩岸的事要加快了，這個我一會找老陳說一下。”
“你是說修橋？”劉勝嘴裡嚼著東西，含糊不清的說道。
“不，我的意思是先開通兩岸的渡船。”趙新搖搖頭才說道：“造橋的事太專業了，咱們現有的那些三流木匠我覺得夠嗆。”
丁國峰問道：“現在雷神號上的人已經走的差不多了，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這次可得叫上我一起去。”
“也就這幾天了。放心，這次你和吳思宇都過去見識一下。”趙新笑著，伸手拍了怕丁國峰的肩膀。。
鄧飛插嘴道：“彆急，人都下船後，還得做一次貨艙的清潔。”
這事在座的人都沒意見，話說幾千人的吃喝拉撒都集中在兩個貨艙裡，那味道不提也罷。
趙新掏出包煙，散了一圈。等丁國峰給他點上，抽了兩口，這才說道：“這次接完人，我打算先去趟北海道，再去長崎。咱們不能隻守在這裡閉門造車，得把貿易做起來。”
吳思宇問道：“那邊的情況你了解嗎？”
“不太了解，具體怎麼樣看看就知道了。這次去的目的就是先和蝦夷人搭上線，然後再說怎麼辦。”
“蝦夷人又是什麼人？”王遠方問道。
“他們也叫阿伊努人。島國幕府那個將軍全稱是‘征夷大將軍’，那個‘夷’就是指的阿伊努人。說起來，這些人才是北海道的原住民。”
聽了趙新的解釋，丁國峰好奇的問道：“你找那些人乾嘛？”
趙新掃視眾人，繼續解釋道：“皮貨啊。那些蝦夷人手裡的皮貨多著呢，我們先從他們那裡交換皮貨，然後再去長崎和清朝商人交易。明白了吧？”
說是要去長崎貿易，可趙新沒有信牌，他也搞不到信牌這種東西。這就有點難辦了。
關於信牌的原委，其實要從康熙五十四年說起（1715年，幕府八代將軍在位）。
幕府為了阻止日益外流金銀銅資源，規定每年赴日貿易的中國商船上限是三十艘，即南京、福州、寧波計二十一艘，其他如廈門、台灣、廣東、交趾、暹羅、交留吧共計九艘。
所有中國商船的貿易總額限定為六千貫，平均每艘船約一百九十一貫；每年棹銅（zhao，四聲，劃船用的，短的叫楫，長的叫棹。島國商人把精銅熔煉成船槳的樣子）的輸出總量不超過三百萬斤；限額內的中國商船實行編號管理，每年按編號發給信牌，有信牌且編號符合者才準許進港貿易，否則直接哪來回哪去。
這就是著名的“正德新令”。
（那些動不動就描寫跑到長崎販賣人口的全是胡扯，不提幕府根本不允許國民出海，先說港口你都進不去。除非上來就開打，但打完的結果很難說。）
由於貿易限定，且必須通過信牌才能入長崎港交易，因此在清朝就引發了“信牌風波”。
正德新令施行後，當年得到信牌的，主要是以江浙商人為主的四十二條船。等他們回國後，一幫沒拿到信牌福建幫船頭就向寧波府鄞縣知縣起訴，告江浙幫船頭接受帶有日本年號的信牌，乃是奉外夷為正朔，實屬忤逆朝廷。
說白了就是純粹的羨慕嫉妒恨。我拿不到，我也不能讓你拿到。
案子遞到了時任浙江巡撫徐元夢的手中，徐元夢認為江浙商幫“以中國商船受長崎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體，相沿日久，定生弊端。”
因此，江浙商人的四十二張信牌便全部被浙江海關監督沒收，而且清廷九卿還準備商議定罪。
不過當時的康熙還算明白，他在上諭中說：“此牌票隻是彼此貿易之一認記耳，並非行與我國地方官之文書……我國海關官員給與洋船牌票，亦隻為查驗之故，並非部中印文及旨意可比。”
康熙的意思就是，浙江巡撫及朝廷各部不了解貿易內情，小題大做，勢必影響商人貿易，於是下令將原票還給江浙商人，照常貿易。
其實，康熙這麼做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清廷極為缺銅，銅錢的鑄造數量缺口很大。所以島國的棹銅就必須要通過這些江浙商人運進來。
（前文所提到的沈敬丹，就屬於江浙商幫）
所以雷神號到了長崎的話，想要貿易就隻能硬來。
即便是趙新找了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送給幕府（比如給將軍送大象，這個真有人乾過），換得“褒獎信牌”的話，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進港。
他可沒有這個時間！沒辦法，不給信牌那就免費送炮彈。
趙新想著想著，就開始歪樓。
他又想到接下來的問題，去了長崎可以跟清朝商人做哪些貿易？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唐船的主要貿易商品是提煉出的金砂或是金錠。承擔運輸的鄭家船隊將這些金子運到印度的科羅曼德爾海岸進行交易，可獲取20%~40%的利潤。但當清朝完成統一，尤其是攻下了台灣島滅了鄭氏之後，幕府便立即停止了金錠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