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眼圈泛紅，長歎道：“六、七萬人啊！”
事實上何止六七萬，當年江陰守城時算上城外趕來幫助守城的鄉民，一共有二十多萬人，城內所有男女老少都上場作戰。而當城破之時，城中婦女全部自儘，老人、兒童儘皆自焚，隻有53人因自殺來不及，被清軍強行救了下來。
這段曆史被記載於無錫文人計六奇的《明季南略》裡，因康雍乾三代的文禁，一直未能出版，僅有手抄本存世。曆史上直到嘉道年間文綱稍弛才能出版，但也不全。
今天在座眾人都是喜好藏書的，而且江陰和揚州僅一江之隔，所以除了焦循、鐘懷和黃承吉外，其他四人都曾私下看過這書的手抄本。
年歲最長的段玉裁輕咳了一聲：“諸位，都坐下說話吧。”
此言一出，各懷心思的眾人這才紛紛落座，不過因為年齡，中舉時間不同，又重新排了座次。
在場的人裡，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所以論資排輩，段玉裁便坐了左首頭把交椅，汪中坐了右首的頭把，之後依次是劉台拱、洪亮吉、江藩、焦循、鐘懷、黃承吉。
之後坐守徐莊的王長生便帶著手下上了茶點，又跟汪中耳語幾句，這才紛紛退下。
清代漢學自顧炎武開山以來，由閻若璩、胡渭奠基，惠棟開創，至戴震集其大成，以至頂峰。而從乾隆中葉開始，隨著四庫全書館開館，帝王“治道合一”的形象塑造臻於極致，徹底掌握了文人的話語權。而文人們再也不敢議論朝政，點評政治是非，於是在學術發展上便出現了“人人許鄭，家家賈馬”的盛況。
無數學者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埋頭考據，認為典籍越古越真，所謂“凡古必真，凡漢必好”，與著重於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不同，形成了後世著名的“乾嘉學派”。
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影響最大。吳派的特點就是搜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證明。簡而言之就是“隻要漢朝的典籍就是好的”；皖派則重視三禮中名物製度的考證，從音韻、文字學入手了解古書的內容和涵義。
而揚州學派既繼承了吳、皖兩派的特點，又發展和超越兩派之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一派以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為首，源頭雖然是戴震，但卻自成一體。
這一次射陽湖的聚會，除了在京城當吏科給事中的王念孫和在家閉門讀書的王引之父子，以及正在京城留館的阮元外，揚州學派的人已經基本到齊，還多了一個吳派的洪亮吉。
從儒家學問上來說，在場的眾人不管是老的還是年輕的，不管是現在還是曆史上，都是乾嘉學派中有名的經學大家。
從個人鑽研的偏好來說，段玉裁是文字訓詁（研究古漢語詞義），汪中主攻古今製度沿革，洪亮吉擅長輿地，劉台拱偏於天文音律，江藩精於《易》，而焦循、鐘懷、黃承吉三人則是數學。
曆史上的乾嘉學派發展到後來，其研究的內容已經無物可考，乃至與社會現實完全脫節，成了為了考證而考證。
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窮儘天下聰明智慧，搞出來的那些東西於國家強盛屁用沒有！這種“精神”延續到後世，“茴”字的四種寫法算什麼，連《紅樓夢》都能給考據出個陰謀論來！
段玉裁是做過縣令的人，麵對已經亮出身份反清的汪中實在不知如何開口。他斟酌了半晌，這才向汪中問道：“夫人和孩子都還安好？”
汪中微笑道：“都好。”
他的兒子汪喜孫今年剛三歲，夫人朱氏是第二任老婆。原配孫氏因為早年間婆媳關係太差，家務事什麼都不做，於是事母至孝的汪中隻得出妻。
劉台拱為人一向沉默寡言，不過麵對如此尷尬的場麵，還是開口道：“容甫兄，你在信中提及欲挽救道統於危亡，此話何意？”
汪中端起茶盞抿了一口茶，潤了潤有些發乾的嗓子，語出驚人道：“諸位，眼下正值千年未有之變局，北麵的滿清皇帝已經是危若累卵。如今天降聖人，北海屢敗朝廷大軍，東征倭國，西懲羅刹，如今南北縱橫，治下屬地已超萬裡.”
在座眾人聽了，頓時麵露愕然。清廷封鎖關外消息，隻說外夷入侵，盤踞白山黑水。大家雖然知道的消息不多，可也不是傻子。但北海鎮到底是個什麼樣，誰也不知道。
段玉裁拈著胡須道：“即便如此，也不過是王朝興替，何談千年未有之變？”
汪中道：“這也是汪某這次延請諸位的主要原因。如今北海鎮武力太盛，千餘人可破朝廷兵馬萬人而不傷分毫，然則其製度又是另起爐灶。中身在北海兩年，所聞所見就是翻遍典籍也無先例。
如今那趙王數次討伐倭國，朝野聞其名都是噤若寒蟬，不敢違逆。更有倭國偽儒，憑借西洋人之微末學識，紛紛投奔麾下效力。若是長此以往，等北海入關問鼎之日，便無我等士人存身之地了。”
眾人聽到汪中言之鑿鑿，篤定滿清將亡，都是震驚不已。
江藩拱手道：“容甫前輩，北海鎮究竟是何底細，能否給在座諸位講講呢？”
於是接下來，汪中用了差不多一個時辰，對眾人細細講述了他眼中北海鎮的上上下下，裡裡外外。其間眾人有時讚歎，有時不屑，有時撫掌擊節，有時竟相顧悚然。
彆看今天來的這些人一個個都跟田園隱士一般，其實都是有心功名，奈何就是時運不濟。事實上汪中這次要是不寫信召集，曆史上到了後年洪亮吉就會高中榜眼。
話說在儒家“內聖外王”的政治追求中，“內聖”是修身，“齊家”隻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礎；而最高理想則是“治國”、“平天下”。
古代讀書人參與實際政治的本身就是傳統士人的政治理想之所在，這種參政行為不僅是一種功利行為，更多的則是因其與“內聖”聯係在一起，是實現人生最高境界的途徑。
儒家學說既是一套體係信仰，也是一套政治學說。而政治化的儒學為中國的君主統治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據，原始儒學也為士人階層提供了通向官場之路的依據和終極的精神寄托。
洪亮吉越聽眉頭皺的越緊，雖然汪中講了大鐵船、高聳的煙囪、日夜不停的鐵水、機械耕地等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新事物，可他還是敏銳的察覺到了北海鎮的治政手段。
以機械代替人力耕種，導致大批農業人口放下農具進入工場和軍隊，雖然聳人聽聞，但也可以理解。
然而政權下鄉、從大字不識的農民中培養大批不懂儒學的底層事務性官員、不搞科舉、不以儒家學問為教育核心、軍人識字等等，都讓他漸漸明白了汪中在擔心什麼。那位趙王把這套手段使得得心應手，一旦其問鼎登基，天下將變成何等模樣？士人的存身之地何在？
想到這些，洪亮吉頓覺不寒而栗，額頭上的汗珠唰的就冒了出來。
話說在傳統的“士人政治”形態中，由於“士”和“大夫”是官僚的基本來源，因此“道統”與“政統”是一體的。一旦科舉製被廢除，道統與政統便會隨即分離，作為載體的儒家就會跟政治脫離。而“四民政治”的解體對於所有士人而言，不啻於一場天崩地裂的災難！
千萬彆以為士和知識分子沒區彆，這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本質上是儒學政治的崩塌。士人集道統與政統於一身，有務本的責任，既要澄清天下，也要落實人心；而知識分子由於道政分離，某種程度上隻能承擔研究學術的責任。
後世的梁啟超在寫給兒女的信裡，就展現了過渡時期士人與知識分子的心態異同。他自稱那時“天天在內心交戰苦痛中”，“因為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願見的人也要見，不願做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於國家，良心上實在過不去。”
到最後他隻能采取妥協的辦法，就是對政治議而不參。根都沒了，能不痛苦麼？
本章完